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兩漢時期經濟快速發展, 社會穩定, 食物種類多樣, 特別是肉食增加, 酒飲普遍, 席間娛樂助興等文化活動豐富多彩。與此相應, 漢代的飲宴禮儀呈現出以酒成禮、濃烈的極宴盡歡的助興之風、堂室有別的方位尊卑等特點。在飲宴歷史上, 漢代處於由席坐分食的席居階段向圍坐分食的床榻階段過渡時期, 傳承了先秦的飲宴古禮, 開啟了漢民族無酒不歡的飲宴習俗, 構建了以飲宴調和人倫的差序格局。

兩漢時期社會穩定, 經濟發達, 疆域拓展, 各民族交流頻繁, 是我國曆史上最富有朝氣的朝代之一, 也是我國民俗禮儀形成的重要時期, 漢民族的許多禮儀和習俗都起源或成形於漢朝。飲宴這一廣泛的社會活動, 就映射出漢代的社會風氣與禮樂文化。
一、“北面南米”的飲食格局大致定型
隨著社會發展和經濟的繁榮, 漢人的飲食較之前代大為豐富, 食物種類多樣化, 特別是肉食增加, 酒飲普遍, 異域食品如胡食乳酪等不斷進入中土, 食品加工、儲存及食用方法多樣, 烹飪日益精細, 菜品不斷增加, 並開始注重食品的保鮮。漢朝以穀類為主食, 肉食、蔬菜及果類為副食, 肉食在西北和北方牧區飲食中佔主要地位。由於疆域廣闊, 民族眾多, 飲食又具有鮮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
(一) 主食以五穀為主
漢代的農作物品種繁多, 《黃帝內經》概括秦漢的食物原料為:“五穀為養, 五果為助, 五畜為益, 五菜為充”。可見, 糧食以“五穀”為主。據《淮南子·修務訓》高誘注, “五穀”包括黍、粟 (稷) 、菽、麥、稻等。黍即今天俗稱的大黃米, 其在春秋以前是最重要的糧食作物, 漢以後被“菽粟”代替, 種植面積減少。粟也稱禾, 即今天的小米。禾、粟常被當作一般作物的總稱, 原本作為糧食作物總稱的“谷”, 在漢代開始專稱為粟, 普通人多食, 可作為衡量俸祿的一種標準。菽指豆類, 有大豆、小豆之分, 漢以後稱豆。麥有大麥、小麥之分。漢代稻已有現在稻科的三大品種秔、稉、稴、秫之分。先秦時, 北方水稻產量少因而珍貴, 漢時南方廣泛種植, 北方水稻也漸多。由此可見, 我國傳統的主要糧食作物漢代已具備。此外, 東漢已普遍開始使用石磨加工穀物, 使得麥在五穀中所佔的比重和地位迅速上升, 成為北方種植面積最大、產量最高的糧食作物。此外, 其還使飲食由粒食發展為麵食, 極大地促進了人體健康, 豐富了麵食花樣, 改變了人們的飲食方式, 是我國飲食史上的一個偉大創造, 後逐漸形成了北方人喜食麵食的習慣。北方喜麵食、南方偏稻米的飲食習慣, 在漢代基本確立。
(二) 副食中肉食比重上升, 豬肉成為主角
漢代養殖技術的發展和畜牧業的發達, 豐富了漢人的副食種類, 一改“古者, 庶人糲食藜藿, 非鄉飲酒、膢臘、祭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 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1]“七十可以食肉”[2]等的飲食限制, 民眾豐田足炙, 食肉增多, 節慶之日, “富者‘椎牛擊鼓’, 中者‘屠羊殺狗’, 貧者也有‘雞豕五芳’”[3]。肉類主要有五畜。五畜在《靈樞經·五味》中載為“牛、犬、羊、豬、雞”, 與五穀並列, 另外還有鴨、鵝、鴿、兔等小型畜禽。牛肉是漢代肉類中的上等食物, 皇帝賜民百戶牛酒以及社祭之時是百姓吃到牛肉的好機會。羊肉質美較貴, 朝廷常作為賜品, 《後漢書》曰“建武中每臘, 詔書賜博士一羊”[4]。養豬業發展迅速, 豬肉上升為肉類主角。狗在漢代與當下狗是寵物的定性不同, 多作為肉食來源, 有專門以屠狗為業的屠夫, 鴻門宴中營救劉邦的大將樊噲早年即以屠狗為業。《淮南子》中將豬肉與狗肉並提, “剝狗燒豬”的成語即來源於此。魚也是重要的肉類來源, 漢畫磚石中就不乏魚的身影。《漢書·地理志》曰:“民食魚稻, 以漁獵山伐為業。”[5]五畜加上魚, 成為漢代的主要肉食。此外, 貴族以吃野生禽鳥為尚。
