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殺了潘金蓮和西門慶，押著王婆到縣衙門自首。按照今天的法律，用刀子逼著當事人所得到的口供，叫做“非法採證”，是不能被法庭所採納的。不過宋朝的時候，還沒有這些講究。

這一回，接受了西門慶賄賂的“貪贓”知縣卻沒有枉法，反而天良發現，念及武松替他往開封送財物的好處，把供狀都改過了：把故意殺人改成誤傷和互鬥，加上武松是自首的，罪責自然就輕了。——實際上，西門慶“許諾”給知縣的賄賂，因為西門慶的被殺，並沒有兌現。知縣的“天良發現”，和這賄賂沒有到手，也不無關係。——如果賄賂已經到手，而且數目巨大，已經傾斜了的天平，就不見得會保持平衡了。那時候，由於知府那裡還有一架天平，衡量的結果，這場戲可就熱鬧了。

“武松殺嫂”這個案子的造成，其實罪在知縣貪贓。如果知縣依法逮捕了西門慶和潘金蓮、王婆等人，武松大概不會親自動手殺人。如今武松成了殺人犯，又由知縣主動給他開脫，可以說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案卷申報到東平府，府尹以前和武松並不認識，僅僅因為武松是個“打虎英雄”，又同情他的哥哥被西門慶所害，不但再次給他把口供改輕了，還派人替他到京師走後門，真是天大的面子，也真不容易。這裡無意中插寫了一個喜歡“義士好漢”的府尹。所以最後刑部只判了個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

讓我來總結“武松殺嫂”這一事件，可以評為是“好漢行徑”，但絕不是英雄行為。因為我的“英雄”定義，是為他人而非為自己。

他這個案子最後這樣判，有幾個關鍵的因素：一個是他前面有“打虎英雄”的盛名；一個是他為哥哥報仇，其志可嘉，其情可憫；一個是所殺的人都是該死的，沒有濫殺無辜。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官府迫於群眾的輿論壓力，特別是知縣，如果他不貪贓，武松何至於殺人？而最主要的，還是大家都從一個“義”字著眼，不論是官是民，都認為武松是個講義氣的好漢，雖然殺了人，卻是為情勢所迫，“事出有因”,值得同情。

宋代的刑罰，分“極刑”、“徒刑”和“流刑”三大類。

極刑分絞、殺、剮三個等級。絞刑一般適用於婦女，讓她們得一個“全屍”，算是當年對婦女的優待。像王婆、西門慶之類通姦殺人犯，罪大惡極，都應該判處“極刑”。所以王婆得到了當年的“最高獎賞”：不但被判剮刑，還享受了“騎木驢”遊街上刑場的殊榮。書中描寫：

大牢裡取出王婆，當廳聽命。讀了朝廷明降，寫了犯由牌，畫了伏狀，便把這婆子推上木驢，四道長釘，三條綁索，東平府尹判了一個“剮”字，擁出長街。兩聲破鼓響，一棒碎鑼鳴，犯由前引，混棍後催，兩把尖刀舉，一朵紙花搖，帶去東平府市心裡，吃了一剮。

這一段描寫，當然不一定是宋代刑罰的實錄，而很可能是明代人加上去的。朱元璋登基做皇帝以後，懲治貪官和淫婦特別兇狠：貪官只要貪汙六十兩銀子以上者，就處“活剝皮”極刑，各地都設有“剝皮亭”，剝皮之後，還要“揎草”，放在剝皮亭內示眾；甚至就掛在“大堂”上，讓下一任官員看了膽戰心驚，再也不敢貪汙。婦女只要因姦情而謀殺親夫,不但要受剮，而且要“騎木驢”遊街。

“剮刑”俗稱“千刀萬剮”，江南通稱“殺千刀”，按律法規定，必須剮一千刀，一說三千六百刀。如果低於這個數字，劊子手有受賄的嫌疑，就要“連坐”，至少要受到杖責。因此明代的劊子手技術最高明，剮刑的最高歷史紀錄是魏忠賢的“對食”客氏，剮了一萬多刀。

