一、 飲酒時尚特色

酒，在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時代，似乎都佔據著飲品的主流地位。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中，酒被賦予了豐富多彩的意蘊，從而具備了與眾不同的價值、意義和功能。在魏晉時期，酒的功能和價值顯得尤為突出，整個社會縱酒狂飲成風，對於士人階層而言，酒更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伴侶，並表現出以下特色。

1、痴

《世說新語•任誕》第 24 則記載：孔群好酒，“嘗書與親舊曰：‘今年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櫱事。’”當時農夫種田的一般情況是：“夫田種者，一畝十斛，孔群（晉鴻臚卿，主管外交的官，九卿之一）田得七百斛秫米，也就是說得七十畝田的秫米，按魏晉度量衡制 6 斛合今為 1.2138市石，242.86 市斤計算，700 斛合今約為 141.61 市石，28333.67 市斤，約14噸多。這麼多秫米，不知可釀多少酒，他還嫌不夠。王導問他：“卿何為恆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小甕）布，日月糜爛？”孔群卻說：“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可見，孔群對酒可謂痴迷甚深。

眾人皆知劉伶縱酒放達，其妻勸他斷酒以養生，他假裝答應，請婦具酒肉，以便他在神前起誓。劉伶跪而祝道：“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說完，將酒肉吃盡，隗然而醉。可謂痴性難改。王坦之之子王忱更是“酒鬼”，他在荊州一飲連日不醒，竟是死在酒上的。

2、狂

竹林七賢中，阮籍為首，其狂放不羈也是鶴立獨出。《世說新語·簡傲》第一篇就講到，晉文王司馬昭功德盛大，舉行宴會，坐在席子上態度嚴肅莊重，有王者風範，所有人都正襟危坐，唯有阮籍，箕踞而坐，嘯傲歌詠，縱酒狂飲，神情自若。

阮籍

阮籍在司馬昭面前居然如此目中無人,狂氣可掬。更有甚者，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遭到別人譏笑,他卻不以為然地說：“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褌衣，諸君何為入我褌中 ！”（褌：褲子）。現代社會流行裸奔，想不到彼時已有人敢於裸飲，此種狂態沒有一點敢於承受天下白眼的勇氣恐怕是做不來的。

3、怪

阮籍的家人飲酒也是獨出心裁，“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群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同宗家人聚集飲酒，都不再用常杯而用大甕裝酒，相向共飲，甚至連群豬也跑上來湊熱鬧，而人卻照飲不誤，形成一幅人豬共飲圖。這恐怕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劉伶，常乘一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一路喝酒不停，謂“死便埋我”。此種行為實在超常。其後必定有深層的原因。

二、社會原因及生理需要

魏晉戰亂頻繁，整個社會黑暗而混亂，死於非命的士人數不勝數，尤其是嵇康之死，如陰影一般籠罩在士人心頭。人人心頭裡蒙著一層恐怖與肅殺。而面對黑暗的社會現實，他們又無力改變，內心清醒又極其痛苦。酒中的乙醛對中樞神經有麻醉的作用，能夠緩和人的憂慮和緊張心理，增強安定感，提高生活的興趣。飲酒後表現出來的興奮其實是大腦的抑制功能被減弱的緣故，因此飲者會失去不同程度的自制，同時辨別力、記憶力、集中力及理解力會減弱甚至消失，視力也會出現障礙。

狂士們認為這種感覺能引領他們進入一種虛幻境界，體味到難以言至的美感，得到一種物我統一，還原自我的真趣，沒有任何羈絆。

正如，《世說新語》中王衛軍雲：“酒正自引人著勝地。”

王坦之嘆言：“三日不飲酒，覺行神不復相親。”

王蘊曰：“酒正使人人自遠。”

三、 飲酒時尚心理

酒是一種可以緩解痛苦的麻醉劑，引得士人對酒如此痴迷，但為何他們又產生這些狂怪的行為呢？如果說這是一種人類天生所具有的，對新鮮事物渴求、對陳舊事物厭惡的基本傾向的話，那這種行為表現得也太超常、太怪異、太強烈了。西方心理學將時尚看成是人們對現行社會形式的束縛和制約的厭惡與反叛情感的一種表達方式，認為它是一種增添自身吸引力的企圖，特別是當自我完整性受到損害時更是如此。

