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出版的《閣樓上的瘋女人》是女性主義批評的里程碑。時隔四十年，作者帶著《Still Mad》歸來，試圖梳理20世紀下半葉至今的女性寫作與表達，但其中一些觀點可能會讓年輕的女性主義者們感到不滿。

從《簡·愛》到#Metoo時代的推特、微博等社交媒體，女性主義的表達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美國學者桑德拉·吉爾伯特（Sandra M. Gilbert）和蘇珊·古芭（Susan Gubar）在她們的著作中也關注到了這種變化。

1979年，兩人合著出版了《閣樓上的瘋女人》一書，以銳利的眼光重新發現了簡·奧斯汀與夏洛特·布朗特等19世紀女性作家小說中的女性主義表達；2021年，她們帶著新作《Still Mad：American Women Writers and the Feminist Imagination》（《仍然瘋狂：美國女性作家和女性主義的想象力》）迴歸。時隔四十年，她們的關注點不再僅僅是文學，從蘇珊·桑塔格到格洛麗亞·斯泰納姆，這本書梳理了20世紀下半葉至今的女性主義表達，試圖重新發現第二波女性主義的文化遺產。

2021年8月出版的英文版《Still Mad》

從《閣樓上的瘋女人》到《Still Mad》：一以貫之的女性主義立場

自70年代問世以來，《閣樓上的瘋女人》逐漸被經典化，成為女性主義批評的里程碑之作。而這本書的開創性意義，正體現在兩位作者以女性主義的視角對19世紀女性作家的重新發現。

19世紀文學中的女性主義表達是審慎而隱晦的，正如《簡·愛》中那個著墨極少的“瘋女人”，讀者的眼光極容易被簡·愛具有熱情的戀愛故事所吸引，從而忽略了這個更具先鋒意義的女性形象。在《閣樓上的瘋女人》一書中，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古芭則幫助讀者找到這些作品中隱藏的女性主義表達。她們指出，父權制所帶來的“影響的焦慮”，始終縈繞在這些女性作家的創作當中：“這些作者所從事的是一種困難的工作，需要在爭取真正的女性文學權威時，做到對父權中心的文學標準既妥協，又加以顛覆。”這種矛盾心理，在作品中體現為“天使”與“瘋子”的共存，前者常常作為主角，是一種試圖符合父權制文化的努力；後者則被隱藏在角落中，代表著顛覆，如同“簡·愛”與“閣樓上的瘋女人”。這兩種形象看似相反，實則是一體兩面，直接彰顯出19世紀的女性作家在創作中的焦慮、矛盾與遊移。

透過細緻深入的文字分析，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古芭以開創性的探索精神深入到文學作品的幽微之處，精準捕捉到19世紀女性作家在父權陰影下複雜的創作心理與創作實踐，讓這些早已聲名遠揚的文學作品在新的時代語境下煥發出全新的活力。

《閣樓上的瘋女人：女性作家與19世紀文學想象》，[美]S.M.吉爾伯特、[美]蘇珊·古芭 著，楊莉馨 譯，世紀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2月版

這其中有上個世紀中葉的女作家，如貝蒂·弗裡丹（Betty Friedan，被譽為“美國現代女權運動之母”，其代表作《女性的奧秘》在60年代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瓊·狄迪恩（Joan Didion，60年代美國的文化偶像，其著作《向伯利恆跋涉》是新新聞運動的代表作），也有新千年後活躍在文壇上的女作家，如娜奧米·沃爾夫 （Naomi Wolf，其代表作《美女神話：美女影象如何被用以反對女性》在90年代出版後轟動一時）、克勞迪婭·蘭金（Claudia Rankine，其散文詩集《公民》聚焦於種族歧視問題）等。同時，她們還關注了蘇珊·桑塔格、格洛麗亞·斯泰納姆等理論家和社會活動家，將一部分注意力放置於女性主義者的社會實踐上。

書中不僅基於女性主義的立場探討了性別期待、性向演變、性暴力等話題，也涉及了同性戀權利、核爆炸、環境問題以及“貧困的女性化和種族化”等多個維度。

女性表達方式的變化，讓《Still Mad》呈現出某種失效

在新書中，儘管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古芭的女性主義立場並未發生太大變化，但隨著她們將目光從19世紀轉移到20世紀下半葉，女性主義的表達方式必然發生了變化。

不同於19世紀，20世紀下半葉的文學作品，不再需要將女性主義表達藏於“閣樓”之上，而能夠以更直接的方式得以呈現。加拿大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發表於1985年的小說《使女的故事》，虛構了一個未來的男權主義極權國家——基列共和國。在這個世界中，具有生殖能力的女性成為“使女”，作為共和國的生育機器而存在。與《簡·愛》相比，阿特伍德作品中的女性主義表達無疑更加直接、鋒利而明確。但也正因如此，當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古芭試圖面對這樣的作品時，無法再得到更復雜、更深入的解讀空間。《紐約時報》在對《Still Mad》的評論中說：“細緻深入的文字分析，使得《閣樓上的瘋女人》得以擁有獨特的魅力和持久的力量，但在這本新書中，這樣的分析則少得多”。

在文學以外，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古芭注意到了20世紀後半葉女性主義者的娛樂化傾向。她們將蘇珊·桑塔格（一位知名的女性知識分子，其代表作包括《疾病的隱喻》《反對闡釋》）與60年代的女明星“瑪麗蓮·夢露”和第一夫人“傑奎琳·肯尼迪”相提並論，將其視作知識分子領域的“娛樂明星”，並尖銳地批判了蘇珊·桑塔格對於女性主義和女同性戀話題的迴避以及她的傲慢姿態與浮誇作風。

20世紀下半葉，蘇珊·桑塔格以一種反叛的先鋒形象成為文化偶像

媒介的變化，對於女性表達同樣產生著影響。70年代知名的女性主義社會活動家格洛麗亞·斯泰納姆（Gloria Steinem），透過創辦雜誌《Ms.》與著書等方式宣揚自己的女性主義主張，同時積極參與到政治運動中，主導推動了《平等權利修正案》，卻因與CIA（美國中央情報局）數十年的聯絡受到過長期指責。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古芭認為，這種“攻擊”（trashing）與社交媒體時代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是相似的，就像200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多麗絲·萊辛 （Doris Lessing）因為聲稱自己並不討厭所有男性而受到攻擊，某種程度上都是狂熱情緒的表達。

但這種比較或許忽略了社交媒體時代的獨特性。隨著臉書、推特等社交媒體的崛起與普及，女性主義的話語權也在被重新分配，知識分子、社會活動家與權威媒體的影響力不斷減弱，成千上萬的社交媒體賬號獲得了發聲的機會。因此，蘇珊·桑塔格式的學術明星在這個時代不會再出現，先鋒、深入的理論研究也終將被具體、細碎的討論所取代。曾經的“攻擊”仍然只是輿論的一部分，如今的“取消”則是輿論透過社交媒體對現實產生直接後果，70年代的任何一本雜誌或書籍都無法產生如一條推文般快速而直接的效果。

19世紀的女性主義表達與20世紀50年代至今是截然不同的，無論是表達的內容、心理，還是媒介參與現實的程度。儘管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古芭試圖在《Still Mad》中對這種變化做出迴應，但在某種程度上，與19世紀的文學作品相比，當下更為直接與具體的女性主義表達似乎不再需要評論家過多的註解。“這本書仍然提供了一個關於當代女性主義文學的詳盡而通俗的介紹”，但正如《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所言：“她們的一些觀點註定會讓年輕的女性主義者們感到不滿”。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