——魯迅先生說：中國的婦科大夫因為沒有學過解剖學，根本不知道婦女的肚子裡面有些什麼器官內臟，而劊子手卻“門兒清”。這大概就是劊子手殺人以後，就有“解剖”的習慣。以前老師解釋五刑中的“宮刑”：男子去勢，女子幽閉，都說是男子割去生殖器，女子則關起來。魯迅先生經過多方考證，方才明白所謂的“幽閉”，原來就是給女犯動婦科手術，讓她永遠不可能再“偷漢子”！——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都用在這上面了！

《水滸傳》中的這一段描寫，估計明清時代的讀者，大概是人人都明白的。時至今日，刑罰改變，“剮刑”大概還都聽說過，至於什麼叫“騎木驢”，不要說今天的青年人不知道，恐怕許多大人、老人，也不一定聽說過，所以這裡必須解釋一番。

“騎木驢”其實不是“判處刑罰”，而是“附加刑罰”，一般都是刑部批覆以後，當地官府另加的，也有百姓出於義憤，買通劊子手“法外施恩”的。這種刑罰，一般只施用於“謀殺親夫”的女犯。潘金蓮如果沒被武松所殺，大概也逃不脫這一關。

所謂木驢，據歷史記載，有許多種樣式，大致可因當地的製造工藝水平高低，分為繁簡兩種。

簡單的，不過是一段圓木頭，下面安四條腿，像一張條凳，所不同的，第一是“凳面” 不是平的，而是呈圓弧形；第二“凳面”正中間，有一根二寸來粗、一尺多長的圓木棍兒，向上豎著，象徵“驢毬”——這就是這種刑具被稱為“木驢”的原因：你不是貪淫麼，驢毬最大，讓你臨死之前充分享受！女犯被判剮以後，就把她全身衣褲剝光，把她強按在木驢上，關鍵的一筆，是一定要把那“驢毬”插進女犯的陰道里。女犯負痛，當然要掙扎，所以還要用四枚大鐵釘把女犯的兩條大腿釘在木驢上，然後由四名大漢抬著木驢遊街。遊街隊伍的前面，敲著破鼓、破鑼——之所以一定要用破鼓、破鑼的原因，絕不是沒有好鑼好鼓，而是一定要和縣太爺出行的“鳴鑼開道”有所區別。在遊街的過程中，還要用帶刺的荊條——也就是《水滸傳》中所寫的“混棍”——抽打女犯的後背，要她高喊：“我是謀殺親夫的淫婦，大家來看我的下場！”——這是中國傳統酷刑中，專門用來對付“紅杏出牆”又加“謀殺親夫”的婦女的。充分體現了男權社會、夫權社會對“不守婦道”女性的殘酷摧殘。

所謂“繁式”，估計可能是“科學技術”發達、木製機械製作技術精良以後對傳統“手抬”木驢的技術改進：繁式木驢，肚子裡是空的，四條“驢腿”，各安木輪，女犯遊街的時候，不是被抬著走，而是有人在後面推著走。關鍵的一筆，是木輪連著一條“制動杆”，制動杆連著木驢肚子裡的一個“偏心輪”，偏心輪又連著象徵“驢毬”的木棍兒，所以木驢往前推，“驢毬”就能上下伸縮。往往女犯還沒有押到刑場，由於木棍兒搗爛了內臟，早已經半死不活，氣息奄奄了。

“徒刑”則適用於“罪不致死”的惡人，刑期一般都在三年以上，最多十五年至二十年。當年沒有“無期徒刑”和“終身監禁”，罪行超過十五年、二十年的，大概就活不成了。——事實上，由於古代沒有“勞動改造”制度，為了監獄裡儘量少關只吃飯不幹活兒的犯人，連五年以上的刑期都很少，更不用說十五年、二十年了。

