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星堆神樹與“后羿射日”神話
今年（2021年）3月31日，新華網刊發了一篇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先生的採訪文章，題為《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如何判斷三星堆和域外文化的聯絡》。王巍先生在採訪中稱：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神樹實際上是中國古代神話的天有十日，（與）建木以及后羿射日恰相吻合，說明當時蜀地也流行這個神話，這也是“一體”的證據。[1]
筆者贊同王巍先生認為三星堆神樹與“天有十日”神話、建木神話、“后羿射日”神話相吻合的觀點。天有十日的神話，造就了中國獨具特色的“天干”文化。十日神話、建木神話均載於我國最古老的典籍之一《山海經》，在後來出土於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的帛畫[2]以及大量的古代文獻中，有關太陽神鳥、后羿射日的故事均在反覆出現，這有力地證明了三星堆青銅神樹是代表著中華文明具有連續性特徵的典型器物之一。同時，三星堆遺址出土了大量含有龍造型及龍圖案的各類器物，這同樣也說明，三星堆擁有中華文明的身份是透過三星堆文物自身就可以證明的事實。
三星堆三號坑出土龍形器尊（圖：封面新聞）
三星堆遺址出土有多株青銅神樹。其中著名的一號青銅大神樹（K2②：94）“殘高396釐米，分樹座、樹杆、三層樹枝及九隻鳥和一條龍組成”，[3]是世界最早、樹株最高的青銅樹，2002年被列入我國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的文物名單。陳顯丹[4]、陳德安[5]、段渝[6]、林向[7]、孫華[8]、徐朝龍[9]等學者先後對該件器物進行過研究，均肯定了青銅神樹與《山海經》中的“神樹”具有密切聯絡。在《山海經》中，神樹是作為神話之物而存在的。三星堆青銅神樹的出現，也證明了神話材料並非是歷史研究應該摒除的物件，而是需要從文化學、宗教學角度進行重視認識的物件。
三星堆一號青銅神樹
在三星堆青銅神樹身上，十日神話、建木神話是結合在一起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堆文化出現之前，類似太陽神鳥的題材雖然見於河姆渡文化、廟底溝文化，但神樹類文物甚至圖案一直不見於中原地區。因此，如果象王巍先生說三星堆青銅神樹是中華文明“一體”的證據，那麼，在三星堆文化存在的年代裡，這個所謂的“一體”之中心恐怕也應該在三星堆，這與王巍先生一再強調的三星堆受中原王朝影響的論調不相契合。就此而言，三星堆對於中國古史重建的意義不言而喻。
王巍先生提到了“后羿射日”神話與青銅神樹吻合，據筆者所知，更早提出這個觀點的是德國學者郭樂知（Roger Goepper）。[10]我們知道，《左傳·襄公四年》魏絳在引用《夏訓》時就談到“后羿代夏”的歷史事件[11]；同時，《歸藏》有“后羿射日”的記載。[12]基於《史記》的三代框架，許多學者認為歷史上存在兩個不同的后羿。[13]
后羿射日（潘絜茲畫）
然而，在屈原的《天問》中，既出現了射日之羿，也出現了代夏之羿，且看不出屈原視其為二人，這說明我們不排除所謂兩羿實為一人。進一步去讀《山海經》我們還會發現，《山海經》雖然提到后羿，提到“十日”，提到后羿除害，卻並沒有把后羿與“十日”聯絡起來。並且我們知道，夏王朝有崇拜太陽的文化，比如夏桀就曾自比為日，並以十干之“癸”為名。因此，真實的情況很可能是，“后羿射日”神話就是“后羿代夏”這一歷史事件的另一版本。
