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入為出”中的“量”為衡量的意思；“入”指收入；“出”指支出。整個意思是根據收入的多少來決定支出的用度。

這一成語出自西漢時經學家、禮學家商丘人戴聖的《禮記·王制》：“冢宰（即太宰，掌管王家財務及宮內事務的官）制國用，必於歲之杪（miǎo，指一年的末尾），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祭用數之仂（lè，餘數）。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不受私喪的限制）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國家管理財政的官員在編制下一年度國家經費的預算時，一定要在年終進行，因為要等五穀入庫之後才能編制預算。編制預算要考慮國土的大小，年成的豐歉，用三十年收入的平均數作依據來編制預算，根據收入的多少來決定如何開支。祭祀的費用，佔每年收入的十分之一。遇到父母之喪，雖然在服喪的三年內不祭宗廟，但天地社稷之神卻照祭不誤，因為天地社稷之神比父母還要尊貴。喪事的開支，用三年收入的平均數的十分之一。喪事和祭祀的開支，超過了預算叫作“暴”，決算有餘叫作“浩”。祭祀的開銷，豐年不可鋪張浪費，荒年不可節儉從簡。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九年的儲備，叫作儲備不足；如果沒有六年的儲備，叫作儲備危急，如果沒有三年的儲備，國家就不成為國家了。耕種三年，一定要有一年的餘糧。耕種九年，一定要有三年的餘糧，以三十年收入的平均數來編制預算，這樣，即使遇到水災、蟲災、旱災凶荒的年頭，老百姓也不至於餓肚子。然後，天子的膳食才會頓頓有肉，而且吃飯時可以奏樂。

《王制》認為，國家一年的總預算要通盤考慮，根據收入的多少來決定支出，同時防備各種自然災害也必須考慮進去，這樣才能做到即使遇到荒年社會也不至於混亂，確保國家長治久安。古代的農業社會，人們抗拒自然災害的能力極差，幾乎沒有，豐歉多憑只能由自然條件和地理條件決定，靠天吃飯，天災是難以控制的，因此，政府財政收支一定要全面考慮，做到未雨綢繆，合理打算。預算以三十年收入的平均數為考慮依據，徵稅多少要考慮是豐年還是歉年，豐年時，可將收入的一半確立為三十年每年的徵稅額度；當年的支出要估計到來年的收入情況，予以防範，切不可大手大腳。此外，管理者要長遠打算。在豐年時不考慮來年有歉年發生，祭祀、吃穿支出無度，到時候因財政赤字再增加賦稅，必定會造成民眾的極大負擔，甚至容易激起民反；如果豐年時政府不奢侈浪費，就能節約大量經費，這樣即使來年歉年，賑濟時就有保障。

《禮記·王制》是集中討論政治活動之禮的著作，因為說得至情至理，後來成了儒家經典。在儒家思想成為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的兩千多年裡，《禮記·王制》都程度不同地影響了國家政治社會制度，起了很大的作用。

《王制》的主題是在維持王道理想和封建制度建構的基礎上，通過調整一些具體的制度設計和程式，使封建之禮能適應社會環境的變化，也可作為糾正政治弊端的根據。由於《王制》中的一些觀念符合當時人們的理想，所以不但影響了中國，也影響了世界，在儒家思想傳播到國外後，不少國家的政治制度都以此為藍本。《王制》倡導的思想也成了後世一些思想家制度創新的靈感來源之一，尤甚是在中國製度變遷和思想演變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量入為出”是治國的方略，也是治家的方略，行之有效，因此便成了成語。

例句：鄒韜奮《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關於服務的態度五》：“我們要靠自己的收入，維持自己的生存，所以仍然要嚴格遵守量入為出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