“流刑”只適用於輕刑犯，本來是“流放”的意思，就是把犯人押送到邊疆荒涼的地方去定居，不許他回來。這有三種意義：一是往邊疆輸送人口，開拓邊疆；二是讓他們在邊疆過艱苦的日子，算是“贖罪”；三是邊疆地方荒涼，可以避免他們繼續犯罪。

《水滸傳》開篇寫高俅“被遞解出境”，實際上就是判處流刑，只是由於高俅的罪行不重(引誘良家子弟學壞)，沒往邊疆輸送而已。

武松被判流兩千裡，發配孟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陽東面一百多里的孟縣(不是山西的孟縣)，算起來，從恩州到孟州，還不到一千里，實際上府尹在暗地裡已經給他減輕了。至於多少時間，書中沒說。

當年罪犯發配，都是走路。因為身帶行枷，長途跋涉，特別是寒冬酷暑，是一件非常苦的事情，實際上也是懲罰的方式和內容之一，所以才會有一千里、兩千裡、三千里的區別。再說，這也是一種“枷示”：犯人一路走去，所經過的地方，都能看見這種罪犯，也可以在百姓中起到“警示”的作用。

《水滸傳》中，寫了好幾起解差押送犯人的過程(林沖、武松、宋江、盧俊義等)，全部是兩個解差押送一個犯人。這是施耐庵出於情節需要不得不這樣描寫。

從史籍中看，第一，押送配軍，一般由府一級衙門派出公差，大都集中若干人一起遞解；除非情況特殊，兩個人押解一個人的情況相對來說比較少；第二，公差和犯人的“路費”，由府衙支給；不過所謂的“路費”，只指沿途的飲食費用，不包括住宿費。

因為宋代明文規定：解差押送犯人，到任何一家旅店投宿，都是不交房錢的。到達住宿地點，一般都由解差付錢向店家“回”來米麵蔬菜，由犯人負責生火做飯。犯人如果有錢，也可以買一些酒肉來自己吃並孝敬解差。一般情況下，“遞解”的犯人必須走路，連三寸金蓮的女犯(如蘇三)都要走路，不許坐車，因為一者沒有這樣多的差旅費，二者走路也是一種懲罰。所以對流刑犯執行的是“脊杖”，也就是用竹片抽打後背，以避免打屁股腿腳負傷，無法走路。而到了目的地，反而要打一百“殺威棒”，也就是“殺殺你威風的棒”，實際上就是打屁股。

——林沖在魯智深的保護之下，僱一輛車子坐，是例外之外的例外：解差懾於魯智深的威力，不敢不從。

這一次武松發配，因為大家公認他是一條好漢，所以一路上解差都沒有為難他，反而盡心盡意伺候。這是《水滸傳》中惟一一次解差對囚犯的優待。

武松走了二十多天，來到孟州道十字坡。這裡既然稱為“孟州道”，大概離孟州也不遠了。

在這裡，武松遇見了開黑店、賣人肉饅頭的張青和孫二孃兩口子。這兩個人，毫無疑問應該屬於“鐵桿兒歹徒”一流。

書中交代：這個張青，本來在一個廟裡種菜，為小事兒把廟裡的和尚都殺了，又放火把廟燒了，從此在大路上劫道當強盜。後來有一次劫道，被一個老頭兒打翻在地。這個老頭兒年輕的時候也是個強盜，看樣子還是個不知好歹、不分是非的人，不但沒殺他，反而收他為徒，還把女兒孫二孃嫁給他。從此夫妻二人在這孟州道上開黑店，除了出家人、妓女、囚犯這三種人之外，只要看見人家包袱沉重，就用蒙汗藥把人放倒，把人肉當牛肉賣。這樣出身的人物，不是鐵桿兒歹徒是什麼？

下次再說張青和孫二孃。

【吳越，通俗文學作家。祖籍浙江縉雲，現居北京。代表作品《括蒼山恩仇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