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統思辨概念與思維方式對中國哲學、文藝學、管理學的深遠影響，不應該低估。”
戴著眼鏡看世界和不帶眼鏡看世界，多少有所不同。人心藉助語言、概念、思維等中介因素去認知世界，終究是隔了一層。如果人心能夠直接照顯全部宇宙人生，那人心所得一定是真知、全知，並且心物一體不可分裂。宗教、神話裡有這樣的“人”，現實中有沒有這樣的人？存而不論。如果人心不能夠對世界直知直覺，不得不透過語言、概念、思維等中介因素去認知世界的話，那麼思維方法和思維範疇的問題就十分重要了，這涉及到我們認知世界的層次和質量。
管理思想的問題歸根到底是一個世界觀的問題，有什麼樣的世界觀就有什麼樣的管理思想。一般來說，普通管理者認知宇宙人生，要藉助語言、概念、思維等精神工具，而且往往還帶上個人情緒情感。瞭解前人、別人的思維方式和情感態度，保持清晰的自我觀照，可以使我們擁有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智。那麼，中華古人開初的世界觀是怎麼樣的呢？他們有沒有嘗試過“直覺”世界？他們又是用什麼樣的語言、概念、思維和情感去看待宇宙人生的呢？我們可以從管理哲學的角度出發，略微探討一下中華古人是如何經營宇宙人生和社會人事的。
茫茫天地，悠悠時空，我們所處的宇宙是如此浩瀚、博大、深沉、不可思議。箇中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現象，永珍森羅，幻變不息，難以把握，就連小小的一個人間社會，也是人心難測，紅塵滾滾，世事無常。人類為了自身安全，也為了理解生存環境，嘗試去把握這個世界。以人類的“心胸”和“眼界”，不可能對宇宙人生出現的每一個現象有所注意、有所掌控。人類只能儘量化繁為簡，努力“透過現象看本質”，從無比紛紜複雜的現象中去把握一些規律性的東西。經過中華古人的努力，在殷周之際，宇宙人生的複雜運動被初步簡化成了一部眾所周知的古典著作——《易經》。《易經》把整個宇宙人生的複雜現象及其運動變化歸納為所謂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八卦”，並由八卦兩兩相重演繹為六十四卦，以之預測天地變化和人事吉凶。今天，在理性的學術殿堂，幾乎沒有人再以“迷信”的方式講授《易經》的占卜功能了，但其觀物取象、萬物交感、天人互動、發展變化的思維方式，被視為初民們的“樸素辯證法”仍在哲學史教材中得到不斷的闡釋。而在民間，不少老百姓和經商者仍然從《易經》中尋找命運的指導和安慰。這是不足取的，但也說明了中華古人對宇宙人生現象和規律的初步抽繹，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十分深遠。
《易經》的卦象演繹系統畢竟還是太過繁瑣複雜，有沒有進一步把宇宙人生簡化的可能呢？與《易經》同時，“五行”說法也出現了。《尚書·洪範》記箕子對周武王講述國家管理的“哲學基礎”：“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五行”說把宇宙萬物及其功能約化為水、火、木、金、土五種基本要素，它們之間相互對比、相互聯絡、相互配合、相互剋制、相互轉化，共同推動著宇宙永珍的周流執行。把握好“五行”並智慧應用之，就是把握了國家治理的大法。這也是中華先民們經過深入觀察，艱苦思辨，從宇宙人生中抽繹出來的“樸素辯證法”。
陰陽的概念差不多同時出現，把八卦和五行分立為對立統一的兩面。《國語·周語上》記伯陽父之言云：“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伯陽父以“陰”氣與“陽”氣的對立統一來解釋事物運動變化，認為地震是陰氣與陽氣隔絕對立、不能和諧交感所引起。在今天看來，這樣的解釋是籠統粗疏的，不夠“科學化”，但在當時思維條件下，從萬事萬物的運動變化中抽象出相反相成、相斥相依的一對範疇來描述和概括宇宙人生的運動，這是很了不起的辯證法了。此後，經過歷代哲人的持續闡發和應用，陰陽思維越加精緻、周密、靈變，成為中化傳統文化解釋和把握宇宙人生運動的核心思維模式之一。
