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歷史，往往就會得出有差異，甚至大相徑庭的結論。典型例子就是對南梁女詩人劉令嫻的評價上。

這位才華橫溢的女子在歷史上的評價可謂是眾說紛紜，有人說她不知廉恥，也有人說她至情至性。如此矛盾的評價為何會同時出現在一個人的身上呢？這一切就源於人們對其詩句的不同解讀。

梁朝的《太清記》中有這麼一段記載：“劉孝儀諸妹，文彩質豔，甚於神人也”。而且《南史》中的劉孝綽傳中，更是著重突出了劉令嫻的才華橫溢，見當時的人們對於劉令嫻文彩的讚揚，從當時的記載來看，並沒有什麼關於劉令嫻的不堪事蹟。

劉令嫻真正的“風評被害”，大概源於明朝。明代的一些學者對於劉令嫻的生平和詩歌，並沒有從嚴謹的詩歌批評的角度出發，而是以如同“小說家”一樣的方法，把劉令嫻的一生進行了加工和改造。而這其中，又以楊慎為典型代表。

楊慎在他的《升庵詩話》中就對劉令嫻的詩文《光宅寺》大加改造，不僅將其題目修改為《光宅寺見少年頭陀有感》，更是將劉令嫻的另一首詩綴在了這首詩後面，形成了一首新詩。我們來看看這首新詩額內容：“長廊欣目送，幽隱無人聲。兩葉雖為贈，交情永未因。同心何處切，梔子最關人。”這首新詩的內容再加上新的標題，看起來無不曖昧。特別是標題的修改，指出劉令嫻此詩是因為遇到了年輕的頭陀才有感而發的，無形之中製造了一種噱頭。這種稱得上是“大尺度”的修改自然是楊慎的有意行為，他的這一修改，原本是為了體現文人的風流形象，借這個赫赫有名的才女加美女劉令嫻之手編纂出動人的韻事。他從好事者的角度出發，只關注自己編纂的故事是否精彩，至於此舉在文學批判家們嚴肅的角度看來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他是毫不在乎的。雖說楊慎的對劉令嫻詩歌的改造並非出自對劉令嫻個人的不滿或評價，但以這種方式對劉令嫻的詩歌進行的宣傳，對後人解讀劉令嫻詩歌還是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如果說楊慎更多的是在劉令嫻的詩作上下功夫，由此編纂她的風流韻事，那麼明代的另一些學者則是直接對劉令嫻的生平履歷大加編造。典型的代表就如彭大翼和高棅。在彭大翼的著作中有這麼一條記載，說劉令嫻的兄長劉孝綽出了一句詩，大家接出來都缺了幾分味道，獨獨劉令嫻出口成句，對答如流。這條記載，不僅僅在明代之前查無出處，更令人生疑的是，彭大翼等學者在記載這段故事的時候並沒有說出其出處，這就不免讓人對這段故事的真實性打個大大的問號。再有就是，前面我們已經介紹過，劉令嫻生活的年代在南梁，可是在高棅的《唐詩品錄》中卻說劉令嫻是隋末唐初人。高棅是什麼人啊，他對唐代文學影響之深，流傳之廣無需贅言。可就是這樣有著超然地位的名流，竟然有著如此荒誕不經的觀點，也無怪乎高棅受到了同時期學者周嬰的辛辣嘲諷。

明代學者對劉令嫻詩作及生平的杜撰編造，一方面由於明代中後期較為自由的社會風氣，另一方面則要歸因於明代學風的浮躁空疏。到了清代，雖然清代的學者的興趣不再著眼於對劉令嫻詩作及生平進行杜撰臆想，但對其文字的批判，也很大部分受到了明代的影響，對其進行了先入為主的道德評價。許多清代學者並不關心劉令嫻詩作真正的思想深意和文學價值，只是純粹簡單的望文生義，擷取劉令嫻詩作中所謂“香豔”的詩句，對其大加批判，然後上升到倫理道德的層面，把劉令嫻武斷的判定為封建禮教所不容不齒的“淫蕩”婦人。被最多人所提及的一首詩是《期不至》，內容如下：黃昏信史斷，銜怨心悽悽。回燈向下榻，轉面暗中啼。我們先不論這首詩歌的內容如何，後來據考證，這首詩並非劉令嫻的詩作，應該是出自姚翻之手，崔東壁和王漁陽等學者嘴上說著考古辨偽，卻連詩作的歸屬都未查清，就通通歸於劉令嫻名下，大加批判，顯然是很不厚道甚至有點無恥的行為。

綜上看來，劉令嫻之所以會有這麼多的是非恩怨，很大一方面原因是因為她在相關史書典籍中留下的記載較少，這就給了好事者編纂發揮的空間。再來就是南朝詩人的詩作，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並不侷限於單純的描摹事物直接可感的形貌，而是需要用心去體會其含有的獨特的詩意核心。如果只是簡單附會，穿鑿的解釋，難免有失公允。劉令嫻備受誤解的“粉詩”人生，就給了我們深刻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