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新文化運動原來是陳獨秀首推的，只是一開始影響力並不大，在李大釗、胡適、錢玄同、魯迅的加入之後才迅速蛻變，成為國內文化熱潮，其中魯迅的觀點最為犀利，也曾經和很多人在報刊上互噴，本篇文章就選取了其中4個比較有名的大師。

梅光迪等學衡派

學衡派指的是國立東南大學的梅光迪、吳宓、胡先驌等人，他們主張“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判之職事”，認為新文化運動只是單純模仿西方，不可取。此外，他們還反對新文學運動，認為文言優於白話。

這些人的陣營便是東南大學的《學衡》雜誌，第1期的序由梅光迪所寫，不過不叫序，叫“弁言”，裡邊提出四點：“一、誦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學。二、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郵思。三、籀繹之作必趨雅音以崇文。四、平心而言不事謾罵以培俗。”

筆者瀏覽了第1期的雜誌，上面插了孔子和蘇格拉底的畫像，整本雜誌都是文言文書寫，學術水平還是相當高的，只是在其中摻雜了批判新文化運動和白話文的字眼。

魯迅看了可忍不了，在1922年4月9日的《晨報副刊》上刊登了“估《學衡》”一文，駁斥《學衡》雜誌中的意見，就連作為序的“弁言”都被他嘲諷了。

上面提到“籀繹之作必趨雅音以崇文”，意思為雖然是雜誌也要寫得雅緻有文法，魯迅先生抓住這一點，對這一期雜誌文章裡面的國學漏洞一一批駁，最後總結為：

“總之，諸公掊擊新文化而張皇舊學問，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為一種主張。可惜的是於舊學並無門徑，並主張也還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國粹的知己，則國粹更要慚惶然人！“衡”了一頓，僅僅“衡”出了自己的銖兩來，於新文化無傷，於國粹也差得遠。我所佩服諸公的只有一點，是這種東西也居然會有發表的勇氣。”

侮辱性不強，傷害性極大呀！

章士釗等甲寅派

其實民國文人的關係也不是單純相好或者結怨，1914年章士釗還在東京和陳獨秀一起辦雜誌，名字就叫《甲寅》。隔了一年，陳獨秀回國後，在上海創辦了《新青年》。

後來章士釗（也就是《覺醒年代》中的行嚴先生）和陳獨秀一起到北京大學教書，關係也還不錯，但是因為他堅決反對白話文和新文學，魯迅也寫過文章噴他。

章士釗曾經寫了篇文章叫《評新文化運動》，裡面說：“二桃殺三士。譜之於詩。節奏甚美。今曰此於白話無當也。必曰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是亦不可以已乎。”意思是二桃殺三士的典故翻譯成白話文變成“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當真不美。

魯迅迅速抓住其中的漏洞，寫了一篇《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進行反駁。

啥漏洞？漏洞便是二桃殺三士中的“士”並非指讀書人，而是三個武士。魯迅抓住這一點，文章前文引經據典進行駁斥，然後得出結論：“舊文化也實在太難解,古典也誠然太難記,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到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是亦不可以已乎’!”

後來章士釗嘴硬，又在自己的雜誌《甲寅》中一字不改地發了一次《評新文化運動》，只是前面加了一段解釋，認為自己只是做個類比，要理解內涵，不要糾結於細節，魯迅的迴應也很剛，在報紙上又寫了一篇《再來一次》，一字不差地把《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這篇文章再發表一次。

胡適

讀者可能會疑惑，前面不是說胡適和魯迅是一夥的嗎？怎麼搞起內部鬥爭了？

這和胡適後期的轉變有關係，他一開始就主張“20年不談政治”，後來更是主張學生不要參與遊行、吶喊救不了國，而是要踱進研究室整理國故。

這明顯和時代的需求是脫鉤的，戰亂年代如果讀書人都不管國事，全部到研究室裡面，這個國家又如何重新崛起呢？於是魯迅便寫了一連串的文章進行反駁。

比如在《未有天才之前》這篇文章中，魯迅說道：“抬出祖宗來說法，那自然是極威嚴的，然而我總不信在舊馬褂未曾洗淨疊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馬褂。就現狀而言，做事本來還隨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國故，當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讀死書，至於青年，卻自有他們的活學問和新藝術，各幹各事，也還沒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這面旗子來號召，那就是要中國永遠與世界隔絕了。倘以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謬絕倫！”

筆者認為這個反駁是相當有力的，戰亂時代，老先生整理國故未嘗不可，也是保留國粹的一種方式，然而要用這個口號號召所有青年人去整理國故，那就是將中國的青年人和世界永遠隔絕，這便是自絕出路。

胡適固然是極為了不起的，然而，相比魯迅、李大釗等人，倒是顯得有些淡漠了。

徐志摩

魯迅和徐志摩兩人的追求和想法南轅北轍，前者較為激進，而且鼓勵青年人參與政治活動，後者沒有什麼政治主張，按照魯迅的理解便是：此人是才子+流氓。

才子可以理解，流氓便是指徐志摩的感情生活實在豐富，當時他在追求林徽因，追求失敗了，天天寫些失戀的詩，魯迅有些看不慣，便寫了篇打油詩叫《我的失戀》，其中真是妙語連珠。

“我的所愛在山腰；想去尋她山太高，低頭無法淚沾袍。愛人贈我百蝶巾；回她什麼：貓頭鷹。從此翻臉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心驚。”

貓頭鷹暗指徐志摩寫過的一篇散文《濟慈的夜鶯歌》。從文學角度看，其實徐志摩的詩和散文還是很優美的，魯迅只是藉此諷刺徐志摩這類詩人不知現實，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筆者倒是認為兩者的區分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的衝突，前者更追求意境之美，後者更追求是否能言之有物、對現實有所影響。

“我的所愛在豪家；想去尋她兮沒有汽車，搖頭無法淚如麻。愛人贈我玫瑰花；回她什麼：赤練蛇。從此翻臉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罷。”

林徽因祖父是進士，父親是北洋政府司法總長，算是豪門。“赤鏈蛇”是指徐志摩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人首蛇身的女妖。

魯迅最後調侃“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罷”，後來在文集《野草·英文譯本》序篇和《三閒集·我和<語絲>的始終》中交代這首詩是為了諷刺當時盛行的失戀詩，後人又挖掘出針對的正是徐志摩。

結語

雖然都是用筆桿子噴人，這被噴的物件還是有不同反應的，像梅光迪、章士釗這些人就堅決反擊，而胡適這位老朋友雖然堅持自己的主張，卻也沒怎麼和魯迅爭，相反還比較維護魯迅的作品，徐志摩知道自己噴不過魯迅，對於《我的失戀》也沒有反擊。筆者認為，噴子+文化人殺傷力太強，建議現在的噴子們學一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