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呢？不寫？究竟為什麼感到困難？”

這是張兆和1961年7月23日寫給丈夫沈從文信裡的一句話，這封信也是《從文家書》的最後一封。她的這封信洋洋灑灑千言，目的只有一個：勸說文豪丈夫重新提筆創作。

以往，每次接到三姐，即張兆和的信，沈從文都會激動地立即回信，可這次，已許久沒收到妻子來信的沈從文卻在收到這封信後遲遲未提筆回信。

沈從文直到死都沒有告訴妻子：自己為何對再寫作感到困難，也因為他從未開口說，張兆和到死都未能真正理解他。

同樣不能理解沈從文之封筆的，還有沈從文的讀者。他們和張兆和一樣，對這個問題百思不得其解。他們不明白，當初為尋求個人出路，他可以在大量流鼻血的情況下日夜寫作，可如今，所有人，包括黨都在關心他創作，他卻“能寫而不寫”。

晚年沈從文

在張兆和和世人眼裡，一個把寫作看得比生命還要重要的文學家，是不應該也不可能真的為了幾句批評而永遠封筆的。

也因為不理解，張兆和在那天的信裡似激將一般地質問沈從文道：

“你說你不是寫不出，而是不願寫，被批評家嚇怕了？但是文藝創作不能沒有文藝批評，文藝應當容許批評，也容許反批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正是鼓勵大家多發議論，用各種不同樣式風格表現生活，文化藝術才能發展繁榮。”

說完這番話後，張兆和還在信裡補充道：

“說是人家要批評，我（你）就不寫，這是非常消極的態度。”

張兆和信裡提到的“人家的批評”，說的是1948年2月10日，文豪郭沫若批判沈從文等文學家的文章《斥反動文藝》。郭沫若在這篇文章裡，將沈從文的文字形容為：“作文字上的裸體畫，作文字上的春宮圖”。自此後，沈從文便背上了“桃紅色作家代表”的帽子。

正是這頂帽子，導致了沈從文後來的重重劫難。期間，就連他所執教的北大也貼出了“打倒沈從文”的標語。

那段時期，無疑是沈從文一生最悲慘的時期，事發不久的1949年初，他第一次嘗試自殺。第一次自殺時，沈從文將手伸到了電線插頭上，可這次自殺因兒子發現並及時拔掉電源而失敗。

距離這次自殺不久後的當年3月28日，沈從文再次自殺了，這次他將自己一人鎖在屋裡用刀片割開了手動脈和脖子的血管，為了能讓自己不被救，他還喝了一些煤油。

這一次，沈從文再次被救，這次救他的是妻子張兆和和兒子，當他們破窗而入時，沈從文已經鮮血四濺。

經歷這兩次自殺後，活過來的沈從文精神便有些不好了，也是自此後，他決定永遠封筆，不再從事文學創作。

後來的沈從文離開了北大國文系的教學崗位，轉而進入了北平歷史博物館任職。之後，他便將全部的心力用在了文物研究上，就在張兆和寫勸誡信前的一年，即1960年，他剛剛發表完了《龍鳳研究》等等關於文物研究的文章。

這些文章還是文章，但它們和後來沈從文歷時15年完成的《中國服飾研究》一書一樣，已完全不屬於文學創作的範疇。

也正是因為發現沈從文的這些文章全與文學無關，張兆和才會專程寫這樣一封信對他進行勸諫。張兆和知道，文學對於沈從文而言，就是命根子。任何時候，她都比任何人更懂得沈從文封筆意味著什麼。

張兆和、沈從文全家

只是，張兆和終究不懂沈從文，這種不懂，促使她在信裡用了大量的筆墨去勸諫丈夫重新創作。

為了勸諫他，她將如今國家社會對他的種種優待也講了出來，她說：

“如今黨那樣關心創作，給作家各方面的幫助鼓勵，安排創作條件，你能寫而不寫，老是為王瑤這樣的所謂批評家而嘀咕不完，我覺得你是對自己沒有正確的估計。”

因為怕自己說的這些還不夠直接，於是，她乾脆直截了當地接著寫道：

“我希望你能在青島多住些時，一則因為今夏北京奇熱，夜晚蚊蚋多，睡不好覺，二則能在青島寫一篇或兩篇小文章， 也不辜負作協為你安排種種的一番好意。”

