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末年，先後經歷“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 在東晉政權中，士族心目中的“馬”僅僅是君主的象徵，也僅僅是晉之所以謂晉的根本原因所在，而君主的實際存在掌控在士族權勢手中。只要不徹底傾覆“馬”這個法理上的君主引起整個士族階層的反對，“王”也便只是一個符號象徵，君主的實際存在便可以在士族階層內部進行變換，崛起計程車族就可以挑戰舊有的君主實際存在，取而代之，且不受政治道德倫理的制約。

一、王羲之淡泊名利

1、家族顯赫

王羲之出生在東晉時期赫赫有名的琅琊王氏這個江左第一大族的家庭裡。他的從曾祖乃王祥，曾祖王覽是王祥同父異母的弟弟，他極其愛護他的兄長。王祥以孝聞名天下，後因協助司馬氏篡位建國有功，官升至一品，拜太保，成為西晉一朝的開國元勳。後來還進爵為公，為琅琊王氏家族的政治和社會地位奠定了最初的堅實基礎。到了西晉末年，王羲之的父親王曠也擔任過侍中，是皇帝身邊的近臣，也可謂是炙手可熱的職位。然而當時的皇帝惠帝昏庸，皇權旁落，相繼發生了史上的賈后亂政，八王之亂等。

對於東晉一朝，王曠也是開國功臣，南遷之策乃其首創，這才有了後來的東晉王朝。王羲之的兩位伯父:王導和王敦，兩人也都是東晉一朝的開國元勳，他們一位是朝中宰相，一位是手握重兵的大將軍，共同擁立司馬睿即位，輔佐其建立東晉基業。琅琊王氏可謂江左第一大族，與皇室齊肩。世家大族壟斷了所有上品職位。在這樣重視家族背景的社會環境下，王羲之擁有如此強大的家族勢力，其政治前途無疑是光明遠大，如虎添翼。他若想在朝中任職可謂易如反掌。

2、淡泊名利

王羲之的仕途可謂一馬平川，然而他對仕途卻並不十分看重，對功名利祿並不熱衷。對於富家子弟來說，與其說是當官，不如說只是貴族青年的“必修課”，只是貴族地位的象徵罷了。王羲之在其年少氣盛、正值血氣方剛的年紀裡雖然願意當官，但也都只願意出任地方官。他不是沒機會當高官，丞相王導就曾多次想安排他入朝為官，這可是飛黃騰達、為琅琊王氏家族再創新輝煌的大好機會！自從王敦叛變之後，琅琊王氏家族昔日在朝中如日中天的勢力就大大削弱了，之後皇室對王氏家族的人便也不那麼信任倚重了。琅琊王氏急需加強在朝中的勢力範圍，而王羲之則是被家族的長輩們視為付予重望的人選。可是王羲之卻拒絕不受。

可見王羲之確實不熱衷於權勢，不僅不熱衷，還退避三舍。對王羲之說，從他的出處可看出國家的興亡，因此他若不出仕，則預示著國家的危亡，作為一名優秀的人才，他不願出仕為國家出力，又憑什麼企盼國家美政的出現呢？這一番話果然撞擊了王羲之熱愛國家，渴望美政之心，加之帝王之命不可違的壓力，王羲之終於不得不做出讓步，決定即使違背自己喜好淡泊寧靜生活的本心，也當作是為國家盡份心，出份力。

二、東晉士族的君主觀念

1、“王與馬，共天下”下的東晉政權形式

隨著北方士族的大量南遷，政治中心也由北方的洛陽轉移至南方的建康，作為當時力量最為強大的北方士族的首領王導、王敦，成為東晉新政權建立的積極推動者。王氏兄弟憑藉自身的聲望，使得司馬睿得到了吳姓士族的支援，“百姓歸心焉”。 最終於公元 317 年，司馬睿在建康即晉王位，次年稱帝，即晉元帝。琅玡王氏王導、王敦兄弟，一中一外，遙相呼應，把持了東晉政權的朝政，時人稱之為“王與馬，共天下”。

