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魏晉時期後，魏晉名士們，如西漢時期的長安、東漢時期的洛陽那般，也在他們心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地標，而這些精神地標隨著魏晉時局的變化，也不斷地發生變化。
由曹魏時山陽縣的那片竹林，到晉都洛陽的金谷園和洛水之濱，再到東晉會稽的蘭亭，都是魏晉名士心中的精神地標。從竹林、金谷、洛水到蘭亭，魏晉名士們，用自己的言行，反映著整個魏晉時代的巨大變化。
一、竹林：七賢的風度竹林七賢一直是魏晉名士們的精神楷模，被後世之人一直稱頌，竹林也成為魏晉名士的第一座精神地標。竹林因七賢而成為魏晉名士最為尊崇的“聖地 ”。
因為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七人，他們經常聚會的竹林，也便跟著超脫了。因而竹林精神亦或是七賢精神，是從七人身上體現出來的。
“竹林”形成的背景是：曹丕篡漢稱帝，曹魏政權剛安穩幾年，朝政便被司馬氏掌控。魏、晉易代之際，朝局混亂，名士很難保全自己，因而紛紛想要逃離朝堂保全自我。
於是在此背景之下，嵇康、阮籍等人相約齊聚竹林，縱情飲酒、放蕩不羈、好不快活。
嵇康，“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提出，是對司馬氏集團藉助儒學周禮篡權的無情嘲諷。最後，嵇康對於司馬氏毫不掩飾的瞧不起，讓司馬昭終於氣急敗壞的殺掉了他。但嵇康身赴刑場，卻孤傲彈奏《廣陵散》的氣度，讓後世之人銘記。
阮籍，即便假裝大醉，也難逃作“勸進表”替司馬昭出聲。可是阮籍其實是想要明哲保身的，因而想方設法地想要逃離司馬氏，因而裝醉賣傻、不顧禮法、窮途而哭。在阮籍身上的虛無放誕之風，成為後世名士想要逃離朝廷困局的固有風氣。
被嵇康作《與山巨源絕交書》的山濤，是七人當中最為謹慎之人，也是最被世人鄙夷之人。可嵇康所書，只是向司馬氏集團展露自己胸懷而已，對山濤本人其實並無直接的否定。嵇康死時，將兒子嵇紹託付給了想要“經世致用”的山濤，足見山濤在風度上、品格上，是被嵇康接受的。
跟隨嵇康打過鐵的向秀，在嵇康死後，心性逐漸趨於平淡，對於名教與自然合一之道參悟極深。他所作《思舊賦》，追思過往，但制於當時時局，讓人嘆息。最愛醉酒的劉伶，用嗜酒逃避徵辟，任性放浪，是後世認為蔑視禮法、飲酒避世的代表。
王戎後入仕位列三公，但卻以極其貪吝的秉性，在司馬氏亂局之中但求自保。阮咸縱情音律，被司馬炎認為是“好酒虛浮”便不重用，反而最後得以善終。
竹林七賢每人境遇不一，但從他們身上表現出來的精神氣度，為後世名士爭相效仿。嵇康的孤傲，阮籍的虛誕，山濤的謹小慎微，向秀的大徹大悟，劉伶的醉酒避世，王戎的貪吝，阮咸的放達，都為後世之人銘記。
擁有七賢時的竹林，是遠離朝堂的精神聖地，是清淨無為、抒發胸臆、釋放自我的安謐之地。魏晉隨後的變局中，再無像竹林這般只是飲酒、彈琴、放歌、長嘯的地方了，這也是後世名士推崇竹林和七賢的內在原因。
二、金谷、洛水：西晉名士最後的狂歡從西晉司馬炎稱帝之後，到賈南風任用張華等人穩定朝野的那幾年，西晉國內局勢趨於安穩，魏晉名士們得以發展成不同於竹林七賢那般的“奢靡”風度，因為也有了頗具奢靡之風的金谷和洛水，這兩處西晉名士的精神地標。
