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按：本號《詩家爭鳴》第92-95期就當代詩歌的出路這一主要話題進行了探討，刊發了劉劍玉等評論家的文章，得到了廣大詩友們的熱情迴應和交流。本期繼續刊發這一主題文章，魏建軍說，很多詩人已經放棄自己成為上帝的代言人，也沒有人像海子那樣自信於做詩歌王者了，理想主義者正在死去，功利主義者遍地開花。但他堅持認為，不管人們多麼迷戀現代化，多麼迷戀享樂和消費，最後還是要有精神的歸屬感，只要人活著，就需要詩意地棲居於大地之上。
魏建軍，男，甘肅岷縣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魯迅文學院第33屆高研班學員。有作品見於《文藝報》《文學報》《延河》《文學界》《散文百家》《散文詩》《敦煌詩刊》《北方文學》《新時期甘肅文學作品選》等。現為《中國報告文學》雜誌副主編。
當代詩歌的現狀和出路魏建軍
一位朋友給我這樣一個題目，讓我談談看法。我想說這是一個預設的卻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命題。大學裡一些閒的沒有事的所謂學者們常喜歡搞這樣一個嚇人的題目。對一個時代詩歌現狀的描述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很難說當下詩歌發展到了什麼程度，只能說個別詩人在當下做了啥，寫出了什麼樣的值得我們閱讀的詩歌。
中國新詩自80年代的朦朧詩以來，透過90年代新生代的詩歌體驗和實績，轉而進入新世紀最近10年來詩人們的詩歌創作，可以說發展迅速、層次不齊，詩歌寫作也正在進入一個轉型的時期。
嚴格說來，詩歌的轉型可能也是一個悖論，因為詩歌的寫作從本質上來說應該是時時都在革命著，而且這革命，有時還非常激烈。可是，對於詩歌研究來說，詩歌本身的流變性並不能影響關於詩歌某個階段的總結性評價以及展望。從評價中我們可以正視當前詩歌創作的現狀，以及針對這現狀找到可能的出路，以便突圍。
就我本人看來，我覺得當前詩歌的現狀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詩人已經逐漸放棄宏大敘事，轉而關注自己的內心體驗，並賦予這些體驗具有普遍的意義或者形而上的思考。
在這思考中，詩歌語言首先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生活有多少可能性，詩歌語言似乎也變得有多少可能性，一些日常話語直接進入了詩歌創作。如趙麗華的詩歌《我堅決不能容忍》“我堅決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場所/的衛生間/大便後/不沖刷/便池/的/人。”這首詩乍一看，乾脆不像一首詩歌，因為我們可能感到太沒有詩意了，可是，詩人就是要這樣倒我們的胃口，他不再關注宏大敘述，並且他把生活中大家隱而不談的東西也入詩了。其進步在於現實的介入性，而問題在於這僅僅表達了一下情緒而已，通讀完全詩，毫無美感，甚至也是詩歌寫作的一種危險，這種危險可能就是詩歌最終不是審美，而只剩下審醜體驗。還有如於堅的詩歌《尚義街六號》，在其中，他這樣寫道：
“尚義街六號/法國式的黃房子/老吳的褲子晾在二樓/喊一聲/胯下就鑽出戴眼睛的腦袋/隔壁的大廁所/天天清早排著長隊/我們往往在黃昏光臨/開啟煙盒/開啟嘴巴/開啟燈/牆上釘著于堅的畫/許多人不以為然/他們只認識梵高/老卡的襯衣/揉成一團抹布/我們用它拭手上的果汁/他在翻一本黃書/後來他戀愛了/常常雙雙來臨/在這裡吵架，在這裡調情/有一天他們宣告分手/朋友們一陣輕鬆/很高興/次日他又送來結婚的請柬/大家也衣冠楚楚/前去赴宴……”
他在詩歌中已經呈現給了我們最日常最瑣碎的生活，我們原先以為作為一名詩人，可能承受不了這麼日常的敘事和詩意，可是，我們正在承受，並且我們在於堅的詩歌裡還感覺到了一種非常親切的離我們的生活體驗不遠的東西，這體驗讓我們感到實在。如果不是這種詩歌的轉型帶來的閱讀，我們可能還沉溺在喊口號的詩歌階段，那樣，讓詩歌進入人性中最柔軟的部位，簡直是妄想。
2、市場化中詩人何為？
