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以前，那些掙扎在社會最底層的人叫作閏土、祥林嫂、阿Q、孔乙己，面對人間的不公與壓迫，他們從來不會去反抗掙扎，只是一味的逆來順受，有人愚昧可笑、有人迷信封建，就連在同為底層的這些人，都充滿了對彼此的勾心鬥角，以至於誕生了新的鄙視鏈。

枷鎖看起來太過於堅固了，最底層的他們實在不敢去掙扎，不如得過且過有口飯吃就不錯了。那些被欺壓鄙夷的經歷像一把無情枷鎖，將他們牢牢束縛，同時又讓他們對人世充滿了戒心，他們是封建下的最大受害者，卻依舊牢牢的守著這些腐朽不撒手，只是愚昧的喊著一句句脆生生的“老爺”、只是深信不疑的認為人血饅頭能治病。

於是某些留洋海外的有識之士，如西方文明開化國度的一份子，毫不留情的俯視著底層的他們，從未覺得與自己有何關係，置身事外的嘲諷著這一切。也有人看到了掩藏在黑暗下的這一切，但他們卻不願意打破這個枷鎖，只是沉浸在“智者”沾沾自喜的優越感之中。

但魯迅先生不一樣，他看到了世界的黑暗，也看到了這片土地的沉淪，卻依舊熱愛這個世界，熱愛這片土地上暫時矇昧的古老民族，儘管他那麼失望，但他依舊想要喚醒這條深陷泥潭的巨龍，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如精衛填海愚公移山，更像是一柄決計要斬斷黑暗的利劍，驅散著世間的不公和愚昧。

先生有這樣一首詩，叫做《自嘲》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

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從這首詩中，就可以看出先生是個怎樣的人，想要做什麼事。

在鍵盤歷史、民科風大行其道的當下，這些人熱衷於在不求考證的花邊中汙衊，而魯迅先生如此影響力之大之名人，自然也不可避免被汙名化，但這些汙衊終歸是沒翻起什麼風浪的，因為先生早已看穿了這一切，生前的汙衊都不怕，離世後同樣不怕，正如錢理群先生所說的那般:魯迅應該是唯一一個所有的書信日記被公開，而不被質疑品格的人了。

寫出《活著》、《許三觀賣血記》這般耳熟能詳作品的當代作家餘華，在2006年受邀前往奧斯陸大學演講時，在哥本哈根機場乘坐飛機時，看見了挪威航空公司的飛機上印有亨裡克.易卜生的畫像，易卜生之於挪威便是啟蒙者，而餘華也因為這件事，聯想到了魯迅先生在中國的影響力。思考片刻之後，餘華便決定在這次演講之中講述自己青年時對魯迅的厭惡。

在他這次的數千字演講之中，大部分文字都在講述自己當年如何討厭魯迅，瞧不起魯迅的作品。直到所有人都覺得餘華對先生成見極其深刻之時，他又突然峰迴路轉，將之前的種種貶低埋怨撥雲見霧，化為了對先生的高山仰止。

我小學時和一位同學有過一個爭論：太陽什麼時候離地球最近？

　　我們繼續爭論不休，直到有一天我搬出了魯迅，一下子就把他打垮了。我在情急之中突然編造了魯迅的話，我衝著他喊叫：「魯迅先生說過，太陽中午的時候離地球最近！」

　　他啞口無言地看了我一會兒，小心翼翼地問：「魯迅先生真的說過這話？」「當然說過，」我雖然心裡發虛，嘴上仍然強硬，「難道你不相信魯迅先生的話？」

　　「不是的，」他慌張地擺了擺手，「你以前為什麼不說呢？」我一不作二不休，繼續胡編亂造：「以前我不知道，是今天早晨在廣播裡聽到的。」

　　他悲傷地低下了頭，嘴裡喃喃地說道：「魯迅先生也這麼說，肯定是你對了，我錯了。」

　　就這麼簡單，他不遺餘力地捍衛了一年的太陽距離觀點，在我虛構的魯迅面前立刻土崩瓦解了。此後的幾天裡，他沉默寡言，獨自一人品嚐失敗的滋味。——《閱讀與寫作》餘華

上述文字是餘華在演講中講述幼年時期發生的事情，而我們現在看來不禁產生疑問，魯迅是否真的說過這句話?這句話是否真的正確?如果先生說過這句話，就能讓另一個人直接放棄爭論嗎？

其實前兩條都不重要，真正產生決定因素的便是最後一條，那個年代的時代背景下，如果是“魯迅”先生說過的話，在不論及真實虛構正確與否的情況下，依舊會產生這種效果，而之所以產生這種情況，直接源於餘華上小學的那個特定年代，因為魯迅先生的權威性，讓少年心性的餘華產生了叛逆，與其說餘華討厭的是先生，不如說是那段稚嫩可笑的歲月。

我有口無心地讀著語文課本里魯迅的作品，從小學讀到高中，讀了整整十七年，可是仍然不知道魯迅寫下了什麼？我覺得魯迅的作品沉悶、灰暗和無聊透頂。除了我在寫批判文章時需要引用魯迅的話，其他時候魯迅的作品對我來說基本上是不知所云。也就是說，魯迅作為一個詞彙時，對我是有用的；可是作為一個作家的時候，讓我深感無聊。因此，我小學和中學的往事裡沒有魯迅的作品，只有「魯迅」這個詞彙。

放在如今看來，在很多人在學生時代，或多或少都是有點討厭他的。除去晦澀難懂、文章眾多的因素外，先生文字的沉重便註定了少年心性的你我是無法真正理解的，枯燥無味便是那時最好的評價，少年的肩上的楊柳依依與草長鶯飛，沒多少人會對這些沉重的事情產生多大的興趣。

但往往擁有一定閱歷之後，歷經時間沉浮滄桑，瞭解到百年前的黑暗歲月，亦或者經歷些許人情世故，才會從魯迅先生的文字中看出那些小人物的無奈，才能懂得那個黑暗年代的愚昧與不公，才能真正的讀懂先生。

當時我已經從事寫作，魯迅的著作堆在最外面，我進出辦公室的時候，雙腳時常會碰到它們，我低頭看看在地上灰溜溜的魯迅著作，不由幸災樂禍，心想這傢伙終於過時了。有一次我經過時，不小心被地上的魯迅著作絆了一下，差點摔倒在地，我罵了一聲：「他媽的，都過時了，還要出來捉弄人。」

高中畢業的十多年裡，我閱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可是沒有讀過魯迅作品中的一個字。後來我自己成為了一名作家，中國的批評家認為我是魯迅精神的繼承者，我心裡十分不悅，覺得他們是在貶低我的寫作。

在餘華的演講完畢後，奧斯陸大學的一位歷史系教授找到他說了這樣一番話:“你少年青年對魯迅的那種厭惡感覺，與我那時對易卜生的不滿情緒非常相似”。

其實兩人討厭的並不是魯迅與易卜生，而是被名片化的兩人的權威性，有時代背景導致的原因，也有少年時期讀不懂的枯燥無味與叛逆心性，但隨著閱歷增長，他們終歸還是釋然了，明白了他們之所以偉大的真正原因。

直到我後來不停的重讀了魯迅的作品，魯迅的在我三十六歲的那個夜晚，魯迅在我這裡，終於從一個詞彙回到了一個作家。回顧小學到中學的歲月裡，我被迫閱讀魯迅作品的情景時，我感慨萬端，我覺得魯迅是不屬於孩子們的，他屬於成熟並且敏感的讀者。同時我還覺得，一個讀者與一個作家的真正相遇，有時候需要時機。——餘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