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代的問題

2000年結束的斷代工程將二里頭的年代定在公元前1880年至公元前1521年，根據鄭州商城的年代將商朝起始年定在公元前1600年。由此可見，按照斷代工程年代二里頭晚期已經進入了商紀年。

2007年，測年專家根據新砦遺址測年資料對二里頭年代資料進行了調整，修正為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30年。

不過在這之前鄭州商城的測年資料也進行了調整，上限修正為公元前1509年至公元前1465年。

由此可見，二里頭遺址結束後30年左右，鄭州商城才開始建造。據此，夏商分界如果按照鄭州商城始建年代來定的話，應該是公元前1500年，而不是斷代工程原來測定的公元前1600年。而二里頭下限是公元前1530年，二里頭遺址的年代從測年資料來看，並未落入商紀年。

雖然近年來隨著科技手段的提高，測年資料精準度有了大幅提高，但仍然只是一個重要參考，誤差在50年上下是很平常的，資料之間有幾百年的差異也不奇怪。所以很少有直接將測年資料拿來作為年代分期的，還需要透過器物型別，出土地層，其他考古文化等等綜合比較，最後會擬合出來一個年代值。我們上面列出來的各個數值就是擬合後的數值。

如果我們仔細看下之後開展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後擬合出來的年代值應該是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其實公元前1800年這個很好理解，因為公元前1750年這個數值本身就是根據二里頭遺址二期的測年資料上推50年得來的，這個50年明顯偏低，最後調整為公元前1800年應該是比較恰當的。

所以二里頭遺址一至四期時空範圍按照探源工程的結論，應該是公元前1800年至前1500年，而商代起始年是公元前1500年。見下圖，這點目前是很清晰的，與新的測年資料可以匹配，算是對斷代工程階段性結論的修正吧。

探源工程年代表

二、二里頭遺址一期和四期的問題

有些人說二里頭遺址一期是普通遺址，或許相對二期以後可以這樣說，但二里頭遺址一期面積已經達到一百萬平米，面積上已經屬於超大型遺址範圍，同時二里頭遺址一期發現了小件青銅器，雖然很原始，但已經開始了青銅鑄造，二期以後出現了可以滿足大規模鑄造的手工作坊。所以二里頭一期只是相對二期以後普通，而並非普通遺址，用《二里頭考古六十年》中的話說，這個時期的二里頭很可能已經是區域中心。

我們知道，任何長時段王朝的初期都是處於蟄伏狀態，近百年以後才開始興旺，二里頭王朝自然也難逃這個規律。

我們再看下二里頭四期，四期通常被分為早晚兩段，中國社科院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趙海濤先生經過詳盡分析，將四期的早晚段又分別分成了兩段。詳情可以見其2016年論文《二里頭遺址二里頭文化四期晚段遺存探析》。文中詳細論證了在二里頭四期晚段的後階段，出現了二里頭宮城和宮牆被毀的現象，同時出現了代表著先商的下七垣文化和代表著東夷的嶽石文化遺物。很清晰的反映出來在二里頭四期晚段的末期，出現了王朝更替的戰爭。相關論述還可以查閱趙海濤先生2020年的相關講座以及陳星燦先生2020年在媒體釋出的相關文章。均是這個觀點。

所以，幾十年前有些學者認為二里頭一二期為夏，三四期為商的觀點已經被證明是錯誤認識了，沒有必要不斷拿這些過時了的結論出來說事兒，目前得到的考古事實是，二里頭一至四期都是有別於早商二里崗文化的二里頭文化。鑑於考古文化變化的滯後性，二里頭四期晚段的後期實際上商已經取代了夏。而逐漸掌握了青銅技術的商人在幾十年後先後修建了偃師商城和鄭州商城，同時建造了自己的青銅作坊。二里頭四期出現的鼎、斝等青銅器與二里崗早期青銅器之間的傳承關係是很明顯的，我們此處不贅述。

二里頭牙璋的擴散

三、新砦期的問題

看探源工程的結論，應該是將新砦併入中原龍山了，並沒有再將新砦期單獨拿出來，這應該是一個調整，不過新砦是一個過渡期還是多數學者的共識，二里頭和新砦的關係也是顯而易見的，只是新砦的源頭是王灣三還是造律臺，或者後崗二期，目前的確存在分歧。所以探源工程對此進行模糊處理是正確的。

我們這裡重點談下那位大V的質疑，他提到了兩本書，社科院的《中國考古學·新石器卷》和陳星燦與劉莉先生出口轉內銷的《中國考古學 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此君言之鑿鑿這兩本書均未提新砦或者一筆帶過，事實如何呢？當然是大錯特錯了。

