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東周末年，秦王政陸續滅韓、魏、楚、趙、燕、齊六國，一統九州大地，"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秦帝國的建立，基本奠定了中國的版圖。

經歷了幾百年割據戰亂，只零破碎的華夏大地終於統一，但是，此時的中國，"田疇異畝，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全國各處衣食住行都有著差異，極大的阻礙著九州大地長久地統一。於是，秦始皇一統天下後，雷厲風行地掃除種種異處，不僅鞏固了國家領土的統一，還使整個國家基本形成了中華文化共同體。

文化共同體形成的先決條件

早在戰國時期，各國勢力擴充套件的同時，已經促進了華夏族與周邊民族的融合。燕國勢力擴充套件到遼河流域（今遼寧一代），促進了東胡民族與華夏民族的交往；強盛的齊國融合東夷民族於其中；而秦楚兩國本為"戎狄"、"蠻夷"，卻在自身"華夏化"的同時，分別融合了西方的氐、羌、巴和南方的苗、彝。華夏文化在當時是先進的，因此而吸引、改變了周邊文化，所謂"用夏變夷"。從此，夷夏民族界限模糊，民族感情加深，民族壁壘也從此趨向於消融。

不僅如此，在"用夏變夷"的同時，華夏文化也在不短吸收、融合周邊民族文化於自身的體系之中。就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吸收了北方遊牧民族的服飾文化、軍事文化，從而也發展、壯大了華夏文化。

應該說，先秦時期的兼併戰爭和民族融合大大促進了華夏大地各地區人民的文化認同感，也就為中華文化共同體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一是書同文。

秦始皇對中華文明最大的貢獻莫過於統一文字。殷商以來，金文作為官方文字型制較為統一。但是到了東周末年，民間各地的文字則有了較大的區域差異。不僅如此，各地又有各地不同的方言。當今資訊交流便利中國尚有七大方言不同口音，何況是兩千多年前交通閉塞的秦帝國呢？於是秦始皇命令李斯等人進行文字的整理統一工作。

李斯等人以秦國所在的西周宗室故地咸陽所用的大篆作為基礎，吸收齊魯等地通行的蝌蚪筆畫文字筆畫簡省的優點，創制出一種形體勻圓齊整、筆畫簡略的新文字，稱作"秦篆"，即"小篆"，作為官方文字，通行全國。與此同時，小篆圓轉的筆畫變成方折，字形變得扁平，書寫更加流暢，極大便利了公文傳抄，於是流傳開來，後人便將此稱作"隸書"。隸書不僅提高了書寫效率，而且還奠定了楷書的基礎。它的誕生，是漢字史和書法史上的飛躍。

文字的統一，極大程度地消除了因方言不同導致的法令無法實施、經濟文化難以交流等問題，大大促進了秦帝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二是車同軌。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統一了各國車輛的形制，定車寬為六尺，一車可通行全國。公元前220年，秦帝國以首都為中心，修築到達原各諸侯國所在封地的馳道，在邊遠的雲貴地區修"五尺道"等，還開挖靈渠溝通長江、珠江兩大水系，大大促進了中央與地方的聯絡，鞏固中央集權的同時，方便了各地文化經濟的往來，極大促進邊遠地區的開發與文明開化。

三是度同制。

戰國時期各國有些不同的貨幣、度量衡標準制度，這對統一的秦帝國造成了很大混亂。於是秦統一六國後，統一制訂了貨幣標準與度量單位，促進了全國各地的經濟往來。而經濟往來隨之帶來的便是文化交流發展。

四是行同倫。

"行同倫"要統一的是人們的文化心理。秦始皇據五行學說，自以為得水德，因亥屬水，便以亥月（十月）為歲首。黑屬水，故而衣服旌旗尚黑；庶民以黑頭裹頭，稱為"黔首"。法律從水德，崇尚嚴刑峻法，並推行"以吏為師，以法為教"，即派遣官員以刑法教化百姓，大大加強了秦帝國對百姓的思想統治，也加強了帝國百姓的思想認同感。

五是地同域。

共同的生活地域是統一的文化空間。秦朝開天闢地一般開創了郡縣制，廢除了周代以來的封邦建國制度，打破了封國之間的地區壁壘。並通過大規模將中原百姓移民到邊境地區，傳播了中原文化。為了阻止匈奴的頻繁襲擾，秦始皇大規模修築長城，將前秦國、趙國、燕國三國北邊的長城連貫為一，自西從臨洮（今甘肅岷縣），東到遼東郡（今山海關老龍頭），全長五千餘里，保衛了千百年中原大地和平安寧。

"一橫長城長，一點茉莉香"，正是長城給中國帶來了和平安寧，中國文化才能這般在和平安寧中茁壯成長。

漢王朝建立：從崇尚黃老到獨尊儒術

秦國嚴刑峻法，原想保證秦帝國千秋萬代，"遞二世乃至萬世而為君"，不曾想大澤鄉陳勝吳廣揭竿而起，"一夫作難而七廟隳。"經過幾年楚漢爭霸，劉邦建立起西漢王朝。

經過對秦朝二世而亡總結的經驗教訓，思想家陸賈提出："事愈煩，天下愈亂。法愈滋，而奸愈熾。兵馬益設，而敵人愈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也。"即是認為法家的"有為"是造成人民暴亂統治動搖的原因。在這種認識下，陸賈提出"無所為而無所不為。"從而開啟了漢初六十年"無為而治"的局面。

六十年無為而治，與民休息，原本滿目蒼痍的華夏大地已然恢復了生機。然而，漢武帝繼位後，外有匈奴犯境，內有諸侯蠢蠢欲動，漢武帝不得不開始"有為"，聽取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以儒學取代黃老之學，抗擊匈奴，削弱諸侯，並設太學，納賢才。

董仲舒吸收了法家和陰陽五行家的思想，開創了"新儒學"，大力主張"王權天授"、"天人感應"，將皇權與天意相互建議，天子受任於天，因而民眾必須服從於天子；董仲舒還提出"五常"說，主張人要做到"仁、義、禮、智信"，構建了新的社會政治、倫理道德秩序。

不僅如此，漢代儒學對"禮"文化理論進行了新的、更深入的開拓，薈萃於《儀禮》、《禮記》等漢儒編定的文集之中。"中庸"思想主張為人處世不偏於極端，而追求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中和"之道，這更加開掘和昇華了禮文化。

漢儒將禮文化規範化、普及化、制度化、世俗化，使得新儒學滲透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社會各階層的行為準則，也讓開始與西域交流的中國有了"禮儀之邦"之名。

漢代是個大統一又大開放的時代。絲綢之路上駝鈴悠悠，在西漢末年之時送來了佛教。

在社會動盪混亂的東漢末年，道教應運而生。

這個偉大的漢王朝，為炎黃子孫留名為"漢"的王朝，也為中華民族奠定了以儒家思想為中心，輔之以佛道的文化血脈。中華文化一路走來，自上古萌發，歷經思想的大爭鳴初具雛形，終於在統一繁榮的秦漢形成脈絡，並賦予了強大的生命力，深深刻印在華夏民族的血脈之中。

國土的大一統，帶給炎黃子孫和平安定的物質家園；文化的大一統，

則是給幾千年至今的炎黃子孫一個充實溫暖的精神家園。

我們今日談復興，除卻生活的溫飽富裕，更有文化的復興。

文化的復興，是要讓世界看見，曾經欣欣向榮，鮮花著錦烈火烹油的禮儀之邦，又如朝陽一般在東方煜煜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