石崇的金谷園金谷是西晉鉅富石崇的金谷園，他因與司馬炎的舅舅王愷鬥富，因此修建了金谷別墅，被稱為“金谷園”。西晉當時的名士劉寔、王導、王敦等人，都到金谷園拜訪過石崇。
石崇還有“金谷二十四友”，都是當時著名的名士，劉琨、陸機、陸雲等人皆在其中。石崇還將包含自己和諸多名士的一次宴會中，眾人所做詩詞集結成書，並親自為其作序，是為《金谷園序》。
後世王羲之在蘭亭集會，作《蘭亭集序》便經常被人拿來跟石崇的《金谷園序》做對比，王羲之聽聞後很是高興。足見當時西晉時的洛陽“金谷”，有不輸“蘭亭”的地位，有“北金谷，南蘭亭”說法。金谷也成為洛陽名士們，其中一座重要精神地標。
不過，金谷的興衰與其主人石崇密切相關，八王之亂起，石崇因屬賈后一方被罷免。後因寵妾綠珠之事，得罪孫秀，最後綠珠跳下金谷樓，石崇被殺。從此之後，金谷集會。
洛水之濱，王朝傾覆酈道元《水經注·洛水》中，有關於洛水的描述；而《周易》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的描繪，給洛水平添諸多神祕色彩；曹植《洛神賦》中“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的浪漫色彩，也讓魏晉名士更加對洛水心心向往。因而，洛水成了洛陽名士們的又一處精神地標。
洛陽名士齊聚洛水之濱，曲水流觴、清談飲酒、玄遊太虛，好不快活。而“洛水之戲”也成為當時魏晉名士最為喜歡的去處。
東晉時王導雖為“與馬”共天下的人物，但在清談上卻不見得厲害。有一次清談會上面對名士蔡謨對他清談能力的質疑時，大呼“我跟王承、阮瞻他們共遊洛水時，還不知道你是何人！”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充兒！”
王承是東晉初年的第一名士，阮瞻則是竹林七賢之一阮咸的兒子，王導聲稱自己與王承和阮瞻都在洛水清談，是為了彰顯自己的清談資歷。
不過西晉時，洛水之濱的清談聚會，組織者是出身琅琊王氏的王衍。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緻。”
有一次名士共遊洛水，等到回來後，當時的名士樂廣問王衍，“今日的洛水之戲如何？”，王衍回道：“都挺好。”都挺好是王衍的希冀，但也是王衍想要看到的情景，因為王衍的目的不單單是在洛水之畔的遊玩、清談。
賈后亂政，引發浩浩蕩蕩的八王之亂，最後司馬越擊敗諸王進駐洛陽之後，以王衍為輔助。王衍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替司馬越引薦大批名士，以裝點司馬越名望。
當時的王衍“四友”王敦﹑謝鯤﹑庾敳﹑阮修，以及胡母輔之、郭象、衛玠等名士，都在當時因為王衍的引薦進入司馬越府邸，世人稱“越府多俊異”。在此背景之下的洛水之戲，成為暴風雨前的狂歡。
洛水之濱，風光旖旎，名士集聚，清談玄論。可洛陽城外，匈奴兵臨城下，洛水邊的名士們還未飲完曲中酒，匈奴、羯族部隊便破城而入，殺戮洛陽城中數萬士民。
名士如王衍也被砸死在土牆之下，越府名士紛紛南下避難，“洛水”這個中原名士的精神地標，成為過往。
三、蘭亭：會稽山陰，暗流湧動與金谷南北相對的蘭亭，又是南渡名士們的又一處精神地標。原因無他，蘭亭所在會稽郡，地處三吳之地，遠離京口、長江，無建康、徐州一帶戰亂，局勢相對安穩，因而諸多門閥名士，紛紛選擇置業會稽，會稽周邊也成為隱士聚集之地。