這兩本書我本人都分別讀過不下兩遍。尤其社科院《中國考古學》這套，閒暇時候就會拿出來翻一翻。那麼社科院這套書真的沒有提新砦嗎？當然不會了，主要原因是社科院《中國考古學》將新砦劃分進夏商捲了，這與新砦超百萬平米的遺址面積，版築城牆，青銅容器殘片的考古發現是一致的，與斷代工程將新砦和二里頭合併為夏代的結論也是一致的。此卷中對新砦以及二里頭做了長幅介紹，感興趣的自行查閱。

中國考古學·夏商卷

再看下陳劉二位先生的《中國考古學 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在此書第八章專門有一節為尋找夏朝，其中第一個就是介紹的”新砦期”，從年代到新砦遺址和花地嘴遺址都做了較為充分的介紹，並配以遺址平面圖。如何得來的此書未提新砦這個結論，我就不得而知了。

中國考古學 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

至於新砦期如何定位，我們無意去探討這個學界還存在不同聲音的問題，按照探源工程的方式，一併模糊進中原龍山文化即可。另外關於新砦期的研究非常豐富，參與的學者也絕不會只是顧萬發和魏繼印兩位先生，顧萬發院長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考古學家，尤其他最近對影象考古的研究，讓我大開眼界。魏繼印先生也是我很尊敬的一位年輕學者，是年輕一帶考古學家裡的佼佼者。任何話裡有話去影射他們學術素養的言論自然讓人無法容忍的。下面列出來一小部分有關新砦的研究論文。至於古代文獻上夏代紀年的問題，目前來看很難得出結論，但這不妨礙作為夏代中晚期這個時間段，也就是距今3800年至3500年這個區間，二里頭文化成為我國此階段最傑出的考古文化，也就是許宏先生所說的最早的廣域王權和最早的王朝都邑。

關於新砦的部分論文

關於新砦的部分論文

四、許宏先生有關二里頭的觀點

許宏先生對二里頭遺址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基礎觀點一直很明確，二裡頭是最早的中國，是最早的廣域王權，同時也是東亞地區最大的王朝都邑。

那麼許宏先生為什麼對二里頭姓夏還是姓商存在疑問呢？

許宏先生的依據主要來源於馮時先生對清華簡《保訓》中對四方之中的解讀，認為二里頭年代落在了商湯六世祖上甲微變求地中的年代範圍，所以二里頭有可能是先商建立的“夏邑”。實際上這是對狹義歷史領域的文獻內容的一種大規模顛覆。用許宏先生的原話來說，“要之，排除了二里頭文化的‘商王朝考古學編年’和‘商代史’，未必是完整的商王朝編年和完整的商代史。”

說得直接點，許宏先生認為不能排除歷史文獻是錯誤的，商的編年以及商代史可能會更久遠，反之，夏這個文獻上的王朝是以什麼形態存在的是存疑的。再直接點，夏作為王朝是否合適或者夏是否存在目前是不能完全確認的。

這就是許宏先生的“有條件不可知”理論的主要內容。

為什麼網上有些人總是會把許宏先生的言論拿出來做論據呢？其實就是斷章取義，許宏先生認為二里頭是夏還是商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歷史文獻上的夏和商編年及歷史得到確認才行。這與王巍先生所說，如果你不認為歷史文獻是胡說八道，二里頭就是夏其實是一個意思。這是考古學者面對歷史學的一種不同認識而已，根本談不上許宏先生否定二里頭是夏這樣的曲解。許宏先生的觀點其實是，如果歷史文獻上夏王朝和商王朝的記載是真實可靠的這個條件不能確認，那麼二里頭是不是夏是不可知的。

既然許宏先生確定無疑認為二里頭遺址是我國最早的王朝都邑，那麼如果夏朝是真實存在的，那麼二里頭遺址是夏朝都邑自然就是順理成章的了，但如果夏朝不存在或者不是一個王朝，那麼二里頭遺址自然不是夏了。

所以那些動輒就拿出許宏先生論點的人，請將許宏先生論點的前提說清楚，只說後半部分並不能說明什麼。

國家文物局對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第5106號建議的答覆

還有那些動輒把國家文物局2020年一份檔案拿出來說事兒的人，勞駕您把其中有關夏的部分一併畫出來，看下國家文物局檔案中是否認為二里頭是夏。對於考古文化遺址的稱呼，從來都是二里頭遺址這樣，殷墟難道不是殷墟遺址？需要說殷墟商都遺址？豐鎬不說豐鎬遺址，說豐鎬周都遺址？難道說長安遺址就意味著不承認長安是唐朝都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