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寔（103-170），字子真，冀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東漢桓帝時期著名政論家，其政見集中於專著《政論》一書中。崔寔官至五原太守，他曾被大將軍梁冀推薦在朝廷中任議郎，晚年又升任尚書，他向朝廷陸陸續續的提出了自己的施政見解，有的被朝廷採納，有的未被採納。其實，考察漢桓帝時期的政情、國情、民情，崔寔的政治見解基本上都是不合時宜的，這裡我撿其重要的幾個方面做些闡述。
首先，高俸祿養廉無異於肉包餵狗。
高薪養廉是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一個被國人廣泛討論的話題，高薪能不能杜絕貪汙受賄現象，高薪能不能養廉，人們的看法各異，但是多數人還是認為高薪是不能養廉的。當然，這十來年，隨著我國GDP的不斷增長，公務員的工資和福利還是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確實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務員經濟犯罪的慾望。當然，高薪養廉並不是當代中國的制度創新，最早提出高薪養廉的就是漢桓帝時期的崔寔。
漢和帝以來，東漢朝廷和地方官員貪汙成風，而且越懲治越瘋狂。崔寔認為，官吏貪汙的根源是俸祿太少，不夠用才會鋌而走險。朝廷“三公”（太尉、司寇、司空）級別的官員和任職的外戚往往被封侯，他們封地上的產出非常豐富，任職所得的俸祿相對來說並不重要，但是其他官員特別是地方官員就不是如此了。據《後漢書》記載，東漢中期，“三公”和大將軍這樣的上二千石官員的月俸祿是350斛，中二千石往下至一千石這樣的朝廷官員的月俸祿從180斛到80斛，六百石以下的朝廷低階官員及地方官的月俸祿從70斛到11斛。俸祿是以大米的方式支付的，東漢中期的一斛大約相對於今天的十八公斤，一個朝廷低階官員或地方高階官員的月俸祿也就是大約60斛即1000多斤大米而已。固然除了大米，各級官員還可以補助從6500錢到600錢不等的貨幣俸祿即月錢，漢桓帝時期的每石（120市斤）穀子馬價值一萬錢，如此算來，朝廷“三公”的月錢也就可以兌換60多市斤穀子，月錢沒有多少，畢竟是補助嘛。總的說來，東漢官員的職業收入還是非常低的。當然，這並不是不合理。漢朝特別是東漢中前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高潮之一，貧富分化必然是其典型特徵之一。“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說的是唐代的情形，其實東漢應該比這更嚴重，那些被封侯封王的貴族月收入何止百萬錢？東漢時期的奴隸乃至於人殉的現象還沒有根除甚至死灰復燃，這是貧富分化的扭曲表現，當然這也是對中國封建社會的另一個高潮唐朝作殘酷性的準備。
俸祿低也就罷了，東漢是門閥制度興起的時代，人與人之間講究“門當戶對”，許多官員為了顯示自己是個富翁，在社交場合會打腫臉充胖子，總要效法貴族們的奢侈生活；同時，官員之間拉幫結夥，難免要互相送禮。還有，東漢時期特別重視孝，孝不僅可以為官員帶來好聲譽，更是官員晉級的硬性標準，而厚葬父母是孝的典型表現，許多地方官員甚至朝廷中層官員常常因為安葬父母而傾家蕩產，一些地方官員甚至不給生病的父母治病也要省下錢來安葬他們。
俸祿低，支出高，迫使東漢中期的官員們或貪汙官家財產，或巧取豪奪他人財產。基於從根本上解決官員經濟犯罪問題的考慮，崔寔向朝廷提出了提高官員俸祿，以養廉潔風氣的建議。
但是，崔寔的高薪養廉觀是否合時呢？當然不合時。崔寔沒有看到廣大官員俸祿低的根源在於豪強地主階層的出現。愈演愈烈的土地兼併現象催生了東漢豪強地主階層，皇室、外戚、重臣、重要宦官組成了豪強地主階層，這一階層擁有大量土地，不僅導致天下嚴重貧富分化，而且富的人越來越集中金字塔頂，貧窮的人越來越多，中下層官吏甚至僅能謀生。加之東漢中期少數民族起義頻繁發生，鎮壓起義耗費了大量軍費，而蝗災、旱災、水災、地震頻繁發生，全國到處都有流民，國家根本拿不出錢來給官員增加俸祿。同時，官員奢侈浪費、對上行賄等行為是普遍的社會風氣，支出是無底洞，靠提高一點俸祿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其次，官員任期短根源是朝綱紊亂。
我們的偉人說過，一個人主持一個軍區久了，他不僅會變得油滑，而且還會營造盤根錯節的不良社會關係，從而妨礙一方穩定，他曾跟改革開放總設計師討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總設計師把兩人面前的茶杯互相調換一下位置，二人相視而笑。是的，一個官員老是在一個地方任職，他的弱點就容易被屬僚發現，屬僚就會對症下藥干擾他理政，甚至拉他下水，做違法犯罪的事；而他任職太久又會在當地建立起廣泛的人脈，這也會妨礙他依法行政。但是，如果一個官員在一個地方呆的時間過短，那也不行，他連三把火還沒燒完就被調走了，他的施政方案根本就沒能落實，自然也就難以取得什麼政績。
