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論著簡體化之我見

眾所周知，陳寅恪生前要求其論著採用繁體豎排格式。六十年代初，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曾有意刊行《金明館叢稿初編》及《錢柳因緣詩釋證》（後改《柳如是別傳》）兩著，陳先生1962年去函，針對論著格式有言：“又兩稿皆系文言，故不欲用簡體字。”1965年去函仍強調：“請不要用簡體字。”陳先生後人亦始終堅執此一要求。

陳先生論著能否採用簡體字？在我看來，這本是不成問題的問題。

迄今陳先生逝世已及五十年，著作版權期已滿期限，譯林出版社即推出簡體字版《陳寅恪合集》，頗引發一些反對的聲音。不成問題的問題，竟成了問題，那麼我就姑且談一談此問題。

但要談我對陳著能否用簡體字的看法，實際上也是要談我對簡體字的看法。因之，請先從談我自己開始。

我生於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際，屬於“紅旗下的蛋”，不必說，是在簡體橫排的文字世界裡長大的。照我的記憶，我最早“大規模”地閱讀繁體豎排的書，應是高中時偶爾借到的《倚天屠龍記》（僅得第一冊）。到現在，對繁體字，我在閱讀上自然毫無困難，但卻有一個極大盲點：我只能寫簡體字，寫不出繁體字。易言之，我只能說完全掌握了簡體字，對於繁體字的掌握是不完備的。但我敢說，我的這種經驗一定是普遍性的。容我大膽臆測，除了愛好書法的朋友，大多數人閱讀繁體字的能力應該比不上我，那麼，他們書寫繁體字的能力，恐怕也不會更勝於我吧。

我不懂任何一門外文。漢字是我唯一可以辯認可以書寫的文字——而簡體字又是我唯一可以書寫的文字。

讓我再說句大話：在對古籍的理解上，我想我可以打敗99%的電腦了。而以我的經驗來看，有一個明顯不過的事實：在一般情形下，古籍採用簡體字不會有任何問題。繁體是漢字，簡體也是漢字。簡體字足以傳達繁體字所傳達的內涵，通過簡體字，一樣可以呈現那個古典的世界，正如弗蘭克的大提琴協奏曲，也可以用小提琴拉出來。（舉個例子：最早以繁體豎排刊行《陳寅恪文集》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個“國學典藏”系列，即以簡體橫排格式處理古籍，版式疏朗，字跡清明，頗便檢讀，我就買了好多種，以便於外出在車上看。）

在此插播一下，我不反對古籍的簡體化，卻堅決反對古籍的白話翻譯。翻譯成白話的古文還是古文嗎？翻譯成白話的詩詞還是詩詞嗎？古籍翻譯完全破壞了文字的本來面目。相比之下，古籍簡體並沒有真正破壞文字的本來面目。簡體字仍然有效地——更有效地——承載著古籍的意義世界。

古籍既可簡體化，陳先生的論著簡體化，又有何不可呢？

反對陳著簡體化唯一可以成立的理由，只有陳先生的遺願這一條而已。

在傳統文化雨打風吹去的年代，在“招魂難返楚蘭芳”的年代，陳先生將繁體字視為傳統的象徵之一，抱持之，守護之，捍衛之，我當然深有了解之同情。但世事日新，在簡體字已成主流的語境裡，陳先生一時的意願，不必成為絕對的教條。更何況，陳先生之所是，未必即是，我們對於陳先生見解的態度，也應取陳先生對於王國維見解的態度，“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對陳先生之說，需要大處堅持，小處修正，若只知亦步亦趨，依樣畫瓢，則有負陳先生遺說之大旨矣。

還是再說回我個人的經驗。我的《陳寅恪詩箋釋》，2008年的初版原是以簡體橫排處理的。陳美延女士得見，並不介意版權方面的問題，只是要求再版時要使用繁體字。其後2013年的增訂版，即改以繁體橫排方式處理了。對於陳女士當日的諒解，我是很感謝的。現在從法規立場，似已不必再遵守必使用繁體字的要求，但只要出版條件許可，我仍擬尊重他們的意願。儘管如此，我並不認為將陳著簡體化是僭越之舉。我相信，陳著的繁體字本固然不會被取代，但簡體字本的流通也終是無可阻擋的。

我以為，對於陳先生，對於陳先生的學說，首要的事是傳播的最大化。不論以何方式（繁體或簡體），不論有何動機（膜拜或贏利），只要能不失原義地傳播其學說，我們都應樂見其成。（從網上介紹來看，譯林版《合集》為陳著所引文獻加書名號，即值得稱許。）

在簡體字問題上，我還想另外多說幾句。

五十年代以來，傳統文化是深受摧殘的，應該說，所有文化都是深受摧殘的。但也不能說，在文化上，就毫無可取之處，沒有任何積極的遺產。這樣的遺產，我想到有特別重要的兩項：一是無神論，一即簡體字。在文化問題上，我以為不應該“逢中必反”。簡體字的通用，是一個既成事實，我們不應拒絕，也無從拒絕。我們正是坐在簡化字這根樹枝上，我們不該愚蠢到要砍掉這根樹枝吧！

最後，且讓我抄兩段書。

蘇東坡有一則題跋《書瑯玡篆後》說：

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人者。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

唐德剛的《胡適雜憶》有段回憶：

“胡先生，漢字要不要改革？”我在五十年代的初期問他。

“一定要簡化！一定要簡化！”

那時大陸上“批胡運動”和“文字改革運動”雙管齊下，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之中。而文字改革家的副業便是“罵胡適”。胡適這個“買辦學者”、“洋奴大班”，被他們罵得狗血噴頭。但是每次一張“簡字表”一出，胡先生卻立刻叫我送給他。每張他都細細看過。認真評閱之後，總是稱讚不置。心平氣和，言出由衷。那種為學術而學術，為文化而文化的崇高風範，真令我萬般心折！

世之君子，當有取於眉山績溪之意。

(圖片據“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