張兆和的言外之意很簡單：黨、作協等等如此對你報以期望，你可不能辜負他們的好意。所以，不管怎麼說，你也得寫一兩篇文章出來，小文章也行。

張兆和性格素來淡然，可在丈夫寫作與否的事情上，她卻多少顯出了“強人所難”的意味。但她的“強人”，實際上，恰是她愛丈夫的一種表現，她在內心深處希望丈夫重新拿起筆創作。畢竟，她深深懂得：丈夫在文學上的天賦，幾乎無人能比，這樣的天才作家封筆，對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是極大的損失。

但在勸說丈夫提筆創作時，她也換位替丈夫思考到了封筆很久的人再創作的困難。她甚至還為這些可能的“困難”，專門寫了一段文字，她說：

“不能說（再創作）沒有困難，創作這種複雜的活動，主觀方面，客觀方面原因都有，重要在於能排除困難，從創作實踐中一步步來提高，不寫，空發議論是留不下好作品來的。”

她還自覺“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丈夫死活不肯再創作的緣由，她說：

“你至少在創作上已信心不大，因此舉足彷徨無所適從。”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去，沈從文當是最不可能在創作上“信心不大”的，要知道，他可是一生被兩次提名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啊，若非因為辭世早，他定會是中國第一位拿下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

老年的沈從文與張兆和

實際，過往的創作中，大量的優秀作品的問世，如《邊城》等的成功，早已讓他確信自己文筆的卓越。所以，他是最不可能在創作上信心不大的。

一個執著於文學，將文學看作和生命一樣重要的人突然放棄文學，絕不會是因為任何外在的原因，而只可能因為文學本身。

“他封筆只因為，在他那個年代，文學已經失去了獨立性，文學不再是單純文學，而變成了政治的傳聲筒。”

南珊這句話的意思再明確不過了，他認為：沈從文之所以放棄他摯愛的文學，全因為文學已經變樣了。所以，他認為，沈從文此時的放棄，不是放棄，恰是他對文學的尊重的體現。

南珊的這種認為和一位名叫高爾泰的美學家一致，這位美學家曾說：

“美是自由的象徵，文學也一樣，文學也是自由的象徵，失去了獨立性和自由的文學就不再是文學, 是道具 , 給時代造某種聲勢, 是文獻, 讓後人從中查詢歷史，但它不再是文學。”

更進一步闡述南珊關於沈從文封筆的緣由說則是，他認為：在他決定封筆的那個年代，文學已死，既然它已死，又何來再創作說呢？

實際上，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裡，文學確實曾和政治密不可分，不僅文學創作如此，文學研究也是如此。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去，這絕對是文壇的怪現象，但這種“怪”，在沈從文決定封筆的那個年代，真的是“常態”。

也因為是“常態”，一直和沈從文在一起的張兆和甚至也認為“那樣才是主流”。也正是基於這種認定，在那封勸諫信裡，張兆和在信的末尾提筆寫道：

“最近我看到希克梅特在《蘇聯婦女》上發表首詩，這詩不脛而走，到處傳誦，在日本反美日協定上起很大宣傳作用，這樣的詩，能在和平運動直接起這樣大的作用，感人至深，我覺得，就是最好的詩。”

張兆和甚至還將那首當時大火且她也認為“最好”的詩摘抄在了這封勸誡信裡，這首詩名為《一個死去了的廣島小姑娘》，聽詩名便知道，這首詩是在二戰時日本廣島核戰背景下創作的一首詩，以下便是這首詩的節選：

“就是十多年前死在廣島的，那年我才七歲，現在我還是七歲，死了的孩子是不會長大的。先是頭髮燒著了，後來眼睛也焦了，完了，我就變成了一堆灰，灰也給風吹跑了。”

這首詩顯然帶著濃重的政治色彩，相比沈從文眼裡的真正的文學作品，它與時代、與政治契合得非常嚴密。

“能寫出這樣詩的詩人有多麼寬闊博大的胸襟啊！寫出這樣的詩，我覺得無愧於革命詩人和平戰土的稱號。我們應當有這樣的詩人和作家(包括你在內)。寫出這樣作品，是人類的驕傲。你說呢?”