(三) 蔬菜種植髮展相對較慢
與糧食作物相比, 漢時的蔬菜種植稍顯薄弱, 主要是野外採集和人工園圃栽種。《齊民要術》中記載的使用栽培方法的蔬菜共達30餘種。《靈樞經·五味》中列五菜為:葵甘、韭酸、藿鹹、薤苦、蔥辛, 把葵列為五菜之首。葵, 又稱冬葵, 冬寒菜, 是古代重要的蔬菜, 有“百菜之首”之稱, 秦漢時期食用最為普遍。韭菜生命力強, 剪短又生, 易於栽植, 韭菜花可做醬, 為漢人推崇。韭為藥食同源之菜, 馬王堆帛書《十問》中記載韭可治療多種疾病, 謂其“草千歲者”[6]。藿, 是山韭菜, 《戰國策·韓策》記載平民勞動者所食“大抵豆飯藿羹”。薤又稱藠頭, 是一種味道鮮美的蔬菜, 李時珍《本草綱目》中將薤列為菜中靈芝。《神農本草經》中記載藠頭可治療瘡症, 長期食用可保持青春。藠頭多山中野生, 也可人工種植。除以上列舉的蔬菜外, 還有芋、筍、蔓菁等。芋因澱粉含量頗高, 先秦將其列為主食, 漢代貧民常用其充飢, 災荒時是救濟主力。筍在先秦多有種植, 因清香鬆脆、爽口脆韌, 可消解油膩、増肉鮮香, 被認為是美味, 多用來招待貴客。蔓菁, 今稱大頭菜, 其根和葉都近似蘿蔔和大頭芥, 產量較高, 可替補主食, 災荒年份多用, 先秦稱葑, 漢以後始稱蔓菁。張騫出使西域後, 相繼將茄子、西瓜、黃瓜、扁豆胡荽 (芫茜) 、紫蔥 (洋蔥) 等新蔬菜引入內地, 後逐漸擴大種植, 增加了素食品種。東漢時期, 營養豐富、物美價廉的豆腐出現, 含有易於人體吸收的蛋白質, 成為人體所需蛋白質的營養來源。
(四) 果品豐富, 調味品較多, 出現了植物醬
我國幅員遼闊, 果樹種類繁多, 是世界最大的果樹發源中心, 桃、棗、柑橘種植歷史悠久。漢朝主要栽種的果樹有桃、李、梨、棗、慄、棠、杏、柿、梅、柑、橘、橙、枇杷、荔枝, 以及產自西域的葡萄、胡桃、波斯棗、扁桃等。其中, 嶺南地區以盛產荔枝、龍眼、香蕉、柑橘、柚子、甘蔗、椰子等聞名, 這些水果多作為貢品。漢朝暢達的交通使西瓜、葡萄、石榴、蒲桃、苜蓿等天山南北特產傳往內地, 保證了邊境外域及南北水果的內陸供應, 不易運送的時鮮水果也被做成果脯儲藏和運輸。漢朝的調味品主要有鹽、醬、脂、菹、糖、蜜、豉、菽、姜、韭、芥等。鹽地位較高, 主要有海鹽、湖鹽及井鹽;辛辣味品主要有蔥、姜、蒜、花椒、蕪荑等;香味料有茱萸等;酸味料有梅;蜂蜜是重要的甜味料。醬是先秦的主要調味品, 漢時不僅有牛羊兔魚等肉類醬, 還出現了芥子醬、榆子醬等植物醬。豆醬是漢朝的重大發明, 對後世的調味產生了深遠影響。
(五) 酒成為日常生活飲品
隨著經濟發展和農產品的日益豐盛, 酒不再是稀少品, 逐漸由統治階層專享變為民間普遍飲酒。當時的酒類主要有黍酒、稻酒、秫酒、稗米酒等, 還有以水果為原料的葡萄酒、甘蔗酒等。葡萄酒源自西域, 張騫通西域後“蒲桃之酒, 盈於市朝”。甘蔗酒也稱金漿, 《西京雜記》卷四引枚乘《柳賦》雲:“爵獻金漿之酒醪”, 並說“梁人做諸蔗酒, 名金漿”。此外, 北方遊牧民族的甜乳、酸乳、乾酪、漉酪等食品和烹調術相繼傳入內地, 改變了漢民的飲食習慣和飲食結構。
(六) 高超精細的烹飪技藝
