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從17歲隨老子在魯國的巷黨助葬，到51歲教育事業有成，直到晚年，孔子的主要政治主張雖然是“恢復周禮”，但在他的整個一生中，從沒忘記在“人道”之上還有一個起根本作用的“天之道”。如果說他年輕時認為“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孔子家語·觀周》）”，是出於對“周禮”的學習”以修身、治國的話，那麼，他對天道無為思想的認識和把握，則是中年以後的重要社會實踐活動。

孔子問禮於老子

孔子對老子的仰慕

《禮記·曾子問》。曾子問：“柩車已經上路，這時忽然遇到日食，葬禮是否改變？”孔子答道：“從前我跟著老聃在巷黨幫人家出葬，柩車也已上路，突然發生日食。老聃喊道：‘孔丘！把靈樞停下，靠著路的右邊停放，叫大家停止哭泣，等天象變了再走。’日食過後，柩車又繼續前進。老聃說：‘按禮就應這樣做。’葬畢返回，我就請教老聃：‘柩車只能前進，不能後退。日蝕這種現象，誰也不知道要持續多久’，與其在路旁等候，還不如繼續前進呢。

老聃說：‘諸侯去朝見天子，每天日出而行，傍晚太陽尚未落山就找個地方休息，並且祭奠隨行的遷廟主。大夫出使，也是每天日出而行，太陽未落就找個地方休息。靈樞不可在天亮之前就出殯，也不可到天黑下來才止宿。披星戴月而趕路的，只有罪人和奔父母之喪的人。遇到日食，天空一片黑暗，我們怎麼會知道天空不定在什麼時候會出現星星呢？如果繼續前行，豈不是與夜行一樣嗎？君子行事依禮，總不能使別人的親屬有遇上災禍的危險吧。’我聽老聃是這樣說的。”

孔子與老子

關於婚喪朝聘方面的問題，曾子還問到“行軍的時候國王的牌位應該放在何處，居喪的時候應該從軍還是應該退役”“奉命出使諸侯國不幸身亡，該如何處理？”“8—11歲的小孩夭折，禮法上該如何處理”等問題，孔子均以“吾聞諸老聃曰”“吾聞諸老聃雲”的方式回答，類似回答八九處，表示禮出有據。可見老子在孔子心中的地位。

孔子早年問“禮”，這個“禮”僅限於婚喪朝聘。中年以後所問之“禮”，多是禮樂刑政之“禮”

《孔子家語·觀周》。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最後，孔子問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辯，聽者亂於辭，知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

孔子家語

《史記·老莊韓非列傳》。十幾天後結束“問禮”之旅回到魯國，弟子問老子的情況。孔子說：鳥能飛，魚能遊；獸能跑。我們能用不同的方法捕捉到它。但是對於聖物，比如龍的出神入化，我就不知道了，它御風凌雲，變幻莫測。老子，“其猶龍耶！”（《世紀·老子韓非列傳》）”，可見老子在孔子心中地位有多高，就像上天入地，千變萬化的神龍！

此次西行問禮，收穫頗豐：“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呂氏春秋·當染》:“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此三人皆體道者，亦染孔子)。”

《韓詩外傳》卷五：“武王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

《潛夫論·贊學第一》：孔子師老聃。

《韓詩外傳》：“孔子學於老聃”。

《潛夫論》說"孔子師老聃" ，與"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同列……

此外，《孔子世家》《莊子》等先前著作均提到老、孔的關係，都是關於政治主張和學術思想的請教或交流，不涉及論爭。

《史記·老莊韓非列傳》

孔子之道，是“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的“禮”

孔子以“克己復禮”為己任的在孔子看來，人之道就是天之道在社會人倫上的應用，他說：“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禮運》）。”

孔子崇周，他在隨老子“觀周”“問禮”過程中，告誡弟子們，你們一定要要記住這些話：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

這些話，並不是孔子當著老子的面說的客套話，而是孔子終生持守的“大道”。

子貢說過：“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對此，孔子並未予以直接回答。

論語

但是到了晚年，孔子自感大限將至，跟子貢說：“予欲無言”，子貢說；“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

孔子的話很直白，他說天什麼時候說過話呢？天並沒有說我是天道，我讓你們怎樣怎樣，可是春夏秋冬四季更迭，萬物自然生長、枯榮。所以孔子不談天道，卻已經告訴子貢何謂天道：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順任自然，做好本分，這就是天道。

孔子跟老子的思想並沒有什麼根本區別，有的只是方式方法或見解層之不同。後儒們常常將孔子思想嫁接改造，以示孔子之道跟老子之道的水火不容，殊不知，人文之道出於“自然大道”，猶如花之於根。