彝族射日英雄支格阿龍
值得注意的是，與“后羿射日”相類的射日傳說普遍存在於我國少數民族之中。據貴州師範大學張勤教授統計，中國至少有彝、苗、土家、侗、景頗、佤、阿昌、高山、哈尼等二十五個民族有射日傳說；[14]另據楊原芳統計，我國擁有“射日神話”的民族有31個，其中25個民族分佈於西南地區。在這個25個民族中，又以彝族、苗族內部流傳最廣。[15]這種情況暗示我們，“后羿射日”神話極可能形成於我國西南地區，這與青銅神樹正好出現於西南地區的三星堆遺址恐怕不是巧合。
（二）三星堆遺址與夏都空桑如果說三星堆神樹反映了“后羿射日”神話，而“后羿射日”神話又是由“后羿代夏”這一歷史事件演化而來的，那麼，我們必然就可以推出這樣一個結論：三星堆文化與中國人一直在尋找的夏文化有密切聯絡。
筆者曾引用清華簡《楚居》、郭店簡《窮達以時》以季連、皋陶為盤庚、武丁時期人物的記載以及“禹出西羌”等大量材料指出，夏與商應是並行存在的兩個政權，三星堆就是我們在尋找的夏王朝（具體見https://www.toutiao.com/i6855961634125709832/ ），而青銅神樹與后羿的聯絡，無疑為這個觀點提供了進一步的佐證。
左傳文盛堂藏本
值得注意的是，《左傳》明確記載，后羿是入據窮石“因夏民以伐夏政”的，這說明夏族的王都其實就叫窮石。“窮石”與“窮桑”古音相近，而窮桑在《歸藏》、《楚辭》等先秦文獻中也被稱為“空桑”。按《國語·魯語上》記載，顓頊為夏人之祖；而《呂氏春秋·古樂》又記載，空桑為顓頊稱帝之所，這說明從顓頊直到后羿，夏人的國都其實一直在空桑。
顓頊出生於蜀地若水。那麼，“空桑”這個在漢語文獻中出現的名稱又是否可以從蜀地文獻中找到線索呢？《華陽國志·蜀志》記載，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16]《路史·前紀·蜀山氏》：“蠶從縱目，王瞿上。”[17]瞿上即三星堆古城，莊巨川、林法仁《瞿上新探》和徐朝龍《“瞿上”再考》二文已作考證[18]，此不贅言。從古音比較看，瞿字為群母魚部，空字為溪母冬部，群溪旁紐，魚冬旁對轉，古音可通。又上字為書母陽部，桑字為心母陽部，書心鄰紐，陽部疊韻，亦可相通。可見，“瞿上”和“空桑”很可能就是同一語音的不同譯寫。
許慎《說文解字》說：“瞿，鷹隼之視也。從隹從䀠，䀠亦聲。”[19]許慎以鷹視訓瞿，此說頗合於古蜀文化。鷹被為百鳥之王。三星堆出土了大量含鳥元素的文物，如鳥形銅鈴、銅雞、銅人首鳥身像等；同時也出土了一件形體較大的青銅鷹頭（K2②：141），其“口縫及眼珠周圍繪硃色。橫徑19.6釐米，縱徑38.8釐米，通高40釐米。”[20]
三星堆出土青銅鷹頭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南少數民族中，藏族、彝族、土家族、納西族等許多少數民族均把鷹視為神禽。根據民族學家馬長壽的調查，綽斯甲土司、瓦寺土司、巴底土司等嘉絨諸部都有祖先出自瓊部的傳說。[21]這裡的“瓊”，在嘉絨語中讀作tɕon，敦煌古藏文寫卷作Khyung，古代漢語文獻一般譯作“邛”。據西南民族大學教授同美的研究，邛鳥的原型即現實生活中的鷹、雕之屬[22]。從漢語上古音來看，瞿、邛二字為雙聲旁對轉，發音也極為相近。
丹巴的嘉絨碉樓（圖：naic）
馬長壽認為，嘉絨即漢之冉駹，其說可信。在今嘉絨藏族聚居的馬爾康、丹巴、金川地區廣泛分佈著聳入雲天的碉樓；[23]其中的丹巴更有“千碉之國”的美譽。碉樓在古代漢語文獻中稱為邛籠。《後漢書》卷86《南蠻西南夷列傳》說：
