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專欄】

會不會讀書，過的是不一樣的人生

有人會讀書，有人不會，或不太會讀書。只說“開卷有益”，還不夠。讀書，讀什麼書，怎麼讀？有兩個說法，值得推薦。

一是清末文人孫寶瑄的，他在《忘山廬日記》中說，書無新舊，無雅俗，就看你的眼光。以新眼讀舊書，舊書皆新；反過來，以舊眼讀新書，新書皆舊。

林語堂說的更有趣：只讀極上流的，以及極下流的書。中流的書不讀，因為那些書沒有自家面目，人云亦云。

最上流的書必須讀，這不用說，誰都會這麼認為。可為什麼要讀極下流的書呢？極下流的書裡，泥沙混雜，你可以沙裡淘金——因為社會偏見，很多先知先覺者的著述，最初都曾被查禁。

還有一點，讀這種書的人少，你偶爾引述，可以炫耀自己的博學。很多寫文章的人，都有這習慣，即避開大路，專尋小徑，顯得特有眼光。這策略，有好有壞。

金克木有篇文章，題目叫《書讀完了》，收在《燕啄春泥》（人民日報出版社，1987）中，說的是歷史學家陳寅恪曾對人言，少時見夏曾佑，夏感慨：“你能讀外國書，很好；我只能讀中國書，都讀完了，沒得讀了。”

他當時很驚訝，以為夏曾佑老糊塗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才覺得有道理：中國古書不過是那麼幾十種，是讀得完的。這是教人家讀原典，不要讀那些二三手文獻，要截斷眾流，從頭說起。

其實，所謂的“經典”，並不是凝固不變的；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階層甚至不同性別，經典的定義在移動。談“經典”，不見得非從三皇五帝說起不可。

善讀書的，不在選擇孔孟老莊那些不言自明的經典，而在判定某些尚在路上、未被認可的潛在的經典。

補充一句，我主張“讀經典”，但不主張“讀經”——後者有特定含義，只指向儒家的四書五經，未免太狹隘了。

1、我的建議是，讀文學書

讀書，讀什麼書？讀經典還是讀時尚，讀硬的還是讀軟的，讀雅的還是讀俗的，專家各有說法。除此之外，還牽涉到不同的學科。我的建議是，讀文學書。為什麼？因為沒用。沒聽說誰靠讀詩發了大財，或者因為讀小說當了大官。

今人讀書過於勢利，事事講求實用，這不好。經濟、法律等專業書籍很重要，這不用說，世人都曉得。

我想說的是，審美趣味的培養以及精神探索的意義，同樣不能忽略。當然，對於志向遠大者來說，文學太軟弱了，無法拯世濟民；可那也不對，你想想魯迅存在的意義。　　

饒宗頤先生曾在北大演講，提到法國漢學家戴密微跟他說的兩句話：中國文學世界第一；研究中國，從文學入手是最佳途徑。

公開發表時，這兩句話都被刪去了，大概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誤解，以為是挾洋人以自重。可後面這句，其實很在理。從文學入手研究中國，照樣可以廣大，可以深邃。

而且，我特別看重一點：從文學研究入手，容易做到體貼入微，有較好的想象力與表達能力。所有這些，都並非可有可無，不是裝飾品，而是直接影響你的學問境界與生活趣味。

你看外國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他們的著作中對於文學經典的引述與發揮，你就明白，中國學者對於文學的閱讀，普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淺。

2、所有的閱讀，都必須有自家的生活體驗作底色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確實應該發揚光大，因此，建國學院，修清史，編《儒藏》，我都沒意見。我想提醒的是，今天談“傳統”，有兩個不同的含義。

晚清以降，中國人與西學對話、抗爭、融合，並因此而形成的新文化，已經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新的傳統。比如，談文學，你只講屈原、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不講魯迅，行嗎？

說到現代文學，因為是我的老本行，不免多說兩句。不是招生廣告，而是有感而發。儘管我也批評五四新文化人的某些舉措，但反對將“文化大革命”的瘋狂歸咎於五四的反傳統。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以及國際地位的迅速提升，很多人開始頭腦發熱，聽不得任何批評的聲音。回過頭來，指責五四新文化人的反叛與抗爭，嘲笑魯迅的偏激與孤獨。我理解這一思潮的變化，但也警惕可能的“沉渣泛起”。　

說到讀書的策略，我的意見很簡單：

第一，讀讀沒有實際功用的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等；

第二，關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連的現當代文學；

第三，所有的閱讀，都必須有自家的生活體驗作底色，這樣，才不至於讀死書，讀書死。　

古今中外，“勸學文”汗牛充棟，你我都聽了，效果如何？那麼多人真心誠意地“取經”，但真管用的很少。

這裡推薦章太炎的思路，作為結語。章先生再三強調，平生學問，得之於師長的，遠不及得之於社會閱歷以及人生憂患的多。

《太炎先生自定年譜》“1910年”條有言：“餘學雖有師友講習，然得於憂患者多。”而在1912年的《章太炎先生答問》中，又有這麼兩段：“學問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講，講不了許多。”“曲園先生，吾師也，然非作八股，讀書有不明白處，則問之。”

合起來，就三句話：

學問以自修為主；

不明白處則問之；

將人生憂患與書本知識相勾連。

借花獻佛，這就是我所理解的“讀書的訣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