法國的社會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 (Levin.Stelles) 有一個著名的烹飪公式:生+熟=自然+文化。李澤厚在《華夏美學》中寫道:“飢餓的人常常不知食物的滋味, 食物對他 (她) 只是填飽肚子的物件。只有當人能講究、追求食物的味道, 正如他們講究、追求衣飾的色彩、式樣而不是為了蔽體禦寒一樣, 才表明在滿足生理需要的基礎上已開始萌發出更多一點的東西。這種‘多一點的東西’首先體現在漢人對飲食的烹巧製作上。”[7]漢代食物的烹飪精緻繁複, 據《齊民要術》記載, 主要有蒸、煮、羹 (米麵與肉或菜煮) 、煎燒 (燒燴煎炒) 、濯 (將肉和菜放入沸湯中涮) 、濡 (烹之以汁和葉) 、膾 (細切肉) 、苴 (菹, 酢菜, 酸釀) 、熬 (幹煎) 、臘 (醃燻禽畜肉) 、餈 (漬) 、脯 (鹽或其他調料風乾製成乾肉) 、炮 (泥裹肉後炙烤) 、餳脯 (熬糖與做甜菜) 、貊炙 (邊直接火烤邊灑酒和抹油, 從胡族貊人等遊牧民族傳入) 等十餘種不同的烹飪方式, 烹調方法十分豐富, 但以煎、熬、臘、脯為主, 有的為當時食用, 有的為便於長期儲存。同時, 食材逐漸增多, 使漢人開始關注食物的儲存、保鮮, 主要有蜜藏, 鹽藏、曝藏、脫水、醬藏、醋藏等保鮮方式。漢代的烹飪用油主要是“脂”和“膏”, “凝者曰脂, 釋者曰膏”。值得一提的是, 漢末魏晉時期, 人們用西域引進的芝麻榨油, 初始用於點燈, 後來用於炒菜。稍後又出現了豆油、菜油, 使得植物油烹法走上歷史舞臺, 走進普通百姓家, 併為後人的烹調技藝開闢了廣闊空間。
二、漢代飲宴禮儀的發展特點
飲宴是人們進行社會交往的聚會方式, 也是社會風氣的體現。漢代人的宴飲, 在周朝的基礎上, 經過春秋戰國的禮教衰落, 在沉雄勃發的漢朝發展出復禮固權、非禮不行的終宴禮樂, 飲宴之風隨物質而興盛、因禮教而盛行。
(一) 以酒成禮:百禮之會, 非酒不行
漢代以前, 酒主要用於祭祀和貴族揮霍。漢代經濟繁盛, 大國風貌展現, 統治者對酒業禁少弛多, 隨著釀酒術的改進和釀酒業的迅猛發展, 酒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迎來送往、節日慶祝等各種交往中均有用酒, 不僅成為禮儀之規, 還日益成為生活調劑。《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了三十多種贏利的工商業產品, 酒位列第一。漢代用酒主要包括飲宴及節日用酒、祭祀、藥引等方面。
1. 飲宴及節日用酒
皇室官僚地主, 宴飲成風, 酒是席間必備品。據《後漢書》記載, 每年正月初一, 皇帝在太極殿大宴群臣, “宗室諸劉雜會, 萬人以上”[8]。此間, 朝儀明確了君臣有別的尊卑位階, 此後的飲宴禮儀在尊卑位階的基礎上達成了君臣之間的和合與朝廷的有序化。達官貴人, 宴飲狂歡, “日夜飲醇酒”[9]的記載比比皆是, 場面壯觀, 飲酒普遍, 或“賓昏酒食, 接連成因”[10], 或“因人之喪以求酒肉”[11], 或“舍中有客, 提壺行酤”, 或“論道飲燕, 流川浮觴”。漢代民間郡縣還有“鄉飲”儀式, 每年三月, 在學校祭祀周公和孔子時, 要舉行盛大酒會, 師生開懷暢飲。總之, 婚喪嫁娶, 送禮待客, 無不用酒。
2. 祭祀用酒
祭祀一直是人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左傳》曰:“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12], 受到人們的特別重視。祭祀中, 除菜餚外, 酒是必不可少的祭品。周代的祭祀有祭天地、社稷、宗廟、祖先等。漢代的祭祀迷信色彩雖仍較濃厚, 但重點已轉向宗廟 (祖先) 祭祀, 且祭祀後有不少節日娛樂內容, 如蔡邕在《獨斷》中說:“歲終大祭, 縱官吏宴飲。”[13]
3. 醫療保健和隨葬用酒
漢代張仲景的《金匱要略》《傷寒論》和華佗的《中藏經》等漢代醫書中, 都記載了用酒治病的例子, 有炮製藥酒內服的, 外敷外用的及做藥引用的, 反映出漢代酒作醫用的普遍性。此外, 漢代厚葬風行, 常將酒飲、酒具、糧食等日用品作為陪葬的物品。