（冉駹夷）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餘丈，為邛籠。
李賢注“邛籠”條雲：“今彼土夷人呼為‘雕’也。”[24]雕的叫法出自夷人，即今彝語支族群，如今大方彝語呼“鷹”為“ta13”，南澗彝語呼為“a55dʑy55”，此正可視為對“邛”的轉譯。這說明邛人擁有的鷹鵰崇拜確實淵源有自，並與三星堆的考古材料相合。
根據四川大學石碩教授的田野調查，西藏山南地區居民稱碉樓為“瓊倉”（Khyung-tshang），“倉”（tshang）指住所，[25]也有家庭、家族、氏族的意思。因此，“瓊倉”（Khyung-tshang）也可譯為邛族、邛氏或者崇拜神鳥“邛”（Khyung）的人家。如《賢者喜宴·噶瑪噶倉》記載，噶瑪噶舉派紅帽系第四世活佛卻吉扎巴益西貝桑波在恰隆靜修室修行二十日後，“來到了僧人處，獨自笑著紮起六個頂髻，每位施主各自將瓊倉（Khyung-tshang）大塊土地敬獻出來。”[26]
丹巴嘉絨藏族（圖：四川新聞網）
值得注意的是，“瞿上”一詞，音頗合於藏文Khyung-tshang；若果如是，則瞿上即為“邛族”音譯，其義為鳥族。又《華陽國志·蜀志》說：“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漢嘉、越嶲曰筰，蜀曰邛，皆夷種也。”[27]蜀自為秦滅以後，就不斷有外來人口徙入蜀中，然常璩仍言“蜀曰邛”，表明晉時蜀郡邛人尤甚多。
總之，三星堆古城即《華陽國志》的“瞿上”，亦即古代漢語文獻中的“空桑”或稱“窮石”，這一觀點放到民族學、考古學、文獻史學等多方面的材料中來考察具有邏輯自洽性。
（三）夏朝末年的地震事件公元前780年（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發出周室將亡的讖語，說：
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28]
伯陽父的話表明，“伊洛竭”緣於因地震引起的山崩而致河水被阻斷。夏末的地震事件，於古書多可觀其端緒。《太平御覽》卷880引《竹書紀年》雲：“夏桀末年，社坼裂，其年為湯所放。”[29]“其年為湯所放”六字，疑為註文衍入。“社坼裂”之狀，殆因地震所致。《屍子》有這樣一段文字，堪為夏末地震的極佳描繪：
昔夏桀之時，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容臺振而掩覆，犬群而入泉，彘銜藪而席隩，美人婢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飛鳥鎩翼，走獸決蹄，山無峻幹，澤無佳水。[30]
在《國語》中，提到的夏末地震事件的標誌性地理名稱有“伊洛”，而另一些文獻則提到了“瞿山”。如董斯張《廣博物志》卷五引《古今五行記》說：
夏桀末年，瞿山地陷，一夕為大澤，深九丈。其年為湯所放。[31]
《古今五行記》為唐竇維鋈在隋蕭吉《五行記》基礎上擴充寫成的兆應之書，其材料多采自古書。《太公金匱》雲：
夏桀之時，以十月發民，鑿山穿陵，通於河。民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洩天氣，發地之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桀殺之。期年，岑山崩，為大澤。[32]
類似的記載也見於《六韜》雲：