“王與馬，共天下”這既是東晉政權建立的實際存在狀態，也確定了南方各權力階層對顯權的認知方式，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東晉士族階層與以往不同的君主觀念。

2、複合型君主觀念

東晉政權的決策權完全掌握在王氏等門閥士族手中，司馬氏君主喪失了君主在國家政權中的決策權，只能聽從門閥士族的安排。在“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下，司馬氏君主毫無實際統治權，軍政大權都牢牢掌握在士族階層手中，士族完全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玩弄權術，置君主於不顧。“王與馬，共天地”的政治佈局基本上隨著東晉王朝相自始至終，在這個複合型方中，“馬”——司馬氏處在代表， “王”是宗室陣營中的表述。但可否意味著晉代政黨中的宗室階級，要視其個人陣營尺寸而異，因而其是伴隨著宗室整體實力升降機而變動著。

期間的門戶網更替，也促使高門士族宗室輪著享有君主專制。繼琅玡王氏之後，潁川庾氏、譙國桓氏、陳郡謝氏等北方地區門閥士族，輪著上臺戲曲，主宰者晉代的一系列關鍵管理決策、政治活動、戰略方針對策，替代“王與馬，共天地”中的“王”， 促使司馬氏徹底變成代表性的君王和罪刑法定上的君王。

三、東晉士族階層的角色

1、東晉士族扮演的社會角色

晉司馬氏本為北方河內大族，憑藉北方大族的支援，代魏立晉，並依靠他們滅蜀平吳，完成統一。故而，晉對北方大族極為優待，而且對於北方大族階層性質相同卻“已亡國”的南方大族，採取寬容策略。至此，由東漢以來一直孕育的社會階層變革，在西晉時期胚胎出士族階層與庶族階層，與皇族共同構築統治基礎的社會階層，特別是士族階層，人數眾多，盤根錯節，在優越的成長環境下，日趨穩定。

東晉政權的建立大勢所趨，迫在眉睫。雖然沿用了晉的國號，但是東晉相比於西晉，儼然於重建，皇族對士族階層的依賴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東晉士族階層，在新的社會變革後，逐步形成的新的政治、社會角色意識。

2、士族角色意識的變化

東晉士族階層形成了自己本階層特有的角色意識，並與其社會執行中的地位和特權一致。然而，隨著社會變遷的加劇，士族政治、經濟地位也不斷變化著，士族典型性的角色意識與時代的變化而變化著。肥水之戰後，不僅士族階層內部發生了劇烈變化，而且對於一向以軍功為最主要升遷途徑的庶族來說，無疑是天賜良機，大量庶族人物憑藉軍功，改變了自身的政治、經濟地位，由於自身的軍事勢力也急劇膨脹，使得他們中的代表人物進入到政治權力的高層，達到以往未曾有過的高度。庶族和士族開始了一致化的趨向。

原來水火不容、有云壤之別的士族和庶族開始轉變，士族和庶族的角色觀念有了趨一性。士族階層作為東晉社會的一個核心的統治階層，牢牢控制著社會的方方面面，士族階層也在此時發展到頂峰。在士族階層中，形成了穩定的典型性的角色意識，並在這種角色意識的支配下，具體作用於東晉的社會執行，使得東晉社會打上了深深計程車族色彩的烙印。

結語：

經過從西晉到東晉的劇烈社會變革，雖然司馬氏保得皇帝尊位，但也是名不符實。士族階層在東晉時期全面上升，在上層建築上的集中表現就是建立“王與馬，共天下”的複合型君主政權，掌握了社會的控制權，並把觸角延伸到社會的各個層面。東晉士族在社會舞臺上演繹自身角色的時候，雖然桀驁不遜、恃才放曠，但不乏淡雅風流。

文化意識作用下的東晉士族，也取得了令人歎服的文化成就，不僅在南方延續了在沒有不具備延續的秦漢中原文化，而且還有所突破，為南朝的文化發展奠定人才基礎和確定發展方向，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寫下了重重一筆。

參考文獻：

《史記》

《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