漢代飲酒階層廣泛, 酒事活動頻繁, 漢代各類文獻, 尤其是大賦、樂府、詩歌等文學作品中有飲酒的大量記載, 出土的漢畫像磚、壁畫、帛畫也形象地描繪了當時的宴飲情景, 酒成為漢代社會飲宴的重要物品。是故, 《漢書·食貨志》雲:“酒者, 天之美祿, 帝王所以頤養天下, 享祀祈福, 扶衰養疾。百禮之會, 非酒不行。”[14]
(二) 極宴盡歡:濃烈的宴飲助興之風
先秦時期的周禮, 講究的是《詩經》中那種歡愉有度、儀態從容的宴飲, 而漢代的宴飲, 一改之前的謙和之儀, 多展現張揚的極宴盡歡的遊樂狀態。為了助興, 席間經常伴有樂舞、雜技、百戲、賦詩等娛樂活動。
1. 節日飲宴, 君臣同醉
朝覲禮是諸侯王、文武百官、番邦屬國朝賀皇帝的大禮, 《後漢書·禮儀中》載:“每歲首正月, 為大朝受賀……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 大司農奉上飯, 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 大作樂。”[15]班固《東都賦》對此也有生動描繪:“庭實千品, 旨酒萬鍾。列金罍, 班玉觴, 嘉珍御, 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 太師奏樂, 陳金石, 布絲竹, 鐘鼓鏗鍧, 管絃曄煜。……萬樂備, 百禮暨, 皇歡浹, 群臣醉。”[16]這是一個君臣暢飲, 歡樂融洽, 次序井然, 恭禮有序的場面。
2. 雜技百戲, 歌舞助興, 以舞相屬, 樂舞助興
漢代王公貴族在宴飲活動中常以樂舞助興, 樂舞起到重要的愉悅作用。著名的鴻門宴中, 項羽大將范增說“軍中無以為樂, 請以劍舞”, 說明軍中有以舞助興習俗。《樂府詩集》載:“漢武帝樂飲, 長沙定王起舞是也。自是已後, 尤重以舞相屬, 所屬者代起舞, 猶世飲酒以杯相屬也。”[17]西漢中期, 隨著中外文化交流密切, 西域各國的雜技藝術傳入中原, 並在飲宴款待中佔有重要地位, 產生震懾及娛樂作用。百戲是雜技、歌舞及民間各種音樂技藝的總稱。漢代雜技包括雜技、馬戲、車系和幻術等, 常和樂伎、舞姬、俳優等混為一體, 進行宏大的百戲演出。漢武帝時期, “大角抵, 出奇戲諸怪物, 多聚觀者。行賞賜, 酒池肉林, 令外國客遍觀各倉庫府藏之機, 欲以見漢廣大, 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 而角抵奇戲歲增變甚盛, 其益興自此始”[18]。漢畫像石中, 民間雜技表演形象較多, 四川成都楊子山漢墓畫像石磚宴樂百戲圖, 河南南陽漢墓畫像石宴樂圖等出土有舞樂百戲俑群、倒立雜技俑等, 其起舞、奏樂、倒立等動作簡潔、生動、純樸, 充滿活力, 展現了漢朝的大氣磅礴態勢。
3. 詩賦雅興, 投壺博弈
漢朝的文人雅士借酒宴詠志或抒發情感, 如司馬相如的《天子游獵賦》、鄒陽的《酒賦》、揚雄的《蜀都賦》、張衡的《南都賦》、馬融的《長笛賦》、班固的《兩都賦》等, 處處有飲宴身影。漢樂府《古歌》記載了席間的娛樂:“上金殿, 著玉樽。延貴客, 入金門。入金門, 上金堂。東廚具餚膳, 椎牛烹豬羊。主人前進酒, 彈瑟為清商。投壺對彈棋, 博奕並復行。朱火風颺煙霧, 博山吐微香。清樽發朱顏, 四坐樂且康。今日樂相樂, 延年壽千霜。”賓主歡聚一堂, 有豐盛飲食享用, 有主人祝酒絃歌助興, 宴後有投壺、博弈娛樂, 賓主酒酣興至之態躍然紙上。
漢代宴飲助興之風濃烈, 不論是宮廷御宴, 還是民間飲宴, 歌舞、樂曲、酒令等活動都較常見。漢畫像石中, 百姓聚會、款待賓客、家宴助興等娛悅賓主景象, 飲宴庖廚、樂舞雜戲等表演場面, 以及酒令、投壺和六博等助樂, 展現出漢代尚舞重娛的風氣濃厚, 《鹽鐵論》中就曾說到:“今富者鐘鼓五樂, 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 鄭舞趙謳。”[19]漢代經濟富庶, 社會安穩, 席間娛戲是享樂觀念的實踐, 滿足了漢代人的生理與心理需求, 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氣和文化現象, 也形成了以酒助興、歌舞助娛的飲宴習俗。
