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祖師梁羽生先生因病於2009年1月22日在悉尼逝世，享年85歲。大師給我們留下了35部1000多萬字的膾炙人口的武俠作品，為之，我們每位讀者都向大師表示深深的敬意。

1966年1月香港《海光文藝》創刊號上刊登了一篇為《金庸梁羽生合論》的文章，署名為“佟碩之”。後查悉，此文正是梁羽生化名發表的，從此展開一陣金梁筆戰的轟動熱潮。至於這篇文章的內容不想多提，只是梁羽生用“宋代才女唱元曲”來談金庸小說的不足之處讓我產生了很大的興趣。

“佟碩之”的原文中指出：

金庸的小說最鬧笑話的還是詩詞方面，例如《射鵰英雄傳》中，就出現“宋代才女唱元曲”的妙事。

《射鵰》的女主角黃蓉，在金庸筆下是個絕頂聰明的才女。“漁樵耕讀”這回用了許多篇幅，描寫這位才女的淵博才華。黃蓉碰見“漁樵耕讀”中的樵子，那樵子唱了二首牌名“山坡羊”的曲兒，黃蓉也唱了“山坡羊”答他。

樵子唱的三首：一“城池被壤，英雄安在……”，二“天津橋上，憑欄遙望……”，三“峰巒如聚，波濤如怒……”（限於篇幅，不全抄了，可查原書。）這三首“山坡羊”的作者是張養浩，原題第一首是《咸陽懷古》，第二首是《洛陽懷古》，第三首是《潼關懷古》。（隋樹森編的金元散曲有收輯，見上卷437——438）

“佟碩之”還在文中指出：

張養浩1269年才出世，也即是說要在樵子唱他的曲子之後四十年才出世。

宋人不能唱元曲，這是常識問題，金庸決不會不知道，這也許是由於他一時的粗心，隨手引用，這麼一來，就損害了他所要著力描寫的“才女”了，豈不令人惋惜。

梁羽生已經指出此“妙事”出自於“漁樵耕讀”一回，在廣州出版社出版的修訂版《金庸作品集——射鵰英雄傳》第二十九回“黑沼隱女”中，原文如下：

只聽他唱的是個《山坡羊》的曲兒

那《山坡羊》小曲於宋末流傳民間，到處皆唱，調子雖一曲詞卻隨人而作，何止千百？惟語句大都俚俗。黃蓉聽得這首曲子感慨世事興衰，大有深意，心下暗暗喝彩

只聽那樵子又唱道

又聽他唱道

黃蓉欲待相答，忽想：他愛唱曲，我也來唱個“山坡羊”答他，當下微微一笑，低頭唱道

以上僅是各首元曲出現時的前言，元曲未曾列出，可詳看P977——P978。金庸又加註“散曲發源於北宋神宗熙寧、元豐年間，宋金即已流行民間，惟本回樵子及黃蓉所唱”山坡羊“為元人散曲，系屬晚出。”

小說中出現的幾首元曲據史料記載可能為張養浩、宋方壺所作，歷史中絕對不可能是南宋的黃蓉做的，這是無容置疑的。

梁羽生的這篇文章及其後來發生的筆戰主要是針對小說內容和風格的，梁羽生很不贊成張冠李戴的歷史常識性錯誤。的確，那時的金庸每日更新連載自己的小說，難免會因為一時疏忽出現錯誤，引用其中。經過幾天的細想，我要試問：“宋代才女唱元曲”有何不妥？

黃蓉乃南宋的俏女，是金庸給她鎖定的歷史背景生活環境；《山坡羊》確為元曲，是歷史遠在近千年前留下的不可否認的事實痕跡。當黃蓉唱起《山坡羊》只有一個解釋：彰顯黃蓉的聰慧才智。我也可以理解為：在張養浩等人作出之前，就已經被南宋的大眾傳唱，這讓張養浩等人有了剽竊之嫌，而非黃蓉的剽竊在先。

當梁羽生的言論公出，絕大多人在想的是金庸弄出了常識性的錯誤，成為了談論的笑柄，消減了黃蓉的才智，大大降低了黃蓉在追求和喜愛的粉絲中的形象。

初讀金庸小說也有這樣梁羽生的同感，但細讀各部作品後才知這種現象是不少見的：《倚天屠龍記》中武當派、峨嵋派的創始人分別是張三丰、郭襄；《鹿鼎記》中韋小寶的傳奇人生；《神鵰俠侶》中蒙古大汗蒙哥死於楊過之手；《書劍恩仇錄》中陳家洛和乾隆是胞兄弟……有太多太多，那豈不是荒唐一片，金庸成了剽竊和篡改的楷模？

其實對於黃蓉唱《山坡羊》一事，應該像喜愛《鹿鼎記》中韋小寶一般，大清根本就沒有這個鹿鼎公韋小寶。在康熙六十多年的歷史中，鰲拜是韋小寶撒灰擒殺的？三藩叛亂是韋小寶統帥平定的？順治出家是韋小寶共悟禪道的？羅剎毛賊是韋小寶親兵剿滅的？《尼布楚條約》上的畫押是韋小寶留下的？康熙六次南巡幾下揚州是為了尋找韋小寶？……這種例子數不勝數，純屬藝術加工，無所謂歷史真實。康熙的歷史都有這樣荒誕不經的錯誤，黃蓉的吟唱難道不能理解？

再者，金庸乃浙江海寧名門望族之後，徐志摩、錢學森等都是他的至親，博覽群書，已經完全具備了寫武俠小說的內在涵養，對易經八卦這種中國極端難懂的哲學知識都深知熟讀，引用其中，會不知張養浩是元人？金庸不用解釋為自己的歷史知識不足，只是對歷史印跡的一種引用，如修訂版中作一個後注就可以了。

其實梁羽生和金庸對待歷史與武俠的聯絡上是對立的，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梁羽生把自己的武俠小說寫得太像歷史小說了，是對歷史的一種尊重；而金庸將歷史融入自己的武俠小說中，是對歷史的一種引用。金庸在1956年連載的小說《碧血劍》就是一次歷史與武俠的運用關係上的失敗的嘗試，把這部小說寫得不倫不類，而且改之又改，終於面目全非，成為15部武俠作品中最差的一部。

很多反對金庸的人，總把梁羽生當年的文章掏出來利用批判。王朔在1999年發表的《我看金庸》就是典型的例子，作為金庸小說的研讀者，非常客觀地說，王朔引起的轟動是一次文化爭鳴現象，也有藉此炒作的成分。王朔是位作家，是位編劇，還應是位非主流，自己寫的東西也很難與“魯巴茅、郭老曹”的作品相併論。當然也不否認他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我只是想說：內心真正的涵養不是用媒體炒作出來的。

梁羽生與金庸的筆戰是針對各自小說內容和風格的，當然梁羽生至死也不可能贊成金庸的寫作模式，但是他怎麼沒有想到：中國的《封神演義》、《西遊記》等古典名著的天馬行空的描寫豈不比金庸小說的內容和風格更為荒唐？

大師已去，唯有緬懷。四十多年前的梁金筆戰再次提上心頭，再問：“宋代才女唱元曲”有何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