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顏淵篇》的邏輯結構，會衍生出諸多仁學的含義出來，這是語錄體的單一文句解釋所沒辦法實現的，而且，語錄體的單一解釋無視了《論語》各篇章設計特意留下的明顯的衝突，唯有解決了這些明顯的衝突和矛盾，對仁學的理解才能夠深入。

《顏淵篇》是釋仁實踐篇，是對上述11篇的內涵的總結和提煉，因此，本篇的解釋需要以前述各篇聯絡起來，尤其是與釋仁理論內涵的《里仁篇》對照。12.6章講仁學需要以智者之明作為基礎，智者利仁，但禮崩樂壞之下，日月隱藏、四時易鄉、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兇，沒有智慧之明，如何有禮崩樂壞的應對之道。12.7章指出需要有政治之明需認清禮崩樂壞只是面現象，春秋競爭政治的本質是民信的競爭，這在《曹劌論戰》中也體現得很明顯。禮崩樂壞失綱常，貴族多淫亂，亂世無義戰，民不聊生苦難多，處處是危機。欲突破亂世，需有非常智慧，突破迷霧和紛亂，看清亂世政治的本質：春秋政治的根本是民信，唯有民信，諸侯在春秋競爭中才能立足，才能聚集人才。12.8章指出，政治之明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自身之明，認識到文質同體，以文促質，以質統文，共同促進，實現文質共同發展，實現文質彬彬。仁學實踐，需要能夠對外在的禮崩樂壞有清醒的認識，對內需要對自己的有清醒的認識，認識自身具有虎豹之品，而非犬羊之質。

12.9又出現了政治之明，即“民足”的社會，若是亂世，聖人絀約，唯有在治世，人的發展才有希望。若是體系化的解讀，此章與12.7章的關係如何解決，是本章解讀的關鍵。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參考譯文】魯哀公問有若說：“遭了饑荒，國家用度困難，怎麼辦？”有若回答說：“何不實行只抽十分之一田稅的徹法呢？”哀公說：“現在抽十分之二，我還不夠用，怎麼能實行徹法呢？”有若說：“如果百姓的用度夠，國君怎麼會不富足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夠，國君又怎麼能富足呢？”

據錢穆的註釋，魯哀公此問的歷史背景是“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謂按畝分攤軍費。是年及下年皆有蟲災，又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故說‘年飢而用不足’。”魯哀公問這個問題的目的是打算增加賦稅，結果有若給出的答案不是加稅法，而是建議採取賦稅更低的減負法。

有若：即有子。此處稱有若而不稱有子，因為是君臣問答。年飢：年景饑荒。饑荒年月，為政者當更思民之生存問題，所以古之“荒政”務在使民得食；而哀公思考的卻是自己的用度問題。用：國家用度。《論語札記》曰：“抑哀公斯問也，其將喪邦乎？年飢，不憂民之餓莩，而憂己之不足，此豈君道哉？”足：充足。如之何：怎麼辦。朱熹曰：“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盍：何不。何謂“徹”，傳統有兩種解釋，一者為通也，為天下之通法。朱熹曰：“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朱熹認為徹主要有通力合作的意思。一者為田租稅收制度。按照周法，什一而稅叫做“徹”，與周朝比較通用的貢法、助法類似。

“二”，即所謂什中取二的意思，錢穆註釋曰：“哀公于田稅外復加賦，用作軍費，是一畝田已徵兩分稅。”二，吾猶不足：哀公于田稅外再加賦，就是什而收二。此處魯哀公除了什抽一收取田稅外，還按什抽一的比例收取了的田賦，用作軍費，所以說一畝田已收了兩分稅。朱熹曰：“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君孰與不足：民富，君不會獨貧；民貧，君不會獨富。與，猶如“謂”。朱子曰：“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傳統的解釋均以單一章為限，闡釋何為善政之法。《四書解義》曰：此一章書見足國莫先於足民也。有國者不當以足用為念，而當以愛民為心。

