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第六回中寫了這麼一件趣事：

“西門慶又脫下他（潘金蓮）一隻繡花鞋兒，擎在手內，放一小杯酒在內，吃鞋杯耍子。”

西門慶“吃鞋杯耍子”的這個嗜好，是人在飲酒作樂時把女人的繡花鞋當作盛酒的杯子，這繡花鞋也因此被叫做“鞋杯”，它也有更為文雅的名字——“雙鳧杯”、“金蓮杯”，這一習俗起源自宋朝，盛行於明清，是當時士人中間頗為風靡的“妓鞋行酒”。

一、“妓鞋行酒”的兩種玩法

“妓鞋行酒”的玩法大致分兩種，一種是類似“投壺”，另一種是類似“擊鼓傳花”。

關於第一種，清朝方絢在《貫月查》中專門講了的做法：

行酒時，推一人為錄事，叫他從陪宴妓女的腳上脫下一對小鞋，在一隻小鞋內放一杯酒，另一隻小鞋放在盤子裡，錄事拿著盤子走離酒客一尺五寸的地方，而酒客們用大拇指、食指和小指撮取蓮子、紅豆或榛松之類，對準盤中小鞋投五次，根據投中的次數多少來罰酒，即飲那杯置入在小鞋裡的酒，以此取樂。

第二種是這樣的，把小鞋在桌上傳遞，傳遞時數著初一、初二，或十五、三十的日子，而執小鞋的姿勢要隨著日數的不同而做相應的變化，或者口向下、或者底朝天，或捏鞋尖、或託鞋底、或平舉、或高舉，誰要是錯了，誰就要喝小鞋裡的那杯酒。

有一首詩是專門說這第二種玩法的：

雙日高聲單日默，初三擎尖似新月。底翻初八報上弦，望日舉杯向外側。

平舉鞋杯二十三，三十覆杯照初一。報差時日又重行，罰乃參差與橫執。

看到這裡，大家應該都明白“妓鞋行酒”是什麼意思了，簡單來說，就是在陪酒妓女的鞋子裡放一個盛滿酒的酒杯，然後以鞋代杯來飲酒。

這些文人騷客的行徑可真是“騷”得不一般啊！

二、士人的對“妓鞋行酒”的獨特愛好

古時以女子腳小為美，於是便有了對其的美稱“三寸金蓮”，三寸金蓮大概是十釐米長，既然腳這麼小，穿的鞋子自然也是這般大小。

女人如果長了大腳呢？當然，現代生活中的“謝大腳”當然沒事，畢竟現在仍是個看臉的時代，在當時呢？

輕則戲謔，重則諷刺。

比如，周櫟園在《書影》記錄了“秦淮八豔”之一馬湘蘭的大腳：

“足稍長，江都陸無從（明朝陸弼）戲以詩曰：‘杏花屋角響春鳩，沉水香殘懶下樓，剪得石榴新樣子，不教人見玉雙鉤（小腳）。’”

我們再接著說“小腳之美”引來的“妓鞋行酒”，這種飲酒方式，我們看著是放浪形骸、庸俗汙穢，可在明代，卻被視作風雅之舉。

記載元朝史事的札記《輟耕錄》中曾記載，文學家楊維禎“耽好聲色，每於筵間見歌兒舞女有纏足纖小者，則脫其鞋，盞以行酒，謂之金蓮杯。”這位極有“創造力”、極富影響力的大才子興起了這股靡靡之風后，金蓮杯如病毒一般，頓時傳遍整個社會。

明嘉靖年間，散曲、戲曲作家馮惟敏還專門作了一首《鞋杯詞》。

明隆慶年間，博學多才的何良俊遇到王世貞，就從袖子中拿出妓女王賽玉的一隻鞋子以助酒興。王世貞遂賦詩云：“手持此物行客酒，欲客齒頰生蓮花。”

接下來，我們重點說說以楊維禎和何良俊為代表的明代士人，他們與“妓鞋行酒”之風的關係和因果。

1、先說楊維禎

楊維禎，號鐵崖，少年時便盛名在外，中過進士當過官，但是因不善逢迎，在父母相繼去世後，在丁憂期滿後，本應續任或另行任職，但他在十年內竟沒有得到新的委任，更別說官復原職了。

