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獸不可與同群

“鳥獸不可與同群”，本意是說飛禽與走獸不能群居在一起。以此比喻志趣不同的人不能一起共事。

典故出自《論語·微子》:“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歟？’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歟？’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闢（避）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避開亂世的人）哉？’耰（yōu，指幹農活）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指楚長沮、桀溺這樣的人）之徒與而誰歟？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長沮、桀溺是春秋時期的兩名隱士。這一記載是說，一天，長沮和桀溺在一起耕種，孔子周遊列國路過這裡，碰到了一條河，孔子讓他的弟子子路去詢問渡口在哪裡。子路便去問長沮。長沮沒有問答，望著孔子的車問子路：“那個拿著韁繩的是誰？”子路回答說：“是孔丘。”長沮便問：“是魯國的孔丘嗎？”子路說：“是的。”長沮又沒直接回答子路的詢問，帶有譏諷的口氣說：“他既然是什麼都知道的聖人，那他是早已知道渡口在哪裡了。”子路見此，只好去問桀溺。桀溺問子路：“你是誰？”子路說：“我是仲由。”桀溺又問：“你是魯國孔丘的門徒嗎？”子路答：“是的。”桀溺也沒有回答他問的渡口的問題，只說：“像洪水一般的壞東西到處都是，你們同誰去改變它呢？而且你與其跟著躲避人的人，為什麼不跟著我們這些躲避社會的人呢？”桀溺認為“闢人”還不如“辟世”乾脆而徹底，因為天下到處都是一樣的混亂，哪裡都有壞人，實在避不勝避，還不如避開整個亂世，不必再到處奔波、忙碌地傳播自己的思想主張。天下都一樣混亂，誰能改變呢？而且你與其跟隨逃避壞人的人，倒不如跟隨我們這些逃避社會的人。桀溺說完，仍舊不停地做田裡的農活。子路只好回到孔子身邊，把情況報告給孔子。孔子聽了，很失望地說：“人是不能與飛禽走獸合群共處的。如果我不同世上的人群打交道，還與誰打交道呢？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會與你們一道來從事改革了。”

孔子認為像桀溺這樣的處世態度，簡直是哀莫大於心死，和鳥獸一樣，只有生物性的生命，缺乏對文化性生命的關懷。孔子堅持“闢人”而不“辟世”，永不放棄對天下行道的期望，在人們不得不隱的時候，依然寄望於天下有道的可能性。天下太平的時候，孔子根本用不著操心。反而是天下不太平時，孔子才需要想辦法加以改變。就算到處都有壞人，也要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畢竟任重道遠，仍然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才能促使人類的文化生生不息。

關於此事發生的地點，清康熙年間《柘城縣誌·古蹟》記載，柘城縣胡襄鎮劉戶村西的洮河近處，就是子路問津的地方：“問津處：在劉家溝，相傳子路問津處。”《柘城縣誌》還記載，長沮、桀溺墓在柘城：“雙冢：在舊城西北三裡。世傳長沮、桀溺冢。”明朝柘城人、給事中杜齊芳有一首《雙冢》詩：“蜿蜒度平田，城下連雙陼（zhǔ，古同渚，水中小洲）。問是阿誰墳？桀溺與長沮。”柘城人竇容升有詩《沮溺墳》曰：“何似蒼茫浴水畔，猶傳雙冢識遺民。”由此說明當年孔子讓子路問津的地方，就是商丘的柘城。

“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歟？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反映了孔子關於社會改革的主觀願望和積極的入世思想。儒家與道家不同，不倡導消極避世的做法。儒家認為，即使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要獨善其身，做一個有道德修養的人。孔子就是這樣一位身體力行者。所以，他感到自己有一種社會責任，正因為社會動亂、天下無道，他才與自己的弟子們不知辛苦地四處呼籲，為社會改革而努力，這是一種可貴的憂患意識和歷史責任感。所以，當孔子聽到子路轉述桀溺說的“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時，便很失望地說：“人是不能與飛禽走獸合群共處的，如果不同世上的人群打交道還與誰打交道呢？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會與你們一道來從事改革了。”孔子周遊列國宣傳仁政，知道此時天下無道；而正因為天下無道，他才想改造它，這正是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的關鍵所在。

孔子以“鳥獸不可與同群”來比喻隱居者和儒家的志趣不同，合不到一塊兒。“鳥獸不可與同群”便因此成了成語。

例句：“惲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嘆,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為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群，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而父老堯、舜乎？”（《後漢書·郅惲傳》） （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