(三) 堂室有別的方位尊卑
凡官方的正式飲宴, 與宴者就座的席次都顯現出主賓關係、爵秩高下, 反映出彼此的地位尊卑、人際關係、時勢變化等資訊。清代學者凌廷堪透過對大量古代典籍的分析研究, 在其著作《禮經釋例》中提出“室中以東向為尊, 堂上以南向為尊”[20]的觀點。飲宴中, 一般根據建築的堂室結構來決定東向尊還是南向尊。古代貴族活動場所的建築一般都是堂屋結構, 坐北朝南, 前堂後室, 登堂入室既有此來。室一般是長方形, 東西長南北窄, 因而室內坐西向東空間寬敞為最尊;此後依次是坐北向南、坐南面北, 最卑為坐東面西, 即所謂室內“東向為尊”。“鴻門宴”就明示了室內的座次尊卑, “項王、項伯東向坐, 亞父 (范增) 南向坐, 亞父者, 范增也。沛公北向坐, 張良西向侍”[21]。賓客沛公只能在第三位置就坐, 由此可見項王的傲慢。普通百姓的飲食起居更為簡單, 都在室內進行, 因而“東向為尊”在酒席中應用最為廣泛。
朝堂之上, 南鄉 (向) 為尊。堂的建築寬敞明亮, 通常用來舉行較正式的禮節性活動, 由於建築坐北向南, 因而南向位置最為尊貴。朝堂之上群臣聚會, 皇帝南向稱孤, 屬臣北面稱臣, 即所謂南君北臣。堂上南向為尊, 坐北朝南, 居高臨下。宮殿之下, “掌宮殿掖門戶”的郎中, 站於臺階兩旁, 每一臺階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及軍吏以次陳列於西方, 東向而立;文官丞相以下陳列於東方, 西向而立。群臣進言外藩覲見, 則北面鄉向。但是, 即使同樣是上座, 也有左、右區別, 以右為尊, 如《史記·漢文帝紀》就言“右賢左戚”, 這裡的右與左, 韋昭的註釋是“右猶高, 左猶下也”, 顏師古注:“右亦上也”[22], 沿襲古制。
堂室有別的方位尊卑, 之後隨著建築格局的變化, 堂上方位不變, 室內席次尊卑逐漸變通為正中定位、面門為上、視野好的朝向為尊等方式。
三、漢代飲宴禮儀的歷史地位與意義
漢朝開拓進取的社會風氣, 逐漸佔據主導地位的儒學, 使漢王朝的禮儀逐漸系統化、規範化, 既承襲周禮, 又具有漢王朝的時代特色。漢代社會飲宴之習上下風行, 飲宴是常見的社會娛樂活動。但“禮不下庶人”的禮學思想, 將以充飢為主要目的的普通百姓的飲食排除在禮制管轄之外。
(一) 傳承了先秦的飲宴古禮, 形成了無酒不歡的飲宴習俗
先秦時期, 糧食匱乏, 酒用糧食釀成故而珍貴, 主要用於敬祀神靈和孝養老人, 平民少飲。漢代, 隨著經濟發展, 以及統治者經常有大酺、宴飲等行為, 飲酒成為漢代人飲宴文化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漢建立伊始, 叔孫通自薦為劉邦制定禮儀:“禮者, 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頗採古禮與秦儀雜就之”[23], 開啟了中國禮制發展的新時期, 為漢武帝“因民而作, 追俗為制”[24]奠定了制禮基礎。
君臣飲宴, 既明君臣之別, 又表君臣之情。以朝儀後的酒禮為例, 《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詳述高祖七年 (200) 建長樂宮時, 叔孫通所定百官覲見皇帝之禮:“儀:先平明, 謁者治禮, 引以次入殿門……傳言‘趨’。……大行設九賓, 臚傳。於是皇帝輦出房, 百官執職傳警……。