伴隨“陰陽”範疇而產生的是“氣”的概念。是什麼在進行陰陽的變易運動呢？是“氣”。“氣”是中華古人對世界本體的一個把握，比“五行”更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已經是宇宙人生運動的“一元論”了。“氣”論的產生與中華先民的深層次生命體驗有關，不全是思辨的產物。今天，我們說到一個單位、企業的人際關係、工作狀態不錯，往往評價說這個單位有“生氣”、“氣氛”好。這就是說一團“和氣”貫通了整個單位、企業，產生了良好的結果。後來的文學藝術家們也用“氣韻生動”來評價一個作品是否具有高度的藝術水平。“氣”有正邪、清濁、升沉等分別。有的人一身正氣，有的人一身邪氣；有的人氣很清，有的人氣很濁；有的人飛揚輕盈，有的人壓抑低沉。例如文學史上，李白的詩歌一般被評價為飄逸奔放，而杜甫的詩歌則被評價為沉鬱頓挫，他們的“氣概”、“氣勢”、“氣度”特徵不一樣，但氣動而有節奏韻律，所以都表現出了美好的詩意特徵。不同的人，因為自身氣的質性及其運動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氣質。一個管理者，好好修養自己的內涵和言行舉止，使自身形成良好的“氣場”，那他的人格魅力會很好。
宇宙人生在一氣流化的過程中，產生了不同的事事物物，也就有了一個事物相處對待的問題。“和”與“同”這一對標誌事物關係的範疇在春秋時期出現了，“同”是千篇一律、簡單同一；“和”是不同的現象、個性的和諧統一。《國語·鄭語》記述史伯對鄭桓公說過：“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述晏嬰與齊景公討論政治之道，以飲食特別是音樂為喻，闡明“和”與“同”的含蘊：“和如羹焉……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一專，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動物只有簡單的發聲，人類的語言就複雜得多，還形成了藝術性的詩歌和音樂，詩歌的節奏和音樂的旋律都是由豐富多彩的聲音和諧地統一在一起構成的，治理國家也應該這樣，不能強迫老百姓整齊劃一（當然一定情勢下同一是需要的），應該讓民眾發揮個性同時又齊心生活，構成和諧社會。以音樂之和來比喻政治之和，把藝術之道與政治之道作了溝通，在美學和政治之間找到了共同的規律，這是自覺的政治美學、管理美學了。
以上這些概念，都是中華先民在把握宇宙人生、管理天地人事時所初創、思辨和運用的重要概念。如果說《易經》、五行等思想還比較依賴於物的世界，那麼陰陽、氣、和同等思想已經較遠地超脫了物的世界，提煉得比較抽象化，成為精神內在的思維工具了。以“氣”論為例，由先秦“氣”論而降，至魏晉時期玄學的“無”論以及隋唐時期禪學的“空”（空靈）論，思想和心性越加純粹潔淨。與西方先民的“原子”論比較，如果從精確性、科學性來說，是原子論好，如果從整體性、人文性來說，是氣論好。就中醫的立場言，如果去掉氣、陰陽、五行等概念，也就無所謂中醫了。
總的來說，中華先民對天地人事的演繹，是在天人合一的大背景下進行的，雖然使用了大量概念，但直覺的特徵也很明顯，故有“得意忘言”之說。這是與西方思辨概念不同的地方。自近代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文化是傳統文化概念和西方文化概念並用、雜用、雜糅，我們期待著能夠融會貫通，開闢文化的新境界。傳統思辨概念與思維方式對中國哲學、文藝學、管理學的深遠影響，不應該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