三國魏何晏集解，北宋邢昺的註疏《論語註疏》曰：此章明稅法也。哀公既言重斂之實，故有若又對以盍徹足用之理。言若依通法而稅，則百姓家給人足。百姓既足，上命有求則供。今君重斂，民則困窮，上命所須，無以供給。南宋朱熹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南宋楊時曰：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南宋張栻曰：哀公以用不足為憂，而有若之對，循其本以告之。儒者謀人之國，未有不循其本而言之也。使哀公思夫二之猶不足，而有若乃欲損之，以為足國之道在乎是，則庶乎知為政所當損益者矣。南宋鄭汝諧曰：善富國者，務藏於民，未有民富而其上貧也。清代康有為曰：若橫徵苛斂，令民無以為生，則君亦與之俱危。漢靈善作家而黃巾起，明萬曆務礦稅而闖賊興。可不戒乎？明末劉宗周：救荒莫如節用，節用則薄賦斂。此為萬世荒政之龜鑑也。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曰：徹，則年飢之民庶足食，君孰與不足用也？君卿從無年飢不足食之事，惟必欲取二，則民散賦缺，不足用耳。大司徒荒政十二，二曰“薄徵”，故有若於饑年言徹足用，此籌國老謀至計。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曰：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雲“非禮也”，谷出不過藉以豐財也，亦言民足食，則賦役之用供，故為豐財之禮，荒政務在使民得食。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曰：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罹）飢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擾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慾，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清代姚鼐《惜抱軒經說》曰：孔子之告哀公曰：“古之君子，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又曰：“仁人不過乎物。”以孔子所諷推之，哀公者，多欲、奢縱而不恤民之君也。故曰：“今之君子，求實無厭。”夫人君之德，必在恭儉愛人，而況其於飢歲乎？公曰：“年飢，用不足。”有若曰：“盍徹乎？”言人主之職，求足民而已。足民必薄徵，薄徵必先儉己。苟第欲足己而已，則求實無厭，二猶不足，雖過二，終無足時也。苟欲足民而已，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夫何不足之有？清代唐文治曰：百姓足，則君存矣；百姓不足，則君亡矣。愚讀有子之言，未嘗不流涕也。

傳統諸解皆從為政愛民角度所作的解釋，告誡統治者需愛惜民力，但從未從整體化角度進行闡釋。其實，此章從統治者哀公的角度，與前後文的君子之明和崇德辨惑毫無關係，就更加證明了《論語》的語錄體的特點。因此，此篇系仁學總結篇，肯定不是從哀公等統治者角度的理解，而且，仁學作為生存的智慧也並非指向貴族或是統治者，而是指向一般的庶民。因此，需要將此章聯絡上下文作進一步解讀。

首先，本章體現了傳統政治治理的短期思維和仁學為政治理的長期思維的衝突。哀公代表的是傳統的政治治理思維，透過提高稅收的方法來滿足國家特殊時期的財政需求，這也是一般為政者基於危機所採取的方法。而有若所代表的仁學則提出減賦法，而且是減50%的稅，可以講，短期內，魯國的財政危機必然加重，可能會引起政治危機，使得自身的統治遭遇到貴族、士族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因此，有若的方法並非危機解決法，而是無危機情況下為政以德法。兩種方法，所要解決問題不同，因此，哀公或是一般正常的諸侯統治者是不敢如此冒險的。可以講，有若並沒有解決哀公的問題。

其次 ，本章實現了政治視角的全面轉變，從傳統的狹義政治治理視角，向整體性的社會治理轉變，傳統的治理正如哀公所言，滿足於治理者，透過增加賦稅解決短期危機 。但仁學的政治治理，並非統治者的滿足，還需要整個社會的富足、繁榮，需要對各種社會關係進行綜合考察、治理，仁學為政之法，系長期的系統工程，可能會激化、惡化短期的危機，如孔子當年的“墮三都”之策。孔子的仁學為政策略均為著眼於長期的策略，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這一思想在後來的《荀子》得到更為充分地展開，《荀子》曰：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jiào）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諸侯千乘之國，若要長治久安，立於激烈的萬乘之國的競爭之中，唯有采取此策，別無他途。