金子到哪裡都發光。

在規模高達七百人之多的文會上，主評就是楊維禎，可見他的聲名與文采之高。

沒有官職，只能寄情山水，甚至放浪形骸、耽於聲色，因為他的“妓鞋行酒”之舉便發生在這十年間。

至於深層次的原因，我們在下文中繼續分析。

2、再說何良俊

何良俊，明代戲曲理論家，與楊維禎一樣仕途不順，自稱與莊周、王維、白居易為友（口氣很大），書房名被其題為“四友齋”，還寫了一部書叫《四友齋叢說》。

再說回來，何良俊只是單純做了“妓鞋行酒”之舉嗎？

自然不是。

我們看他對待“與友人家夜集”一事，何良俊不是隻做了“妓鞋行酒”一事，還把這件事寫進了《四友裔叢說》一書，書中“重點”提到了“友人”王世貞及其在宴中作詩一事。

“妓鞋行酒”讓何良俊有面子嗎？

有，但不如“王世貞”帶給他的面子大！

我們看看王世貞的身份就知道了，他是個官三代，爺爺、爸爸都曾官至二品，還是當時天下文壇的大神。

由此也可以看出，何良俊交友的咖位是不低的，其才情也是能得到其友人的認同的，不然也不會玩兒到一起去。

何良俊做這樣的事其實不止一次了。

除了王世貞，還有一位叫趙貞吉的人，這位也是高咖，身份是中官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因為曾在地方上的同一個部門任職，所以不乏你來我往。後來，趙貞吉做了京官，兩人便沒再來往。

對此，趙貞吉倒是沒什麼大反應，最多寫過兩首給何良俊致仕的送行詩，但何良俊恰恰相反，他把與趙貞吉的交往都寫在了《四友齋叢說》裡，就差說倆人情同手足了。

與其他人的來往也是如此，何良俊寫的書中，“默默”地把給他贈詩的人分為了“三六九等”，書中所提到的“友人”多為戶部右侍郎、南京刑部尚書、南京禮部尚書等高官顯貴，而像山人、登州太守等小官微名之輩，雖也有贈詩等往來，但並未將彼此的交往寫入自己的著作當中。

再看他自己呢，他一個有十年閒賦在家、放浪形骸的知名文人，卻看不上人家官小位低的，怎樣顯擺自己呢？借他人之名來掩蓋自己的自卑、炫耀自己的交友品味。

按照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交友凡爾賽”吧！

他炫的是“友”，畢竟自己不是高官顯貴的身份，那他拿什麼來彌補呢？

文藝領域的聲名赫赫給他帶去了自信，這自信的程度足以彌補“炫友”的自卑心理。

在這文藝的世界裡，不必在乎他人的冷嘲熱諷，不必在乎名與利，這就是他的主場，他就是這世界的“皇帝”！

因為，他確實有這個文采，更有與莊周、王維、白居易為友的自信。

楊維禎沒有何良俊這麼多類似“炫友”的彎彎繞繞小心思，但他有“妓鞋行酒”這種行為，也是與他仕途上鬱郁不得志、只能在自己優勢領域上找到自信有異曲同工之妙。

所以說，“妓鞋行酒”這種荒誕行為的出現是雖有偶然性，但其背後也隱藏著一定的必然性。

“妓鞋行酒”這種風氣的流行有多種因素，有楊維禎、何良俊等明代士人因政治因素受到的排擠，有王陽明追求自我與利益的思想解放，有政治上的寬鬆，也有經濟發展導致的社會生活日趨多樣化因素的存在。

這樣風靡士人的生活風氣，有贊同聲，自然也有反對聲，元末明初畫家倪瓚“以妓鞋為穢”，他這種行為卻被明代文學家沈德符視為怪癖。由此可見，“妓鞋行酒”已經被當時的社會所接受。

“妓鞋行酒”，是源於小腳的魅力，是士人對金蓮小腳的偏愛，也是士人對“自我實現需求”的滿足。與妓子感不感情的先放一邊，他們在其中找到了優越感，找到了可以寄託的情懷，，也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特立獨行，這倒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