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包拯和歐陽修，大家都可謂耳熟能詳啦。

“開封有個包青天，鐵面無私辨忠奸。”包青天就是包拯，是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法官形象。

歐陽修就更不用說啦，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初年文壇領袖，妙筆生花字字珠璣，他的《醉翁亭記》一直就是學生的必背課文之一。人們印象中的歐陽修是文學家的形象。

但是，很多人不瞭解的是，包拯和歐陽修曾經同年參加禮部會試。按照古代學子的通俗說法，兩人也算是“同年”了。通常，同年之間的關係都是比較親密的。按照這樣的劇情發展下去，兩人之間定然會譜寫一曲友誼地久天長的讚歌。劇情似乎也曾經是這樣，比如公元1056年，包拯因為舉官不當被貶，歐陽修上書替他說話，皇帝採納歐陽的意見。次年，包拯以龍圖閣學士的身份，代管開封府。就是在開封，成就了包拯“包青天”的美名。然而，這兩人之間，最終卻相愛相殺，因為“三司使”的一個職位，打翻了友誼的小船，這是怎麼回事呢？

01

這首先要從當時的政治局面說起。

北宋仁宗年間，國家經歷與西夏的戰爭，日趨疲敝，史書上的說法是“財用空虛，天下嗷嗷”。見此情形，在歐陽修等諫官促進之下，皇帝重用范仲淹等人，開始施行所謂“慶曆新政”。

我們印象中歐陽修是著名的文學家。但是我們知道，古代能夠跳躍龍門、取得功名的文人，大部分都會參與到家國政事的治理中。歐陽修也是這樣身兼文學家與政治家的雙重身份。

范仲淹發起的“慶曆新政”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倖、進賢能、退不肖”的施政主張，得到了宋仁宗和朝廷中渴望改變不利時局新銳者的支援。但是，范仲淹的改革在有意無意間，動了別人的蛋糕，於是對他的討伐之聲，可以用此起彼伏形容。這些保守勢力挑不出政策的問題，於是將“朋黨”的帽子扣在了范仲淹積極改革者的頭上。

自古以來的帝王，都忌諱“朋黨”二字，好脾氣如仁宗者，對此也頗為疑慮。好死不死的是，支援新政的一些“嘚瑟猴”，以能與范仲淹結黨為榮耀，打著范仲淹的幌子招搖過市。保守派官員對他們的攻擊責難，同樣也可想而知。

歐陽修看見此事，耿直的性格讓他拍案而起，洋洋灑灑地寫了一篇《朋黨論》。君子坦蕩蕩，心中有所想，下筆成文章，歐陽修如此寫道：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服也。

讀讀《朋黨論》，可以深刻地感覺到，一個錚錚鐵骨的諫臣，一個傲然卓立的君子，躍然於紙上。“慶曆新政”當然最終以失敗告終，而范仲淹也迎來被貶斥的命運。朝廷之內的絕大部分官員多緘口不言。當此之時，歐陽修站了出來，他為改革派辯護，憤怒地指責保守派和平日裡默然無語中間派，“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

唯有信念在心，方能奮不顧身，歐陽修豈不知，為失敗之人說話，打領導的臉面，就等於自掘墳墓。但是為了道義，疾惡如仇的歐陽修，還是不顧一切地做了。

歐陽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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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除了范仲淹，歐陽修還替很多人說過話，譬如在民間幾乎能封神的包拯。和歐陽修類似，包拯同樣是難得一見的諫臣。但是，坦率地說，與歐陽修相比，包拯其實更圓滑內斂。

包拯的圓滑之處在於，“慶曆新政”期間包括其後，歐陽修痛心疾首、慷慨陳詞；包拯則謹慎很多，在正面鬥爭時，他經常保持沉默，從未公開表明態度。

歐陽修非常有學識，有口吐蓮花之才；包拯嚴峻剛正，與皇帝爭辯時，他的唾液也能噴仁宗一臉。

所以，可想而知，這場爭論定然也是十分有趣的。可以當時沒有影像，文字的記載也是比較模糊，我們只能憑藉隻言片語去自我想象啦。

包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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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修和包拯友誼的破裂始於嘉佑四年(1059年)，時任三司使的張方平由於買土豪的財產，被包拯上章將其彈劾免官。