桀時有瞿山之地，桀十月鑿山陵，通之於河。民有諫者曰：‘冬鑿地穿山，是發天之陰，洩山之氣，天子後必敗。’桀以妖言殺之。[33]
這條材料不見於《六韜》傳本，而與敦煌寫本《六韜》殘卷（伯3454）頗合，其文雲：
桀之時【人】，瞿山之地水起，桀當十月鑿穿山陵，通之於河。民有諫者死：“冬鑿地穿山，通之於河，是發天之陰，洩地之氣，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桀以為妖言而煞之。岑山之民相謂：“是自其命也。”後三年，瞿山崩，及為大澤，水深九尺。[34]
《說文·山部》雲：“岑，山小而高。”《六韜》殘卷和《太公金匱》所稱的岑山應即山陵崩陷後形成的堰塞體，所稱之瞿山水起應即堰塞湖崩決後形成的洪水。從上面的記載可以看出夏代末年這次洪水事件的大致脈絡：當時，因地震導致瞿山崩塌，阻斷河流，形成了堰塞湖。隨後，夏桀準備派人開鑿堰塞體，結果遭到陰家的諫阻。夏桀殺掉了勸諫者，毅然掘開堰塞體，隨之引發大洪水。從語言材料來看，瞿山和上文提到的“瞿上”是相照應的；從地理空間看，三星堆地區發生這類災害的可能性也要比二里頭一帶大得多。
汶川地震紀念碑
實際上，類似事件在近百年的四川地區就多次發生過。比如，2008年的“5·12”的汶川大地震，當時因山體崩塌造成湔水阻斷而形成的唐家山堰塞湖蓄水量達了一億立方米。根據中科院的測算，一億立方米的洪水量足以吞噬一座50萬到100萬人口的中型城市。而唐家山堰塞湖的下游不遠就是當時的北川縣城，可見當時情況之危急。然而，由於搶險裝置無法進入堰塞湖險區施工，後來不能不動用從俄羅斯租借的米格-26大型直升機來空運挖掘機進入施工現場，進行開掘導流渠的作業。即使是在如此干預的情況下，最後因洩洪產生的洪水仍然到達了百年一遇的規模，[35]造成後來的北川縣城不得不整體遷移。
2008年的汶川抗震，由於有國家的強力干預，極大地減少了人民群眾因地震及其次生災害帶來的損失。而1933年8月同樣發生在岷山地區的疊溪大地震就沒有那麼幸運了。疊溪大地震的震級是7.5級，因地震直接造成的人員死亡超過6800人。這次地震同樣出現了山體崩落，岷江被斷，江水倒流的情況。大地震後的第45天，即1933年10月9日，疊溪堰塞湖決口，洪峰以四丈高的水頭湧進灌縣，直掃成都平原，結果茂縣、汶川、崇寧、郫縣、溫江、雙流、崇慶、新都等大量地區遭受巨災。根據常隆慶和灌縣水利研究會的資料，茂縣、理縣、汶川、縣等地被洪水吞沒2510餘人和牲畜4485頭（只），沖毀房屋6900多處和農田7700餘為，損毀食200多萬斤。[36]
1959年，徐旭生髮表了著名的《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提出尋找夏文化應特別注意兩個地區，一是豫西地區的“洛陽平原及其附近近，尤其是潁水從的上游登封、禹縣地帶”，一是晉南的“汾水下游（大約自霍山）一帶”。[37]這篇文章被後來持“二里頭夏都說”的學者視為經典，包括提出“二里頭夏都說”的中堅人物鄒衡就深受這篇文章影響。[38]然而，令人感到詫異的是，徐老這篇文章在分析夏族活動區域時直接把“禹出西羌”的這條關鍵材料給排除了。
二里頭遺址
1960年，徐老在新發表的《略談研究夏文化的問題》談到了他排除“禹出西羌”這條材料的原因。一方面，他承認司馬遷的“禹興於西羌”和揚雄的“禹生於西紐”（今四川北川縣北）的說法是西漢舊說，但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四川絕不能有洪水”，因此他便判斷蜀地與夏族沒有直接的關聯。[39]顯然，我們透過對《國語》、《六韜》等文獻材料的考察，以及對汶川大地震、疊溪大地震的回顧，可以看出徐老的這一判斷是缺乏說服力的。
