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的影響和感召下，即使華夏民族一度為異族所征服，華夏文化也並不會因此遭受與古巴比倫、古埃及同樣的命運，反倒是會在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之後歷久彌新。
中華民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其民族認同的形成和發展也是經歷了相當長的歷史程序，從內外服之別到“諸夏”、“華夏”認同的形成，中國的民族認同不僅讓中華民族繁衍生息、生齒日繁，更是讓中華文明歷久彌新、綿延不絕，成為世界古文明中極少數從未中斷的文明。
夏商時代畿服制度下的內外服之別
夏商時期，由於原始社會遺留下來的部落軍事聯盟的影響以及中國地域廣大、人口眾多而先秦時代交通不便，統治技術尚不完善的現實因素，為實現對地方的統治，夏商王朝推行畿服制度，將全國分為內服和外服兩個部分。
內服即君王能夠直接統治的土地，外服即君王透過冊封諸侯進行間接統治的土地。在畿服制度之下，夏商王朝的君王僅僅只是諸侯之間的“武林盟主”，而無法像後世帝制王朝的帝王一樣實現對地方的中央集權統治。
畿服制度之下形成的內外服之別大概是中國最早的民族劃分，然而外服在接受中原的社會組織和思想文化的程序中也能夠逐漸成為內服的一部分，甚至於取代原有的內服，成為新的內服。
譬如建立西周王朝的周族，就曾只是來自夏商王朝西部邊陲的一個偏遠民族，直到佔據周原的膏腴沃土之後才得以逐漸發展壯大，控制關中地區，以至於“三分天下有其二”。到了武王姬發時期，新興的周部族及其盟軍在牧野之戰中一舉擊敗商王朝的大軍，從一個邊陲部族一躍成為新的“天下共主”，完成了“武王伐紂”、商周易代的歷史程序。
“諸夏”意識與“華夷之辨”的形成
商周易代之後，西周王朝大體上繼承了商代的制度文化，並在夏商畿服制度的基礎上發展出來“封建諸侯，以藩屏周”的分封制度，將土地分封給周王室子弟、功臣以及古帝王后裔，讓他們去封邦建國以拱衛周王的王畿，同時透過宗法禮樂制度緩和貴族階級之間的矛盾，維持西周王朝統治秩序。
在分封制與宗法禮樂制之下，周王朝分封的諸侯國們開始基於文化認同而逐漸形成了共同的民族意識，即“諸夏”意識，同時也形成了“華夷之辨”。
“華夷之辨”將文明程度作為劃分“華夷”的主要標準，很多時候並不考慮父系血緣因素。在當時的諸夏諸國看來，居於城郭之內，以農耕為主要生產方式，並認同西周禮樂文明者為華；居於郊野，以遊牧為主要生產方式，不服“王化”者為夷。
譬如楚國雖是華夏人文始祖-黃帝之孫顓頊的後裔，卻因長期生活在南方“蠻夷之地”，不遵周禮，甚至讓昭王南征不歸而被中原諸國視為“蠻夷”，連楚國自己也在征討隨國時自稱“我蠻夷也”，直到後來楚國文明水平有所提高，中原諸侯與之會盟，才不以“蠻夷”複視之。
後來的中原王朝常常將長城和陰山作為天然的“華夷”地理分界線，以北為遊牧文明主導的“蠻夷之地”，以南則是農耕文明主導的華夏九州，由此才出現了“塞北”、“塞外”的概念。然而在先秦時代，卻並無這樣的“華夷”地理分界線。
諸侯國的城郭之外，但凡以遊牧為生者盡是“蠻夷”，如滅亡西周的犬戎部族並非來自“塞外”，而是生活在西周都城鎬京附近的陝西地區。
春秋時代，在“禮崩樂壞”、諸侯相侵的局勢下，那些生活在諸侯國城郭之外的“蠻夷”們還曾主動對諸夏諸國發起進攻，讓華夏文明一度處於岌岌可危之中。
春秋首霸齊桓公之所以提出“尊王攘夷”的口號，並積極參與對山戎等少數民族的作戰也是出於“蠻夷”入侵諸夏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以至於後來孔子在評價齊桓公及管仲是還曾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
將抵禦少數民族入侵，避免華夏文明被“蠻夷”征服作為管仲最大的功績。直到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邊塞以內的“蠻夷”才逐漸被中原文明所同化，融入到了華夏民族之中。
“諸夏”認同的影響
如前所述，“諸夏”意識和“華夷之辨”主要是建立在文明發展和文化認同的基礎之上，而非單純依靠血緣，這種“入華夏則華夏之，入夷狄則夷狄之”、以文化為基準的民族觀也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演變。
南北朝時代，鮮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主動接受漢族文明，並在民族文化交融的基礎上開創新局，為後來隋唐王朝的盛世奠定基礎，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言：“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到了唐以後，遼、金、元等四個少數民族政權先後接受中原文明，並在儒家文化和漢族士人的幫助之下模仿漢族王朝，建立起了一套相當完善的統治體系。
朱元璋“山河重開大宋天”、建立明朝之後也將接受了中原文明的蒙元王朝視為正統王朝，自視為蒙元帝國的繼承者。到了清代，在共同的中華文化認同之下，包括漢、滿、蒙在內的多個民族更是在長期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中逐漸形成了現代中國民族意識，為我國今日的版圖奠定了基礎。
由此可見，以文化為基礎的“諸夏”認同，可以說是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在幾千年的漫長歲月中代代相傳、生生不息的一個重大原因。
在文化的影響和感召下，即使華夏民族一度為異族所征服，華夏文化也並不會因此遭受與古巴比倫、古埃及同樣的命運，反倒是會在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之後歷久彌新。
然而“諸夏”認同以及由此衍生的“華夷之辨”所帶有的歧視少數民族的種族主義色彩卻是應該為我們今人所批判的。總而言之，對於我們的歷史遺產，在批判的基礎上加以繼承才是我們應有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