人們所以追求時尚，是因為時尚在心理上為人們實現“那些在生活中未能實現的願望”提供補償的機會，這與想得到社會承認的利己主義願望有著極大的聯絡，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自卑感，實現了自我擴張的願望。從某種程度上說，人們對現行社會的束縛和制約的厭惡、反叛情感越強烈，自我完整性受到的損害越嚴重，人們追求時尚，敢於創新，喜歡標新立異，期望鶴立獨出，以及渴望社會關注的情感就會越強烈。魏晉士人恰恰處於這種強烈狀態下。

1、彌補心理

兩漢唯儒術獨尊。儒家的倫理道德規範成為士人終身奉行的人生準則。忠於君忠於朝廷，被視為此時士人之理想人格。他們的職責是維護國家政權的統一，做一個“聖臣”、“良臣”、“忠臣”、“智臣”、“貞臣”、“直臣”，這在劉向的《說苑·臣術》中有詳細的論述。歸根到底，其基本精神便是一切為了君王。

但東漢末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來大一統的政權變成了一個由宦官和外戚專權的腐敗政權。君王成為一種名存實亡的擺設。士人屢次上疏反宦官反外戚，卻屢次地失敗，他們履行“六臣”的職能受到阻礙，而且他們努力的結果卻是殺戮和監獄，尤其是兩次黨人事件，可以說使士人對現存社會產生了絕望、厭惡甚至反叛的情感。魏晉時期，社會愈加混亂，國家分崩離析，政權不斷更替，要履行“六臣”根本不可能，他們的自我完整性受到嚴重損害，他們找不到實現自我價值的空間，找不到服務的物件，成為了社會的“多餘人”，得不到應有的重視。飲酒似乎成為了他們唯一能做的事情，從中得到情感的宣洩，但一味的飲酒並不能給他們帶來更大的生存空間與個人行為的自由。出於補償，他們在飲酒上表現出過度的、誇張的行為，引起他人注意，從而彌補他們在政權中被剝奪的重要性、實在性和這個階層的社會權力。

打個比方，我們知道妓女的生活方式屬於被消滅之列，可她們反而常常成為了時尚的先驅。“街頭妓女”的服飾露臍裝、低腰褲、內衣外穿、魚網襪、露無可露的吊帶背心、短到不能再短的迷你裙、超過膝蓋的長統靴……統統成為了女孩子們爭先恐後的時尚。好萊塢大道紅燈區妓女的廉價打扮成為摩登女性化的性感裝束。再如以“妓女”為題材的電影似乎從來都不寂寞。不僅在好萊塢備受青睞，臺灣金馬獎、香港金像獎、日本釜山電影節、威尼斯電影節等重要獎項，也對妓女題材的電影情有獨鍾。有關妓女的時尚受到了全世界的矚目，其原因就在於她們有濃厚的個性化色彩，與眾不同，且有著某種與社會、命運相反抗的精神。她們所遭受的苦難及“低賤的社會地位使她們對每一件合法的事情、每一種長久的制度有著公開的或潛在的仇恨。她們對外表無休止的求新求變其實天真率直地表達了這一種仇恨。在這種對新奇的、前所未有的時尚的追求中，在對異類的不寬容中，存在著一種破壞衝動的美學形式，這種美學形式對那些過著低賤生活的人而言是一種特別的因素，只要他們的內心還沒有被完全奴役的話。”

這是德國思想家西美爾在他的《時尚的哲學》一書中提到的一段話。魏晉之際的士人與妓女有著某種共通之處，雖然其社會地位較妓女要高，但在那樣一個朝不保夕、危如累卵，且不能發揮任何作用的政權社會，其內心與妓女相比要痛苦得多，他們用一種怪誕的甚至醜陋的飲酒方式反抗這個政權社會，以此證明自己的存在，重獲不斷失去的心理平衡。而這種行為恰恰形成了一種別樣的美學形式。

