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這個名稱源自19世紀德國曆史學家希特霍芬(又稱李希霍芬，1833~1905 年，RichthofenFerdinand Von)，後來廣為流傳，被學界接受。“絲綢之路”逐漸成為東西文明交往的代名詞。至於為什麼叫“絲綢之路”，而不是稱這條路為商品交易中最為豐富的瓷器、香料之路，有的學者認為，不管是從絲綢像道路的形態，還是從絲綢柔軟的特性來說，這一說法都代表了絲綢之路上互通有無的文化交流。劉迎勝在他的著作《絲綢之路史研究論稿》中做了相關的解釋：
佛教、聶思脫裡教、伊斯蘭教等宗教的傳播，中國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武器的西傳，就是文化交流的體現。如果把名稱改為“香料之路”或“瓷器之路”，反而限制了這個專案自身的含義。能夠涵蓋古代東、西方之間物質、文化交流的豐富內容，而且為世界各國學者所接受，唯有“絲綢之路”這個詞，所以它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採用。
《漢書·地理志》有一段記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東漢]班固編：《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這段文字在我國海外交通史或者貿易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這段記載所描述的印度洋航線，不僅是我國航海史上有官方記載的第一次遠洋航行，而且是當時世界上兩條最遠的遠洋航路之一。“漢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所開拓的橫貫亞洲大陸的商貿通道被西方稱為‘絲綢之路’，這條海上航線主要是‘黃金雜繒而往’(指各種絲綢作物)，故而被後世的研究者稱為“海上絲綢之路’。”由於其航行路線之遠，在世界航海史上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唐朝中葉以前，東西方基本上以陸路為主。但陸路受到很多侷限，比如陸路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靠馬匹、駱駝等，時間長，運費高，風險大，單次的運輸量非常少，瓷器等易碎。相比陸路，海上絲路更加便捷，更為重要的是，唐代中葉之後，我國的經濟重心轉移到南方，“北方大批有識之士避於江南”，“國家用度，盡仰江淮”，“天下大計，仰於東南”。唐代國力強盛，而且採取了廣泛又全面的對外開放政策，重視海外貿易，極大地促進了海上絲路的發展，前期主要是依靠陸上絲綢之路，後來海上絲路也逐漸取代了陸上絲綢之路。賈耽在《新唐書·地理志》中介紹“廣州通海夷道”時介紹了南海通向阿拉伯的航路的具體走法：
這條航路把東亞、東南亞、南亞、波斯灣以及東非等地連起來了，開始了洲際間航行。它是當時舉世航線最長，航區最廣，規模最大的航路。連一些擅長航海的民族如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南洋人等，都沒有如此宏大氣魄。不少學者指出：應該承認中國人在開導阿拉伯人近東航行中的貢獻；波斯灣的商人乘坐中國的大船才完成他們頭幾次越過中國南海的航行。
到了唐宋時期，海上絲綢之路基本上成為了中國與阿拉伯世界唯一的交往紐帶，中阿之間的交往也日益頻繁，相互的瞭解更加深刻。當時與中國交往的國家“有國千餘，所知名者特數國耳”，但是阿拉伯世界在他們心中“諸藩國之富盛多寶者，莫如大食國(阿拉伯帝國)”，“其國雄壯，其地廣袤，民俗依麗，甲於諸藩”。可見宋元時期阿拉伯帝國在諸藩中居於首位。
中世紀時期阿拉伯人雖然沒有“絲綢之路”的提法，但他們有“中國之路”的提法,其所指應與“絲綢之路”無異。“這一提法或稱謂對於自古以來以友好交往、和睦相處為主旋律的中阿兩大民族來說,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和無可類比的親切感。”中世紀阿拉伯最著名的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麥斯歐迪在其名作《黃金草原和珠璣寶藏》中有以下記載：
相傳,有個呼羅珊國撒馬爾罕城的商人,帶了很多貨物外出經商,行至伊拉克又進了不少貨,然後向南來到巴士拉。他上船從海路前往阿曼,然後再到開萊特(舊譯茵羅)。這裡差不多正是中國之路(طريق الصين)的一半。
伊本·胡爾達茲卜的《道里邦國志》中也有描述中國之路的內容：
從栓府（今越南佔婆）至中國的第一個港口魯金(今越南河內),陸路、海路皆為100法爾薩赫（波斯長度單位，1法爾薩赫約等於6.24 公里）。在魯金,有中國石頭(指玉石)、中國絲綢和中國的優質陶瓷,那裡也出產稻米。從魯金至汗府(廣州),海路為4日程,陸路為20日程。汗府是中國最大的港口。汗府有各種水果,並有蔬菜、小麥、稻米、甘蔗。從汗府至漢久(杭州)為8日程。漢久的物產與汗府同。從漢久至剛突(揚州江都)為 20 日程。剛突的物產與汗府、漢久相同。中國的這幾個港口，各臨一條大河，海船能在河中航行。這些河均有潮汐現象。在剛突的河裡可見到鵝、鴨、雞。中國的海疆很長，從艾爾瑪碧勒（古代信德王國地名）起始，終至另一端，約兩個月行程。
中世紀阿拉伯地理古籍中對於通往中國的道路的記述比較多，但需要注意的是，雅古特的記述對於絲綢之路上通往中國的道路的研究似乎沒有太多新的資訊。但從他先海後陸、海細陸粗的記述特點看，或可從側面再次驗證學者的一個共識，即在他所處時代，由於陸上絲綢之路有很大侷限性，除了沿途自然條件比較險惡，需要經過茫茫戈壁沙漠、翻越崇山峻嶺外，更為嚴峻的是受到西域各國政治形勢變化的影響而經常受阻中斷。與此同時，中阿間也嘗試透過海上絲綢之路進行貿易，並建立了初步的海路貿易聯絡，成為中阿陸路貿易的有機組成部分，並不斷髮展，為唐中期以後中阿海路貿易取代陸路貿易奠定了基礎。”
中世紀阿拉伯地理典籍中對通往中國的海上交通路線的記述非常之多，也非常之細，這些記載除具有文獻意義外，也是當年來華阿拉伯人的航行指南，曾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能否認，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發達最早是由阿拉伯大食帝國與中國隋唐時代的亞歐陸路經濟文化關係奠定的。中國文明(包括物質文明)遠播於非洲、歐洲、西亞、南亞的各個地區，也有阿拉伯人不可磨滅的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