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不外乎意志的活動，而意志是盲目的，其所恃以為較近之觀照者，是知識；所以供遠照、旁照之用者，是感情。

意志之表現為行為。行為之中，以一己的衛生而免死、趨利而避害者為最普通；此種行為，僅僅普通的知識，就可以指導了。進一步的，以眾人的生及眾人的利為目的，而一己的生與利即託於其中。此種行為，一方面由於知識上的計較，知道眾人皆死而一己不能獨生；眾人皆害而一己不能獨利。又一方面，則亦受感情的推動，不忍獨生以坐視眾人的死，不忍專利以坐視眾人的害。更進一步，於必要時，願舍一己的生以救眾人的死；願舍一己的利以去眾人的害，把人我的分別，一己生死利害的關係，統統忘掉了。這種偉大而高尚的行為，是完全發動於感情的。

人人都有感情，而並非都有偉大而高尚的行為，這由於感情推動力的薄弱。要轉弱而為強，轉薄而為厚，有待於陶養。陶養的工具，為美的物件，陶養的作用，叫作美育。

美的物件，何以能陶冶感情？因為它有兩種特性：一是普遍；二是超脫。

一瓢之水，一人飲了，他人就沒得分潤；容足之地，一人佔了，他人就沒得並立；這種物質上不相入的成例，是助長人我的區別、自私自利的計較的。轉而觀美的物件，就大不相同。凡味覺、嗅覺、膚覺之含有質的關係者，均不以美論；而美感的發動，乃以攝影及音波輾轉傳達之視覺與聽覺為限，所以純然有“天下為公”之概；名山大川，人人得而遊覽；夕陽明月，人人得而賞玩；公園的造像，美術館的圖畫，人人得而暢觀。齊宣王稱“獨樂樂不若與眾樂樂”；陶淵明稱“奇文共欣賞”；這都是美的普遍性的證明。

植物的花，不過為果實的準備；而梅、杏、桃、李之屬，詩人所詠歎的，以花為多。專供賞玩之花，且有因人擇的作用，而不能結果的。動物的毛羽，所以禦寒，人固有制裘、織呢的習慣；然白鷺之羽，孔雀之尾，乃專以供裝飾。宮室可以避風雨就好了，何以要雕刻與彩畫？器具可以應用就好了，何以要圖案？語言可以達意就好了，何以要特製音調的詩歌？可以證明美的作用，是超越乎利用的範圍的。

既有普遍性以打破人我的成見，又有超脫性以透出利害的關係；所以當著重要關頭，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概；甚至有“殺身以成仁”而不“求生以害仁”的勇敢；這種是完全不由於知識的計較，而由於感情的陶養，就是不源於智育，而源於美育。

所以吾人固不可不有一種普通職業，以應利用厚生的需要；而於工作的餘暇，又不可不讀文學，聽音樂，參觀美術館，以謀知識與感情的調和，這樣，才算是認識人生的價值了。

（摘自《蔡元培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