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儒家思想的開山之祖，孔子諸多言論被奉為真理，但也有不少言論爭議頗大，其中爭議最大的一句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莫屬。如何解讀這一句話，關係到孔子一生的聲譽，原因很簡單，如果解讀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麼就說明孔子具有愚民思想。
隨著諸多刻有民字的商周文物出土，揭開了民字最初的字形，辨別出民字的初始本意。透過商周民字的字形，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何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01甲骨文中的民字（下圖A），由上下兩部構成，上部像一隻左眼，下部像針刺一類尖利的東西刺著眼睛，致使一目而盲，可能是“盲”的本字。周朝金文篆文中的民字，與甲骨文差不多，但變得更為緊湊。秦漢之前，民字的字形沒有太大變化，秦漢之後突然變成了如今的字形。
透過民之字形來看，民的地位很低，被刺一目，說明或是有罪之人，或是戰爭俘虜，或是專有奴隸。
藝術源於生活，漢字反映的是現實狀況，或者說文字應現實需求而應運而生，因此民字的字形往往會反映出商周時代民之來歷。那麼，民字有何起源呢？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有過一番精彩論述。
“民與臣兩個字，在古時候本都是眼目的象形文。臣是豎目，民是橫目而帶刺。古人以目為人體的極重要的表象，每以一目代表全頭部，甚至全身。豎目表示俯首聽命，人一埋著頭，從側面看去眼目是豎立的。橫目則是抗命乎視，故古稱‘橫目之民’，橫目而帶刺，蓋盲其一目以為奴徵，故古訓雲‘民者盲也’。”
透過這一段論述可知，商周的民與臣都可能始於戰爭，征服某一部落之後，有人臣服，有人不臣服，於是就出現了民與臣之別。
在《甲骨文字研究》中，郭沫若對西周金文之民解釋為：“周人初以敵囚為民時，乃盲其左目以為奴徵。”也就是說，周朝最初是把戰俘命名為“民”，並刺瞎他們的左眼，以此標誌其為奴隸。
可見，商周之民與今天大不相同，最初指的是社會上地位最低的人。
02古代講究時移世易，時代不同社會也要改變，就是今人說的與時俱進。與時移世易道理差不多的是，隨著時代變化，漢字的字義也會隨之變化，今天的“力”（物理名詞）、“商”（數學術語）等漢字又衍生出科學上的意義。
隨著時間推移，民字概念越來越寬泛，逐漸脫離了刺目為民，轉變為底層百姓的總稱。《賈子·大政下》著錄：“夫民之為言萌也，萌之為言盲也。”《說文解字》（和刻本）善本中，就有戰國篆文“民”字及其註解：“民，眾氓也，從古文之象”。“氓”與“萌”同音，意思是充當隸役的平民，“眾氓”也做“眾萌”，意思是“一片萌發的小草”，象徵著“民眾”，這就是篆文中民之本義。
透過古人對民之解釋可見，先秦時代的統治者，認為民眾缺乏教養與知識，所謂“人多而無識”，猶如雜亂生長的小草一般，於是就蔑稱民眾為“眾萌”，這也是古人稱百姓為“草民”的原因所在。
與之對應的是，先秦時代是“君，尊也”，即君貴民輕。晉楚爭霸時，兩國爆發的鄢陵之戰中，晉國卿大夫郤氏追殺楚軍，但每一次追殺楚王車架之處，就要停下來行禮，而不是上前俘虜楚王，然後退回去再重新殺敵，郤氏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這是一個“君貴”的時代，楚王不退晉軍就沒法越過楚王繼續追殺。當然，楚王有點不要臉面，通常中原諸侯國君遇到這種情況，只會主動後撤，承認己方輸了。由此可見，春秋中原諸侯認為楚為蠻夷，不是沒有道理的。直到戰國年代，孟子才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但別說在先秦時代了，就是在整個封建時代都不可能被統治者認同。
因此，孔子所處的是君貴民輕思想非常嚴重的年代，由此說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似乎也並不讓人意外。
03但翻看孔子言行，孔子第一個創辦私學，說過“有教無類”、“仁者愛人”、“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還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賢人，從他一貫主張來看，孔子應該又不贊成愚民政策。既然孔子不贊成愚民政策，那麼真會說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嗎？
評價一個歷史人物的言行，首先需要了解其時代背景，如今看來某些愚昧、可笑的古人行為，但在古人看來卻很正常。孔子說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與時代背景息息相關。
孔子時代，社會的大致構成是國人、野人、奴隸，其中野人地位等同於奴隸。所謂野人，是國野制之下的野人，居住在城鎮裡的叫國人，居住在之外的叫野人。國人與野人的地位大不相同，政治待遇有著天壤之別，國人有一定的參政議政權利，戰時成為主要軍事力量，野人甚至連當兵的權力都沒有，處於被統治地位。國與野的對立，是西周時期階級矛盾的具體體現，也是西周奴隸制度的一個特點。
可見，如果孔子所說的“民”，僅僅只是野人與奴隸，那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說盡管不完美，卻符合時代特徵，即可以驅使野人與奴隸去做事，卻不能讓他們知道為什麼。
這一假設並非不可能，原因有四：
其一，孔子可以有教無類、仁義愛人，學習與仁愛上可以不限各階層百姓，因為“有教無類”在於學習周禮，“仁義愛人”在於希望統治者憐憫底層百姓，國人與貴族都可以容忍這些觀點。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明顯涉及了政治權利，如果使野人等也能知之，無視國野之別，估計立馬就會成為國人與貴族眼裡的眼中釘肉中刺，除之而後快。
其二，無論多麼偉大的人物，往往都會存在歷史侷限性。在國人與野人涇渭分明的時代，孔子的言行很難突破這種時代背景，從而將國人與野人一視同仁。
其二，孔子一生倡導維護周禮，維護周天子的統治，自然也會維護周朝的國野制，如果對野人、奴隸“使知之”，那麼可能就會造成國野制的崩潰，破壞周禮系統。
其三，民字最初是指奴隸，至孔子時代，會不會變成包括國人、野人、奴隸在內的一切百姓？顯然不太可能，最大可能是指野人與奴隸，或者至多再包括一些地位低下的國人。
因此，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理解，關鍵或許不在於如何斷句，而在於對民字內涵的理解。
綜上，透過孔子時代背景與先秦民之地位可知，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的“民”，應該不包括地位較高的國人，而是野人或奴隸，這兩類人自然只有資格幹活，沒有資格瞭解為什麼幹活。當然，孔子這麼說也不妨礙其偉大，時代使然也。
西方雕塑維納斯，斷了一條胳膊，卻被公認為缺陷美。孔子說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固然對其名聲有所影響，但何嘗不是又一種缺陷美？
參考資料：《周禮》、《說文解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