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若罔聞

“置若罔聞”中的“置”為擱、放的意思；“若”為像的意思；“罔”為沒有的意思；“聞”為聽見的意思。這一成語意為好像沒有聽見似的，不加理睬。

典故出自明朝朱國禎的《湧幢小品》：“沈蛟門（歸德人沈鯉的政敵沈一貫）惱郭明龍（郭正域），不必言矣，難道便要殺他。妖書事發，沈（指沈鯉）在閣中，聞有中書茅姓者進言曰：‘外邊謂是郭侍郎。’沈鯉不應，遂傳出亂做，郭幾不免，此案遂為毒藥。當中書言時，沈宜厲聲力折，只因心中惱他，置若罔聞。推其微意，謂便做也得，遂揣摩迎合，甚至連及歸德諸名士，其嘿（沉默無言。同默）之一字，真是相體。流禍無窮，千古炯戒。”

萬曆（明神宗朱翊鈞年號）朝時，皇帝的繼承人問題是一個最大的政治問題。皇后無子，按禮制，皇長子朱常洛應該被立為皇太子，然而神宗卻因為寵愛鄭貴妃，有意立鄭貴妃的兒子皇三子朱常洵為太子。將維護禮制視為天職的朝中大臣自然不會坐視明神宗廢長立幼的違制行為，於是朝中產生了分歧，雙方衝突不斷，奇案迭出，妖書案便是其中之一。

“妖書”即類似傳單的匿名揭帖。萬曆十六年（1588年），歸德人呂坤任山西按察使，以飽學之士自居的他把歷史上的“烈女”事蹟編成一本書，名為《閨範》，刊刻後流行很廣，不久便由太監傳入宮中。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得到此書的鄭貴妃命人增補了十餘人，以漢明德皇后開篇，鄭貴妃終篇，並加寫一篇序文，囑託其伯父鄭承恩及兄弟鄭國泰重新刊刻，書名改為《閨範圖說》。不料到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有人託名“燕山朱東吉”撰寫了一篇《閨範圖說跋》，題名《憂危議》；託名“朱東吉”，意為東宮大吉。《憂危議》客觀上適應鄭貴妃想登上皇后之位的需要。鄭貴妃之所以要重刻此書，是想為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製造依據。《憂危議》出現後很快傳遍京城，搞得滿城風雨。

呂坤得知自己被捲入這一是非之中，急忙寫了《辯憂危議疏》向皇上辯白，宣告自己撰寫《閨範》的目的只是為了“明女教”，與鄭氏刊刻的《閨範圖說》無關。神宗看到事情牽連到鄭貴妃，不得不親自出面干預，稱《閨範》一書是他親自推薦給鄭貴妃的，並在諭旨中輕描淡寫地作出結論：“這事朕已洞知，不必深辦。”而神宗並不想就此放過製造妖書的人。鄭貴妃的伯父鄭承恩懷疑是吏科給事中戴士衡和全椒縣知縣樊玉衡所為。神宗得到鄭氏報告後，當即半夜傳旨，將二人下詔獄拷訊，最終二人均被流放到邊遠地區。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十一日早晨，自朝房至勳戚大臣門口，都被放上匿名書一帙，封面題名《國本攸關》四字，第一頁第一行赫然寫著“續憂危議”，書中託名“鄭福成”為問答。“鄭福成”的含義，乃是指鄭貴妃之子福王（朱常洵）將成為太子。一夜之間，《續憂危議》傳遍京城，輿論隨之譁然。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與機務的朱賡一大清早在家門口發現了“妖書”，立即入宮進呈神宗。神宗看完《續憂危議》勃然大怒，命令陳矩“大索，必得造妖書者”。於是，東廠、錦衣衛在京城掀起了一場大逮捕。

妖書案發生之初，首輔沈一貫、次輔朱賡因為都被《續憂危議》指名道姓地認定是鄭貴妃的幫凶，為避嫌疑，都閉門不出，內閣僅剩下沈鯉一人主持。與沈鯉原本不和的沈一貫極其不願將權力拱手讓給沈鯉，便想方設法將沈鯉拖入妖書案中。沈鯉的門生、禮部右侍郎郭正域便成為他的突破口。沈一貫先是指使自己的親信、刑科給事中錢夢皋上疏誣陷郭正域、沈鯉與妖書有牽連，要求嚴查到底。神宗遂授權沈一貫徹查此事，並下令郭正域還籍聽候審查，同時命令對被逮捕的人嚴加審訊。沈一貫得到明神宗的授權，便放開手腳陷害沈鯉和郭正域。京營巡捕陳汝忠受沈一貫指使，先後逮捕了與郭正域有某種聯絡的僧人達觀、醫生沈令譽、僕人毛尚文，想從他們口中引出郭正域。然而，達觀被拷打至死，沈令譽受刑後奄奄一息，都未招認郭正域。毛尚文雖然在利誘之下同意指認郭正域，但由於供詞漏洞百出，沒有能達到誣陷郭正域和沈鯉的目的。情急之下，三法司的官員又把郭正域的同鄉胡化抓來，要他誣陷郭正域和沈鯉，遭到胡化的嚴辭拒絕。

沈一貫將郭正域和沈鯉當成是案件的所謂幕後的黑手，狠力要達到他的目的。因為沈一貫徹查此事是神宗授權，沈鯉不便反對，他知道此事甚至連及歸德諸名士，如呂坤等人，所以特別小心謹慎，生怕自己說話被對方抓住辮子，“聞有中書茅姓者進言曰：‘外邊謂是郭侍郎。’沈鯉不應……置若罔聞”。靜觀其變。他知道如果進行辯駁也極有可能會惹出事來。“置若罔聞”這一成語由此而來。

例句：“捆縛之時，說了無數的刻薄挖苦話兒。展爺到了此時，只好置若罔聞，一言不發。”（清代石玉昆《三俠五義》第五十四回） （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