自諸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 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仰首, 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 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競朝置酒, 無敢喧譁失禮者。”[25]在這個過程中, 臚傳使群臣按照等級逐次向皇帝敬賀, 群臣間的位階次序明確, 顯現出皇帝最尊貴的身份。席間的一切行為, 如入席、進酒、敬酒、勸酒、罰酒等都有明確的禮儀規範, 以及觴政對飲酒的監督, 都由酒監、酒史管理, 不許飲酒過度, 不許有失禮儀, 違者予以懲處, 在盡顯皇帝尊貴地位的同時, 亦維護了朝廷的統治秩序。正如白居易在《叔孫通定朝儀賦》中的慨嘆:“表一人之貴, 知萬乘之尊。”規格盛大、禮儀周全的宴請, 氣氛莊重且嚴肅, 強調了君臣之別, 疏離了君臣之情, 因而漢代廣泛飲用的酒, 充當著維繫、融洽君臣間的媒介而廣泛飲用。漢代在本質上其實繼承了周禮。[26]既有周禮“等級”“尊卑”等關係的繼承, 又受酒的催化, 逐漸擺脫、淡薄了飲宴中的禮儀化色彩, 不再恪守飲酒有度的古訓, 謙謙之風減少, 轉而追求精神享受, 飲酒場合隨處可見, 飲酒形式豐富多彩, 上下飲酒之風盛行, 以酒助興、歌舞助娛突出, 更多一層豪爽、快樂之風, 從一個側面展示出漢代的公眾形態和社會風氣, 在中國傳統飲酒習俗中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今日的許多飲酒習俗, 都起源於漢代。
漢代酒文化的發展, 使得酒與宴越來越緊密地結合, 所謂百禮之會, 非酒不行, 使得酒成為宴的靈魂。漢代酒與飲宴密切結合, 為後世的飲宴與酒宴畫上了等同符號, 使飲酒成為漢代飲宴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 飲宴方式由席坐分食的席居階段逐漸向圍坐分食的床榻階段轉變
現今我國的飲宴多以高桌立椅、圍桌合食的方式進行, 這與我國古代席地而坐、分餐進食的方式大不相同。最早的飲宴是在筵席上進行, 所以又稱筵席、筵宴。我國的飲宴方式主要經歷了初始時期———鋪筵設席、席坐分食的筵席階段, 過渡時期———以胡床 (榻) 為中心、圍坐分食的床榻階段, 定型時期———立椅高桌、圍坐合食的桌宴階段等發展演變過程。秦漢以前, 飲宴處於筵席階段, 當時沒有高凳大椅, 人們設筵鋪席, 席地而坐, 分餐進食;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時期, 室內坐具開始增高, 床、榻慢慢興起, 人們的生活起居過渡到以床榻為中心, 圍合就餐;北宋以後, 垂足坐取代席地坐, 人們的生活起居開始以桌椅為中心, 宴飲方式逐漸固定為圍桌合餐。
漢時的飲宴為席坐分餐, 遵循先秦的傳統, 席地而坐, 一人或兩人一案。入席脫屨, 以示敬意和正式。宴會的規模、檔次大致與客人的身份地位相稱, 因不同的爵秩而使用燕禮、饗禮、鄉飲酒禮等不同形式的飲宴, 但等級差別已經與前有天壤之別, 尤其不以食飲多寡、貴賤作別, 平民肉食增多, 酒飲普遍, 甚至東漢光武帝因考慮珍禽異味會耗費大量的人力財力而將之取消。班固的《東都賦》、張衡的《東京賦》中, 也不再有前期描繪的奇珍為貴的飲宴現象, 淡寫珍饈美饌, 重繪賓主之歡。
此後, 受西域、佛教影響, 胡床、床榻等坐具增高並開始普遍使用, 人們的坐姿發生了改變, 在保持席間禮節的同時, 進餐方式亦發生變化。
東漢末期, 升高的坐具胡床 (榻) 的出現和普遍使用, 標誌著我國起居習俗演變的開始, 此後, 席子逐漸隱退, 胡床 (榻) 逐漸成為人們的活動中心, 一人一席的分坐分餐方式, 逐漸過渡為多人圍合進餐方式, 遂有了桌次和席次之別。席次尊卑, 逐漸由堂室有別的方位尊卑, 過渡到面門為上、正中定位、遠離檔口 (上菜口) 的席位為上, 主賓關係以與主宴者的距離遠近及左右方位差異來體現。