第三，此章在12.7民信章之後，其意明顯。民信並非空中閣樓，最終需以民足為根基，民足，統治者的利益才能最終充分確立。但民足是個系統工程，正如《陽貨篇》所言，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又如《堯曰篇》所言，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禮記•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兇旱水溢，民無菜色。民足、民信作為為政之出發點，導致整個政治治理思維的徹底轉變。

第四 ，此章在12.6章的子張問明之後，系仁學需要明瞭的幾個要點，一是12.7章的政治之明，需要民信作為政治的基礎，二是12.8章的個體之明，需要文質一體。本章（12.9）仍是政治之明，即民足是民信基礎，顯而易見，本章是12.7民信章深入，再觀其後，12.10章系子張的崇德辨惑章，可視為12.8的個體之明的深入，而12.11章君君臣臣章又是政治之明，系政治之明的再深化，因此，凡此六章（12.6至12.11）繫個體與政治之明的三個層次的闡明。欲明者，需要有三個層次的遞進，方可曰明）。因此，本章的意義是闡明政治治理的巨大轉變。傳統的社會治理是民免而無恥，而仁學的治理是要實現民足、民服、民信、民敬、民善，層層遞進，使得民成為政治治理的中心，能使民能夠興於仁，成就有恥且格的自主人格，這是政治治理的根本性轉變。

第五，如是觀之，12.7民信章、12.9民足章、12.11君君臣臣章三章構成仁學之明中的政治之明，三章層層遞進，需要統一觀之。春秋政治，民信是基礎，而欲民信者，需要民足；而欲民足者，需要君臣正位，即正名正位，這與後面一篇《子路篇》中的“正名章”就對應起來了。而若是此三章對應，12.6、12.8、12.10三章也需對應起來，12.6是言語之明，12.8是文質之明，12.10是崇德辨惑，也是層層遞進，構成個體之明。這種仁學實踐的層次，不依靠體系化的解讀不足以明瞭。其中仁的深義也必須依此法而可得，《論語》編輯者的良苦用心不可不察。

用仁學來解釋經典，可以填補《論語》篇章間的空隙，讓我們瞭解到完整的仁學，同時也能夠見識到仁學的強大解釋力，同時，也可以豐富仁學的內涵。如果需要進一步瞭解仁學的內涵，敬請加入影片慕課《論語啟蒙：論語的法典化解讀》（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CUEB-1449479163），或參考《仁者無敵：仁的力量——大變動社會的生存之道》（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中人人格論——<論語>的法典化解釋》。

現代世界被認為史上罕見之大變局，當今中國也處於快速的現代化程序之中。身處大變動社會之中，需要有相應的生存與發展之道，與中國傳統大一統社會的生存方式相異。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中心，而仁學是儒家的核心，是孔門弟子為全面闡述仁學編纂而成。它是處於春秋禮樂崩壞大變動社會條件下的“仁魂義行”的生存智慧，提出在禮崩樂壞之下，遵循真理其實是可行的（“志於道”），但需要遵循仁學的生存和發展之道，其要點為尊重人的自然屬性（“興於詩”），關注日常生活細節（“立於禮”），需要有遵循美德的技巧（“據於德”），能夠克服遵循美德所帶來的高昂成本（“依於仁”），強大的行動力是根本應對之道（“敏於行”），這樣，就能夠化解禮崩樂壞帶來的懼、憂、慮（“成於樂”），這對於身處目前改革開放的中國也同樣適用。本課程透過法典化解讀《論語》闡述大變動社會生存智慧，即“志於道、據於德、立於禮、依於仁、敏於行、成於樂”，以此作為安身立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