有宋之一朝，三司使是個頗重要的官職，掌管全國錢穀出納、均衡財政收入。

很長一段時間，張方平一直擔任此官職。張方平是蘇軾父子的首任“伯樂”，與歐陽修、司馬光、韓琦等人之間的關係都非常不錯，加之他通曉軍事，善於外交，於財政賦稅更是十分精通。由他擔任三司使之職，其實也頗為合適。正所謂德不配位，張方平任職之時，卻幹出不光彩的事情，他利用職權便利，低價收買別人房產。擔任監察御史的包拯，發現此事，便對張方平提出彈劾，指責他失去廉恥，不宜身居高位。

聽聞包拯奏報，仁宗深以為然，他下詔命令宋祁接任三司使之職。

宋祁有大才，流傳至今的“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書》，大部分即是宋祁負責編纂。另外，於詩詞方面，宋祁亦非常擅長。大家熟悉的“紅杏枝頭春意鬧”之句，就出自宋祁之手。因為太過出名，宋祁又被人稱作“紅杏尚書”。

紅杏尚書宋祁

宋祁有個哥哥宋庠，當時在朝堂任職。按照宋朝避親制度，宋祁應該回避進入中樞系統。

包青天的眼裡，哪裡容得下沙子。宋祁上任不到20天，一封奏章，包拯成功將宋祁拉下馬來。

仁宗皇帝是一個頭兩個大，這個也不行，那個也不許，到底誰行？

最後，皇帝一跺腳，乾脆就讓包拯擔任三司使吧。

包拯並沒有推辭，他欣然接受了這一任命。

04

老包有性格，歐陽修也有脾氣。歐陽修算是看明白了，感情你老包指指點點，也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啊。

宋朝的時候，提倡名節，倡導謙讓，包拯如此行事，有一說一，的確有商榷的餘地。

歐陽修坐不住了，既然包拯能寫奏章，我歐陽修當然也會寫。於是乎，歐陽修洋洋灑灑寫就一篇《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在這篇奏章中，歐陽修引用了“蹊田奪牛”的典故。

“蹊田奪牛”出自於《左傳》，意思是說，種田之人因為別人的牛踐踏自己的田地，反過來竟將人家的牛搶走。具體到這件事中，所謂的“牛”，就是指三司使之職，而“奪牛之人”當然就是包拯了。

堂堂大宋的文官，向來講究“知廉恥，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利於苟隨”，歐陽修衷心的希望，包拯可以“執節守義”，“以避嫌疑”。

誠然，就私教而言，歐陽修與張方平、宋祁、包拯關係都不錯。但歐陽修此舉，從公事角度考慮，既為保全包拯的名節，更是為了保全朝廷的大體。

歐陽修文章寫得厲害，轉瞬之間，包拯就處於風口浪尖，他未作任何爭辯，上表辭職。

宋仁宗

05

皮球最終還是踢回到仁宗腳下，皇帝考慮再三，仍然堅持讓包拯上任——於仁宗而言，這可能是最妥帖的選擇，包拯也沒再推辭，坦然出山。

嘉佑六年(1061年)仁宗任命歐陽修為參知政事；將張方平調至南京，任命為尚書左丞；至於宋祁，則安心地編纂《新唐書》去了。

事情似乎迎來最完美的結局，但不幸的是，包拯與歐陽修友誼的小船，從此也翻了。

包拯去世之後，歐陽修主動要求替其寫墓誌銘，被包拯夫人董氏，斷然回絕。

又過了幾年，歐陽修也溘然長逝。兒子歐陽發為父親撰寫《事蹟》時，也避而不記歐陽修和包拯之間的交往關係。

所以，關於包拯與歐陽修之間曾經的友情，知之者也就比較少啦。

不過，從老包與老歐之間的交往以及他們的斷交來看，那些名垂千古的歷史名人，有時候也會小心眼的呢。作為我們，對人對己，也不要過於苛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