(三) 構建了以飲宴調和人倫的差序格局
漢承秦制, 吸取秦亡法苛的教訓, 不再單純強法苛政, 而是以法為後盾, 實行德政, 對夷族異邦恩威並重, 對宗親群臣和睦友善, 對廣大百姓普施恩澤, 以此恩威異族, 密切君臣, 籠絡民眾, 構建了以飲宴調和人倫的差序格局。
1. 炫耀國勢, 顯威異邦
外藩在覲見天子後, 天子宴請必不可少, 席中天下名廚名菜, 各地特色食味, 饌品之盛、食飲之豐, 給外藩使節以強烈的視覺衝擊, 規格極高、場面盛大、禮儀繁複、井然有序的文武陪宴及服務人員, 無聲地向外藩人員傳遞著強盛的國威和有序的治理, 給參宴的夷族異邦以強烈的心靈震撼, 飲宴成為君王向外藩顯示實力與力量的有效方式。據《漢書·大宛列傳》記載, 武帝對遠道而來的各邊疆商人, 除以角抵戲招待外, 還在宮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27]。於是“大觳抵, 出奇戲諸怪物, 多聚觀者, 行賞賜, 酒池肉林, 令外國客遍觀各倉庫府藏之積, 見漢之廣大, 傾駭之”[28], 使異域客人驚歎不已。
2. 和睦宗族, 親近群臣
漢代叔孫通制禮後等級森嚴, 君臣之間界限分明, 為和睦上下關係, 重睦親的燕宴常成為首選方式。《漢書·竇嬰傳》記載了景帝款待母弟的家宴:“帝弟梁孝王, 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 因燕昆弟飲。是時上未立太子, 酒酣, 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歡。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 高祖天下, 父子相傳, 漢之約也, 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29]此次燕宴因景帝酒後失言, 竇嬰直言惹太后憎恨, 但從側面說明燕宴是和睦宗族關係的常見方式。同樣, 《東都賦》的“皇歡浹, 群臣醉”, 《東京賦》的“君臣歡康, 具醉熏熏”, 都展現了君主與臣下開懷盡飲皆一醉方休的景象。飲宴中, 天子以高級別的禮節厚待臣子, 臣子以飲醉之態回報天子, 以顯示對天子的效忠, 雙方關係透過飲宴得到改進, 增進雙方情感交流。
3. 大酺賜酒, 恩澤百姓
秦、漢以降, “賜酺”通常與當朝重大政治事件相關。“賜酺”多是國家重大的政治喜慶事件, 與其他聚飲行為相比, 它是具有普及範圍廣、與民同樂、持續天數長的一種超大型的社會性群聚飲宴活動。在京師, 天子往往親臨其間, 直接參與賜酺活動, 以賜酺誌慶並推恩, 體現“海內太平, 欲與民偕樂”的思想;在地方, 則是里閭鄰右或鄉黨宗族的集體飲食聚會。鄉中的耆老長者, 則由官府設宴聚食。皇權以各種酒宴方式, 對外顯威異邦, 對內籠絡臣民, 構建了飲宴調和人倫的差序格局。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 漢朝人的生活質量大幅度提高。作為社交的媒介和手段, 飲宴頻率增多, 飲宴的禮儀與相關習俗既一脈相承又富有時代特點, 漸次達到較高文明, 人們在滿足物質生活的同時開始追求精神享受。飲宴成為享樂觀念的實踐, 是當時社會文化的象徵和集中體現, 既反映了社會文明進步, 也標誌著中華幾千年飲食文化和宴飲禮儀的形成, 許多習俗沿襲千年, 至今仍留存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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