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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軻讀書(二)——誰的《論語》?

《論語》是孔子及其弟子(包括再傳弟子)的言論彙編,大約成書於戰國初期,據傳是由孔子弟子——冉有的弟子最終編成。

孔子生活的年代以及《論語》成書年代,都處於新舊制度交替、社會規範瓦解、基本價值混亂的“禮壞樂崩”時期。對此,孔子不但自以為負有使命(五十而知天命),而且積極地透過創新教育(有教無類)和推介思想(周遊列國)以及親自實踐(五年施政)等,試圖重返傳統、再塑道德、匡正人心。

此後的社會發展證明,孔子的努力就如同在人類文化的首個“軸心時代”的蘇格拉底、釋迦摩尼以及中東猶太諸賢一樣,對當時的作用甚微(蘇格拉底還送了老命),卻對後世影響甚巨。

歷史上,註解《論語》既是“顯學”,也是“用學”——功用之學。尤其媚權時代,尤其折彎了脊樑、嫵媚了腰身,乃至丟掉了自尊和顏面的後代儒生,更是因時之需、因用之需的,把註解《論語》以及先秦儒家的經典著作,乃至曲解其思想和價值體系,作為迎合上意、矇昧下民、晉階自身兼或暢通讀書人“仕途”的,“有用”學問和工具。這當中,有些人是壞,有些人是蠢,有些人是又壞又蠢,有些人則是逼不得已。

當然,《論語》是兩千多年前的聖賢及其惜字如金的言論、著述,隨著時移世易,如此以來,則無論何時,也無論何人,做出不同理解和註釋均可理解,也屬正常。同時,無論何時,也無論何人,也都不可能壟斷性地或者妄稱:唯一能夠清晰透徹、正確無誤的予以 “規範”性或“標定”性的解讀。

因此,苛責秦漢以降的儒家的被迫蛻變,似乎有點過分。也因此,我們在盡力繞開“功用”心理和不妨繞過董(仲舒)、周(敦頤)、程(二程)、朱(熹)者流,在精神上盡力靠近先秦、盡力靠近述者其人、盡力靠近傳統價值本來面目以及儘量靠近“價值之根”的原則下,溯源聖賢和根究經典,並以此獲取讀書、思考的動力,追求可能的意義。

隨著年齡增長,我越來越喜歡孔子其人。具體地說,就是:其人溫和,或者說是溫和的理想主義;其人深刻,或者說是深刻的人文主義;其人豁達,或者說是豁達的樂觀主義;其人有趣,或者說是有趣的現實主義。

上述四個評價,前三個源自傅佩榮教授,第四個是我追加上的。因為,我特別喜歡“趣人”,但 “趣人”卻一直稀缺。而在那個年代,孔子以及孟子,無論怎麼看,都是少見的基於智慧的有趣之人,並與其他板著面孔的諸子相比,更顯難能可貴。也因此,我甚至想,除了財務狀況始終不佳,乃至偶爾會餓肚子之外,大多數人會有理由希望——自己擁有一個像孔子一樣的長輩吧?

另外,隨著對世事的理解、對人的理解,也越來越感到,需要早一點追尋和遵循人生來處的基本價值。否則,不但要走些彎路,撞些南牆,甚至會在源源不斷的關於利害得失的考驗和考量中,活得很累以及陷於“一切無憑”和滿世界混沌。

到此,我們可以說,這部《論語》是我們的《論語》。儘管,越是經事、讀書和思考,越是愈加真切的感覺到了自己竟然存在著如此之多的無知。正如,已知的邊界越大,已知之外的無知之地越廣。就連蘇格拉底也說: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的無知。因此,已知與無知的關係,可能會是一個人類自身的無解之題。

但是,這並不影響我們 “擁有”《論語》。因為,《論語》以及解譯《論語》,可以看輕其知識屬性,而更多地關注其所承載的價值,以及《論語》中最可貴的,即:從孔子到弟子的,獨立思考的品質和能力。

再囉嗦兩句:儘管我會盡我所能,寫出有別於某些註解版本的不同看法和思考。人們也可以和應該,對此提出意見和質疑,並仿效先賢,認真培養和展示自己的思考能力。同時,解譯《論語》,對關鍵字句予以考證,是必要和必須的。但,也請注意,不能陷於“訓詁”或者做個“老鵰蟲”。實際上,我的記性不好,也無力“尋章摘句”。

我希望,我們一起解譯《論語》,除了上面所說的,應該重點關注理解其思想和價值以及獨立思考能力,還要注意向自己的周邊傳播。面對自兩千多年前,一路坎坷、跋涉而至的“先賢”,我們這些後生晚輩們也不能太過懶惰和沒有意趣。

從下篇開始,依照《論語》二十篇的習慣順序,從“學而第一”起步,解譯《論語》。另外,兩篇間隔,可能會安排一個是百字左右的“竹下桑麻”——依託租賃的小園子,即興聊聊種樹、種花、種菜的瑣碎事。

寫著看吧。誰知道呢。

(種樹種花種菜,讀書讀世讀心;遙想,比遙遠還遠的過去)

下篇:左軻讀書(三)——《論語》學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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