崔寔所處的東漢中後期就是後一種情況，即官員像走馬燈一樣調來調去，從朝廷到地方，看似平穩，實質上人浮於事。僅僅以漢桓帝時期前十年的朝廷“三公”為例吧，據《後漢書》載：本初元年（146）漢桓帝繼位時，胡廣任太尉，趙戒任司徒，袁湯任司空；建和元年（147），趙戒任太尉，袁湯任司徒，胡廣任司空；建和三年（149），袁湯接替趙戒任太尉，張歆接替袁湯任司徒；元嘉元年（151），吳雄接替張歆任司徒；永興元年（153），胡廣接替袁湯回任太尉，黃瓊接替吳雄任司徒，房植接替趙戒任司空；永壽元年（155），韓縯接替房植任司空。基於此，崔寔向朝廷提出延長官員在既定崗位上的任職年限。
崔寔要求適當延長官員既定崗位任職時間，是合理的，但是他沒有認識到東漢時期官員調動頻繁的根源在於朝綱混亂。朝廷每隔一二十年就要換一位皇帝，而一位皇帝的任期還分為兩部分，即太后專政時期和皇帝親政時期，再加上外戚和宦官的勢力消消漲漲，朝廷實權的每一次換手都會引起朝廷和地方官吏的升遷或貶抑，朝廷大臣們的拉幫結派又進一步加劇了各級官吏的頻繁變動。因此，崔寔的這個提案是不能被有效落實的。
再次，罪犯不赦免不利於階級和解。
比起西漢時期，東漢時期的刑法是非常嚴酷的，但即便如此，犯罪現象還是一直處於高位執行狀態，以至於監獄裡常常人滿為患，而各級官府逮捕的那些造反的流民常常沒處關押，只好寄羈在寺廟、道觀裡。為此，朝廷經常以大赦天下的方式釋放一批罪行較輕的犯人。崔寔對此不以為然，他於元嘉元年（151）向朝廷提出進一步加強法制的嚴酷性，他否定了所謂垂手的“三代之治”，他認為，“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
崔寔要求進一步強化法制，這看起來是合理的，其實他沒有理解東漢朝廷屢屢“寬化”法制的原因。
東漢皇帝大多柔弱，外戚、宦官、朝臣有罪不敢處置，以至於朝綱廢弛，所謂“大赦”，常常是皇帝親政後“寬待”一些罪行略輕的外戚、宦官、朝臣，以求政局的暫時平穩，是得過且過之策。嚴重的貧富分化引發了連年不斷的饑民起義，這些饑民被捕後，官府需要養活他們，朝廷“大赦”，無非就是既節約了管理這些罪犯的成本，又緩和了階級矛盾。
東漢朝廷常常以特別的年份大赦天下，這些年份有皇帝繼位、皇帝大婚、皇后冊立、太子冊立、太后還政、太后駕崩、皇帝生病等。由於東漢皇帝更換頻繁，而外戚屢屢專政，這些特別的年份也就特別多。當然，大赦天下的決定常常是專權的外戚下達的，這又是外戚拉攏人心以鞏固自己地位的手段之一。
如何拿捏刑罰的輕重，還是孔子說得好：“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最後，商業遭抑制不符合東漢國情。
以農為本，重農抑商是中國傳統的社會治理思想，是以農業立國的中國古代社會的本質要求。但是，從商周以來，固然統治者經常強調“農本”思想，但是他們對商業從來也都是重視的，只不過國家壟斷鹽、鐵、糧食等大宗的、關乎國計民生的商業專案，而把農具、牲口、服裝、肉食、蔬菜、日用品等那些中小商業專案放手給商人們去做而已。
崔寔曾上書朝廷，要求重農，他說：“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一谷不登，則飢餒流死……國以民為根，民以谷為命，命盡則根拔，根拔則本顛，此最國家之毒憂。”崔寔這不僅僅是重農抑商，而且是要嚴禁商業活動，這當然是不符合東漢國情的。
相較於秦漢乃至周朝，東漢更是一個幅員空前遼闊的大帝國，其境內少數民族眾多。漢族居住區本就遠超前朝，漢族居住區固然以農業為主，但是不同的漢族居住區所出產的農產品是不同的，有的是穀子，有的是粟，有的是高粱。而少數民族地區多以畜牧業為主，他們豢養的牲畜也是各不相同的，有的是綿羊，有的是犛牛，有的是馬匹。此外，全國還有靠山吃山的獵戶的皮毛、玉器，靠水吃水的水戶的魚蝦、海鹽，靠手藝吃飯的匠人的手工製品。固然國家掌握了全國範圍內的鹽鐵買賣，但是鹽鐵買賣不可能做到偏僻地區，而國家也沒有餘力進行鹽鐵之外的其他商品的交換活動，商人是天下互通有無所不可或缺的群體。
此外，隨著班超復通西域，絲綢之路重新暢通無阻，東漢與中亞、南亞、西亞地區的國際貿易正在逐漸展開。固然東漢朝廷是國際貿易的主角，但是如果沒有沿途廣大商人的積極參與，貿易是無法開展的。何況，朝廷對外貿易的產品還需要透過商人從老百姓手中收集起來。
從更深的層面看，東漢時期越演欲裂的土地兼併現象，使戰國中期到西漢中期形成的男耕女織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模式不復存在，崔寔的“農本”思想似乎是要恢復自然經濟模式，那麼這就需要朝廷下決心懲治土地兼併行為，並把包括皇族在內的大地主們兼併的土地還給農民，這能做的嗎？
崔寔官階不太高，他的建議並不會被漢桓帝採納多少，當然，即便漢桓帝全部採納了他的建議，也未必能起到什麼實際效果。在封建社會，試圖透過利益既得者實施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崔寔不懂得這種近現代社會理論，我們當然不能強求崔寔。不過，崔寔關注社會，關注天下蒼生，而他自己廉潔奉公，以至於死的時候家裡居然沒錢安葬他，崔寔維護了儒家弟子的價值觀，這卻是值得我們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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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作者2021年春節在書房）
【作者簡介】
董元奔，1971年生，傳統文化學者，高等教育工作者，網路知名作家。
【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