孔子問禮時，老子見他喋喋不休地大談“仁義禮”之道，告誡他說：“你說的那些道，倡導它的人，連骨頭都早已腐朽，於今何用？大丈夫有機會就出去做官，時運不佳就隨遇而安（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驕氣，去慾望，自然而然，無須繁文縟節。做作誇張。”

史記

對此，不論是《孔子家語》和《史記》均有明確記載，並且都記載了此次“問禮”之後的成效：“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很多學者把孔子跟老子分割開來，認為老子鄙視仁義禮，就是鄙視孔子。其實老子也不鄙視禮，只是說在整個宇宙執行系統中，禮是排在末位的，就像鮮花雖好看，卻不是根本一樣。

老子說：“失道矣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這是老子對道、德、仁、義、禮的次序而言的，孔子雖然主張仁，想透過“仁”而達到“克己復禮”的目標，但並不反對老子的這一思想。他說：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禮運》）”，“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萬物無不尊道貴德

他認為：如今“大道”的準則已經消逝不見了，天下成為一家所有，人們各自親其雙親，各自愛其子女，財物生怕不歸自己所有，氣力則唯恐出於己身。天子、諸侯的寶座，時興父傳於子，兄傳於弟。內城外城加上護城河，這被當作防禦設施。把禮義作為根本大法，用來規範君臣關係，使父子關係親密，兄弟和睦，夫婦和諧；用來設立制度，確立田地和住宅，用來表彰有勇有智的人，用來把功勞寫到自己的賬本上。因此，勾心鬥角的事就隨之而生，兵戎相見的事也因此而起。

並再一次強調：“禮這個東西，一定是源出於天，效法於地，參驗於鬼神，貫徹於喪禮、祭禮、射禮、鄉飲酒禮、冠禮、婚禮、覷禮、聘禮之中。所以聖人用禮來昭示天下，而天下國家才有可能步入正軌。”

由此可見，孔子之“道”依然是“禮”，不過這個“禮”一定是“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的“禮”。

所以，孔子雖倡導“仁”而實行“禮”，在源頭上還是承認“禮”必須“承天之道”的。就連闢老最猛烈的朱熹，也不反對老子所言“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也”的論斷，他說“他曾為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禮運》也是老子這意思。”

禮運

是誰把老子與孔子強行分開的

在諸子分家前，的確存在著學術見解或政治主張的不同，也經常發生一些論爭，比如墨家學派與儒家學派，但還不至於像戰國之後，尤其是董仲舒和二程朱熹以來，儒道法墨各家勢同水火的局面，莊子說“道術為天下裂”，究其原因，就是“上賢，貴貨，見可欲”導致的爭奪與混戰。

當然爭歸爭，戰歸戰，並不影響思想的碰撞與交流，因此才有了漢代的儒術、南北朝的玄學和宋明理學，才有了傳統文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司馬遷所說“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的感嘆，不只是揭示了儒道分家的事實，更多的是出於對學術分家的批評。

透過分析，我們知道，傳統孔學並不像後來的片面強調“禮”而忽視對“天道”的遵循，要不然，看再也不會三番五次地“問禮”“問道”於老子，也不會出現對老子“其猶龍耶”的讚歎。

孔子問禮

儒學的改造始於荀子，作為黃老道學“稷下學宮”的祭酒，荀子不忍心看到孔學的衰落，於是博採道法之長，對孔學進行第一次擴充套件，把孔子關於天道的論述系統化。董仲舒則適應漢武帝“大一統”及“削藩”的政治需要，對道法、陰陽諸家之學納入儒學，形成新的“儒術”。

對儒學進行最“徹底”改造的是兩宋儒學家，從“北宋五子”的“太極論”“氣論”“術數學”等，到南宋的朱熹、陸九淵，把先前時期的“天道”思想納入儒學範疇，對傳統文化進行了一次百年梳理，建立了龐大的理學體系

理學之“理”實為“道”，他們把道家的“道論”，法家的“法治”，陰陽家的五行學說，融入孔子關於“天之道”的相關論述中，使之理論化，條理化。學術整理的結果卻也帶來一些認識上的片面化，尤其是元代開始將朱熹《四書集註》作為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後，片面強化了儒學而忽視了其他學說的歷史貢獻，客觀上造成儒道“不相為謀”的局面。

諸子百家

中國傳統文化是以道儒法墨等為主體建立起來的文化大廈，這是中國文化的應有之義，弘揚傳統文化，是弘揚包括儒家文化在內的中國所有優秀傳統思想文化，將傳統文化侷限於《四書》《五經》，是片面的，是對歷史和文化血脈的認識誤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