蘭亭集會蘭亭的名氣，來自於王羲之組織的一次名士聚會，是中國古代最負盛名的聚會。當日參與聚會的名士有四十多位，在當時任會稽內史的王羲之組織下，齊聚會稽山陰蘭亭，清談、飲酒。
蘭亭集會成詩三十七首，成《蘭亭集》，王羲之為之作序，正是被人稱作第一行書的《蘭亭集序》，故而蘭亭的名聲在後世也被人熟知。
蘭亭集會參與者們，包含了當時東晉諸多門閥大族名士，琅琊王氏的王羲之、王徽之、王獻之、王凝之等，陳郡謝氏的謝安、謝萬等，另外郗氏、庾氏、桓氏都有人蔘與。
參與名士當中，包含東晉高官、門閥子弟、隱居名士等，可卻都是在東晉名士當中赫赫有名之人，足見當時東晉名士對於蘭亭所在的喜愛。
有人說由於東晉南渡，故而人們對於江東之地有了更多的探索，而江東多山水，也是吸引名士集聚的理由。《蘭亭集序》中的王羲之，是追求寄情山水，忘卻權力爭奪的。“放浪形骸之外”的王羲之與眾名士，展示了面對山水之美，追求寧靜自然的東晉名士風度。
然而，名士齊聚的蘭亭，卻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其實底下也摻雜了諸多東晉時局的影響。
三吳之地，會稽內史王羲之出身名門，為琅琊王氏之人，卻居為會稽一郡之地的會稽內史，為何？
因為在東晉時期，三吳之地的會稽位置非常重要。三吳之地為糧食產地，供應建康和長江沿線兵力的後勤。蘇峻之亂時，蘇峻想要挾三吳之地以自重，被郗鑑提前阻攔，才讓蘇峻之亂能夠迅速平定。
而會稽為三吳之地中心，一旦北方有亂，東晉掌權者則會讓會稽內史執掌兵力。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即會稽、臨海、東陽、永嘉、新安五地。所以東晉時，會稽內史一職，非常重要，有與其他一州之長等同的地位。王羲之作為門閥子弟，任會稽內史其實位置不低，實因會稽所在三吳之地很重要。
到後來因為太原王氏的王述任揚州刺史，成為自己名義上的長官，王羲之憤而辭官，也是後話。這其中不乏門閥之間的互相角力和妥協。
因為三吳之地的重要性，東晉門閥政治之下的各門閥勢力，都想要在會稽之地有形成影響。王氏、謝氏、郗氏、蔡氏等門閥，紛紛在會稽置辦產業。
謝靈運在《與廬陵王義真箋》中提到 “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
因為會稽的影響力，讓它在東晉變局當中，具有了非常特殊的地位。居於會稽的門閥士族，在會稽無論是出仕還是隱居，都頗具影響力。東晉謝安、孫綽、許詢等名士皆在會稽周邊隱居，劉惔、王濛、殷浩等人也經常遊於會稽。
謝安當時便隱居會稽，從高臥會稽東山，到東山再起，阻桓溫、決戰淝水，成為東晉中後期重要人物。正如謝靈運所說，如同謝安這樣想要藉以隱居三吳會稽之地，給自己增加資歷和名氣的人，實在是比隱士多太多了。
蘭亭集會所發生的背景：是在蘇峻之亂後，郗鑑居京口掌北府，調和王導、庾亮和陶侃等各方勢力之間的平衡，使得東晉達到一種穩定局勢。
所以，看似瀟灑不羈的蘭亭集會，其實並不像表面那樣頗具“魏晉風度”，反而是包含了種種東晉門閥角力中的平衡狀態。
結語魏晉名士的精神地標，由竹林到蘭亭的轉變，其實並非名士所願。在清談飲酒的背後，實際上包含著魏晉時局的變化。
竹林時期的司馬氏專權，以晉代魏；金谷、洛水時期的八王之亂、五胡入華，滅亡西晉；蘭亭時期的門閥鬥爭，互相攻伐。魏晉名士的精神地標，也難以如他們所願那般清淨無為、放曠不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