（四）結語《國語》記載的夏代末年發生地震的情況，在四川地區發生的可能性要比豫西地區高得多。三星堆青銅神樹與“后羿射日”的聯絡，“后羿射日”與“后羿代夏”的聯絡，同樣把夏王都指向了三星堆遺址。三星堆遺址所在地廣漢古稱“雒城”，其所臨江水有洛水、有雁江，可能是《國語》中所指的伊洛水，這個觀點筆者曾在《二里頭和三星堆，誰是真夏都？試從歷史地理學和歷史語言學一解》中提及，茲不贅。
楚居（《清華簡》第一冊）
更為重要的是，清華簡《楚居》中的季連生活在盤庚、武丁時期，[40]郭店簡《窮達以時》也稱皋陶生活在武丁時期，[41]而我們知道大禹的生活年代與季連、皋陶相當，這無疑也說明在戰國人的觀念中，夏與商是並行存在的。同時，《楚居》的這一記載與《史記·楚世家》的記載大相徑庭，但卻與《史記》的史源材料《帝系》一致。這樣，我們就可以發現，《楚居》、《窮達以時》、《帝系》這三條先秦史料都共同指向了一種情況，大禹在武丁時期仍然活著，而這一時期正是三星堆文化最強盛的時期。
前文我們提到，從顓頊到后羿時期，夏都均為空桑。這個說法看上去與《史記》把大禹作為夏王朝的開端有所不同。然而，在先秦文獻中，《墨子》視虞夏為一代，《左傳》把《尚書》中的《堯典》、《大禹謨》均稱為《夏書》，《左傳·昭公元年》又稱高辛氏遷實沈於大夏，《左傳·後序》等稱《竹書紀年》記事以夏為開端，但文中卻記載了黃帝、顓頊、堯、舜的內容，這都說明先秦人觀念中的夏和司馬遷筆下經過了“整齊世傳”後出現的“夏”確實很不相同。具體說，先秦人觀念中的夏乃是始於黃帝，終於后羿代夏。先秦人觀念中的夏終於桀，《史記》也把桀作為夏之末王，但是，考察先秦文獻我們發現，與夏桀有關的大量地名和事蹟同樣與舜有關，比如蒼梧、鳴條、歷山、製陶等。如果聯絡到《墨子》把虞夏視為一代這個事實，顯然這裡的研究空間非常大。
司馬遷像
學者們在殷墟甲骨文中沒有發現“夏”字，也沒有發現當時的商人有自視為夏王朝繼承人的現象。美國學者貝格萊（Robert W. Bageley）在考察三星堆、殷墟、盤龍城、大洋洲、鄭州商城、二里頭等考古文化的關係時指出，三星堆遺址的出現打破了殷墟是當時中國唯一文明的固有看法，並因此提出了對夏商關係的新解釋。他認為：“夏王朝只是早周統治者虛構的歷史用來將他們自己徵商的行為合法化。”[42]
根據逯宏的研究，殷人祭祀成湯的甲骨材料在殷墟卜辭的數量上並無絕對優勢。透過統計《甲骨文合集》及《補編》、《小屯南地甲骨文》、《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和《英國所藏甲骨集》來觀察殷人祭祀其先祖所使用的祭品數量，可以肯定商湯有較高的地位，但也並非“冠絕一代”。此前，王玉哲教授在研究《湯誓》時曾指出，夏商為平等關係而非君臣關係。據此，逯宏認為“商湯伐紂”是武王克商後為了博取殷商遺民的好感併為建立政權的“合法性”而進行的“重新建構”。[43] 這一觀點與貝格萊相似，不同之處在於逯宏並沒有否定夏的存在。
然而，隨著我們發現先秦時代的“夏”與《史記》“夏”存在重大區別，那麼，我們也可以發現，商湯所伐的夏絕不能發生在後杼中興之後。更大的可能性是，所謂的“成湯伐夏”只是“后羿代夏”的一個翻版說法。關於這個問題，筆者在《夏商並行論：廣漢三星堆遺址、成都金沙遺址為夏文化的22條證據 》）已略作論說，待以後再進行申論，此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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