作為一名詩人，首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詩人。詩人並不比普通人高貴多少。但是，詩人又擔負著普通人不曾擔負的東西，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詩人是時代的代言人，詩人是敢於說真話的孩子。
在市場化已經非常激烈的今天，我們的詩人還在堅守著詩歌的這些聖言？
其實很多詩人已經放棄自己成為上帝的代言人，也沒有人像海子那樣自信於做詩歌王者了，理想主義者正在死去，功利主義者遍地開花。一些人借詩歌之名妄圖獲得既得利益，再也不管什麼詩歌的使命了。嚴力在《“80後”在“80後”》中引用了一句話：“想寫就寫，想怎麼寫就怎麼寫，絕對不會考慮慢慢寫的叮囑和勸告，任何高貴、經典、文字、抒情、意境到了我們這裡統統失效。詩不再是一個形而上學、陽春白雪的概念，而是像金錢、網路、音樂、足球一樣，為我們的玩物。詩歌就是幌子，藝術什麼都是幌子，都是一種手段，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的資格和空間成為你的精神家園，靈魂的小巢。”這段話差點沒有說只有金錢是真的東西了。我們寫詩，卻不知道什麼樣的詩是最好的詩，詩歌本身的擔負精神正在喪失，詩歌正在變成一種文字遊戲。
在市場化的今天，詩人很為難，詩歌很為難，我們怎麼辦？
3、工業化給詩歌帶來了什麼？
詩歌不僅受市場化的考驗，工業化的發展也給詩歌帶來挑戰並給詩歌話語注入了新的內容。一方面我們非常懷念農業文明，如海子在《村莊》《熟了麥子》中所寫的那樣。另一方面，我們開始質疑工業文明，如王述東先生的詩歌《鐵》：
“兩千度的高溫下，鐵開始變紅/叮叮叮，咚咚咚，火花四濺，/火紅的鐵在鐵匠的鐵錘下變得柔軟/鐵匠一遍遍錘打著這塊鐵/鐵匠要打造出上好的鐵器/來賺取這塊鐵的最大價值/鐵匠看不到手中的這塊鐵已經滿身創傷/南方，一個夏日的黃昏/我經過鐵匠鋪，鐵把它的疼痛傳給了我/我感覺到，有一柄鐵錘在敲打在我的身上。”
這已經不是一個個體的體驗了，而是一個群體的打工兄弟的體驗了。鐵，就是工業文明之痛。
4、詩歌最本質的核心自由精神正在喪失，我們很難再找到知行合一的詩人。而西方話語和中國傳統詩歌的給當代新詩又注入了什麼？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我們一直都在學習西方的詩歌，可是，我們常常不得要領，因為，有一個至關重要的東西不是學習就可以解決的，那就是詩歌的自由精神和生命參與意識。耿佔春在《失去象徵的世界》一書中寫道：
“也許，這是一個祛魅的世界，如果具體些，一個去象徵化的世界。如果不放棄警覺，這一現象與知覺經驗的重構、與表達它的語言問題有關。”
他是從詩歌的語言和經驗入手討論詩歌的，可是，還有他沒有深入探討的一個問題是，我們的詩歌語言、經驗修辭為什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這當然與我們深處的文化語境有關。我們的文化空氣、土壤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斥詩性的。我們活得太現實了，我們似乎早已向現實投降，我們甚至不想多思考我們為什麼會這樣，好像天塌下來了，總會有大個子頂著似的。不知不覺，我們早已失去動彈的能力了。
奧威爾曾說：“專制結束後二百年，不會有散文”。為什麼？因為散文和詩歌一樣，是需要詩人用良心寫作的，是需要作家的自由精神的。可是，我們的知識分子已經很少有這樣的自由精神了。自80年代知識分子集體衰亡之後，理想主義者正在失去，有血性的詩人也鳳毛麟角了。當然也有一些詩人在西方和中國傳統詩歌中找尋現代性的營養，如西川的《杜甫》，洛夫的《雨想說的》《井邊物語》等。
面對上述現狀，出路在哪裡呢？
1、詩人自身一定要爭氣，一定要有藝術自信心，一定要有勇氣。
2、市場化是把雙刃劍，詩人一定要正視現實，學會生存，不然還怎麼完成自救和幫助別人呢？
3、文化環境亟需逐步改善，讓自由的空氣更多些。
4、不管人們多麼迷戀現代化，多麼迷戀享樂和消費，最後還是要有精神的歸屬感，只要人活著，就需要詩意地棲居於大地之上。
5、鼓勵多樣性，引導真詩性，倡導人們積極認真地找到自己合理而幸福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