2、反叛心理

由儒家思想建立起來的一套人倫關係，行為準則，是非標準，在魏晉時已經跟不上時代的步伐，不能適應變化了的現實生活，在他們的領域不但變得毫無作用，反而顯得越來越僵化、繁瑣、缺乏創造力。尤其在守孝這一方面，各種繁文縟節嚴重製約了人性的發展。《孝經·喪親章》上說：“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慼之情也。”“食旨不甘”，通常的理解是蔬食水飲，不飲酒，不吃肉，從行為上表達一種哀慼之情，用禮制情。《世說新語·德行》就記載到王戎遭遇母喪時的形容，謂其“雞骨支床”、“哀毀骨立”，瘦削得像雞骨頭一樣支撐於床蓆之間，哀痛毀行瘦得像根立著的骨頭，甚有“氣竭而息”之貌。

顏之推在《顏氏家訓》卷二中也記載了此類故事，並對其進行了評價：吳郡陸襄，父閒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姜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掐摘供廚。江寧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為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親以噎死，亦當不可絕食也。

全文意思是說：吳郡的陸襄因其父被斬首而終身穿布衣吃蔬食，即便是姜菜，如果被刀切過，他都不忍心食用；平時在家也只是用手指掐摘的蔬菜供廚房之用。江寧的姚子篤，因為母親死於火災，便終生不吃烤熟的肉食。豫章的熊康，因父醉酒被殺，便終生不再嘗酒。這已經達到了一種不近情理的地步。顏之推對此評價認為禮節是因人的情感需要而設立的，報答恩情也要根據事理來決斷。假如雙親中有因吃飯而噎死的，子女總不見得因此而絕食吧！一個社會，如果沒有共同的倫理道德觀念的約束，這個社會便只能是一個混亂的社會，但如果倫理道德觀念對於情感的約束到了極端的地步，壓制了人類感情的正常表達，便只能導致悖於常理的行為。這其實就是人性對社會的反叛，而這種反叛的心理正是各種時尚發展的源泉。阮籍即是此時反叛行為的領潮人。

《世說新語·任誕》中記載了阮籍重喪飲啖的行為：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發坐床,箕踞不哭。……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 。”文王曰 ：“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 ！”籍飲啖不輟，神色自若。

阮籍遭母喪，是重喪，按規矩，他得戴孝三年，期間嚴禁飲宴。而他卻在母親下葬之時飲酒吃肉；朋友來弔唁，他卻飲得酩酊大醉，衣衫不整，散發箕踞而坐，毫無哭聲。而且還在大庭廣眾之下坐而飲酒食肉，大悖常理，大傷風化，這使得司隸何曾憤而欲將其流放海外，以正風教。

3、模仿心理

少數人的標新立異，必然引起大多數人的好奇和模仿。因為模仿是人類的一種本能的心理動機，特別是對新奇食物的模仿，往往是不自覺的心理衝動，可以視作是一種心理遺傳。而且“時尚對於那些微不足道、沒有能力憑藉自身努力達致個性化的人而言也是一種補償，因為時尚使他們能夠加入有特色的群體並且僅僅憑著時尚而在公眾意識中獲得關注。”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成名士。”

世說新語

也就是說在魏晉時期，只要有文學的基本功，再加入飲酒的時尚，便可以進入名士的行列。如此一來，大家競相模仿開來。張翰就在自覺不自覺中就成了阮籍的追風者，行為放蕩不羈，飲酒成性，被時人稱為“江東步兵”，“步兵”是阮籍的官名。阮籍成為了當時的時尚名人，貴遊子弟紛紛跟隨效仿。

《世說新語·德行》劉注引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發，裸袒箕踞。其後貴遊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母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衣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

四、 結論

多數人的模仿成為一種無形的巨大力量，由上而下，由長及幼地鋪張開來，推動著時尚向前發展。然而一旦一種時尚被廣泛接受，我們就不再把它叫做時尚了。多數人的求同必然會淹沒少數人的個性。引領時尚潮流的人只能另闢天地，做出更大程度的創新、求異。這也正是魏晉士人為何會有如此多的怪異行為的原因之一。當時的士人也許根本不知道時尚的概念，但它作為一種現象確實存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