張兆和寫下這些的目的都只是為了勸諫沈從文再提筆創作，她在用自己的方式說服他，她並不知道：這些方式，只會讓他更加地沒有創作的衝動。

張兆和與沈從文

沈從文對文學有多敬重，他對這類政治色彩濃重的所謂“文學作品”就有多厭惡。

可惜，張兆和一直沒有看懂丈夫，她看不懂他，實際上多少是因為，她並沒有那麼認真地分析過丈夫的作品、信件等等。實際，在張兆和給沈從文寫這封信的當年，沈從文就在給她的一封信裡提及了文學創作，他在信裡提到了自己對當時的一個“政治＋文學”作品，即《紅旗飄飄》的種種看法。他說：

“我們《紅旗飄飄》文章有的是不同動人事件，可是很多卻寫得並不動人，且多相同，重點放在戰鬥過程上，表現方法又彼此受影響，十分近似，不會寫！還是要學會它（《戰爭與和平》）。”

很顯然，沈從文這話是在批評這些文章是“為寫而寫”，所以它們往往“並不動人”。真正文學作品顯然不能是“為寫而寫”，而應該是真正的創作。

在這封幾千字的長信裡，沈從文溫婉地告訴張兆和：她的文學修養等還遠遠不夠。至於“不夠”到何種程度，沈從文沒有明說，實際上，根據後來的種種，我們不得不承認：當時的張兆和和沈從文雖是夫妻，也都從文，但兩人在文學上的差距卻是極大的。可以肯定地說：張兆和的文學各方面素養，甚至還沒有到能完全欣賞沈從文作品的程度。

從來，高處能看清低處，可低處卻總是不能看到高處。所以，張兆和對於這種種並不知情，她自然也不能完全看懂比她層級更高的沈從文。

沈從文迫切希望有人能懂他，他也多少覺得：若張兆和在文學等等各方面更進一步，她定能更多地看懂自己。但他顯然不能明說，所以，他只能在信裡用很委婉地方式提醒她“要做好手頭的編輯工作，需要更多地去提高自身文學素養”。

關於如何提高自身的各方面素養，沈從文也在信裡給出了建議，他對妻子說：

“如能仔細認真讀一百種書，真的用一年時間來共同讀一百本書，結果你們必然會覺得工作便利得多！對作者幫助也大得多！有些描寫方法，安排，組織，表現技巧，乍看作者總是不太費力，卻有極好效果……”

在1961年初的另一封信裡，沈從文用了大量的筆墨去和妻子談文學創作，如今看去，這些信實際並非完全意義上的溝通交流，實際是他在努力啟發妻子。

可惜的是，沈從文在信裡提到的那些作品，張兆和並未全部看完，她對於信裡的內容甚至也未有太多在意。

張兆和寫完這封勸諫信後，沈從文寫給她的信越來越少了，在現存的信件裡，這封是世人能找到的“他們的最後一封信”。此後的兩人為何再未有信件留下來？是沒有再寫？還是寫了沒被留下來？

這些問題的答案已經不得而知了。世人只知，收到妻子這封勸諫信後的沈從文沉默了很多天，他看起來甚至很有些抑鬱。

破天荒地，他最終沒有就此事給妻子回信，這種反常僅僅因為:他封筆的緣由，恰藏在妻子勸說他的那些話裡，只是她不自知罷了！

沈從文認為，即便自己解釋了，以那些話來勸說自己的妻子也不會懂他。如此，倒不如不說。

此後餘生裡，沈從文再未提筆創作過文學作品。

“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在。他不是完人，卻是個稀有的善良的人。太晚了！為什麼在他有生之年，不能發掘他，理解他，從各方面去幫助他，反而有那麼多的矛盾得不到解決！悔之晚矣。”

可嘆，只有到了此時，張兆和才真正懂了沈從文，只可惜，此時的沈從文已經不在了，沒人知道：她的懂，他是否曾接收到……

這樣的結局，大抵如沈從文在《邊城》裡的結尾那段話：

“可是到了冬天，那個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個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夢裡為歌聲把靈魂輕輕浮起的青年人還不曾回到茶峒來。

……

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