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導致此的一個原因在於：韋小寶本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金庸式英雄。他武功差，無內力，性格中有自私和狡黠，他甚至不是一個好的情人，共娶有七位夫人……這樣的武俠人物，如何值得喜歡？他的特異之處在哪？油腔滑調的“小叫化”就是全部嗎？
對此，哈佛教授田曉菲說，在《鹿鼎記》中，韋小寶把歷史當成了哈哈鏡。他一邊講史，一邊“做戲”，他的種種不完美有人情味，為書中“大於生活”的英雄人物提供了極具諷刺性的另一視角：他不是英雄，但好玩，也複雜。或許導致此的一個原因在於：韋小寶本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金庸式英雄。他武功差，無內力，性格中有自私和狡黠，他甚至不是一個好的情人，共娶有七位夫人……這樣的武俠人物，如何值得喜歡？他的特異之處在哪？油腔滑調的“小叫化”就是全部嗎？
對此，哈佛教授田曉菲說，在《鹿鼎記》中，韋小寶把歷史當成了哈哈鏡。他一邊講史，一邊“做戲”，他的種種不完美有人情味，為書中“大於生活”的英雄人物提供了極具諷刺性的另一視角：他不是英雄，但好玩，也複雜。
新版《鹿鼎記》開播，將金庸筆下的經典人物之一——韋小寶重新立在人們面前。然而網路上的聲音多集中於青年演員的表現，探討角
01“扮演”英雄的韋小寶
很多金庸小說都屬於“成長”小說型別：一個少年在江湖上經歷種種驚濤駭浪之後，最終成長為一個成熟的武俠英雄。初讀《鹿鼎記》，會覺得小說開始時韋小寶的性格和遭際符合很多以前金庸小說裡面男主人公的性格和際遇：他像《倚天屠龍記》裡的張無忌一樣曾身中劇毒，像郭靖一樣透過巧合和好運氣得到了了不起的師父和武功招數；他雖然無賴，但是脾氣中有三分倔強，和小時候的張無忌、郭靖都有兩分相像，至於“說話油腔滑調”，“臉上賊忒嘻嘻”，善於甜言蜜語地恭維人，又有少年楊過的影子。
當《鹿鼎記》最初在《明報》上連載的時候，沒有幾個讀者是沒有讀過金庸以前的武俠小說的，那麼，這些似曾相識的痕跡便很容易地樹立起了讀者的期待：期待看到韋小寶逐漸蛻變，不僅武功蓋世，而且像楊過一樣，從一個油腔滑調的“小叫化”成長為一代大俠。
《鹿鼎記（1998）》
但是，不管作者金庸在引發讀者期待方面是有意還是無意，總而言之，如果讀者有所期待的話（這從不斷收到讀者來信要求證實作者身份這一事實可以看出來），那麼韋小寶和《鹿鼎記》的發展卻使得讀者的期望全都落了空。
韋小寶所中的毒，很快就被陳近南化解，這個敘事情節並沒有像在《倚天屠龍記》裡那樣得到長足的展開。韋小寶拜師，則是見一個拜一個，倒是沒有什麼門戶之見，但是他學來的武功卻只是雜拌兒，沒有對任何一家功夫有什麼精緻的研習。
如果說“射鵰三部曲”中的三個男主角，尤其是楊過，因為經歷了種種磨難，不論是在性格上還是在思想上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最終走向人格的成熟的話，那麼，韋小寶的性格特點、思想感情卻一直保持著他在第一回裡面留給我們的印象，既沒有成為武功蓋世的好漢，也沒有因為最刺激他的經歷——陳近南之死——而使他變得情感更深厚一些或是更抒情化一些。
《鹿鼎記（1998）》
我們知道，知識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人生的經驗；另一種是書本知識，是一個人受到的智識教育，或者是從其他渠道（比如說書和看戲）得到的“資訊”。雖然韋小寶的前一種知識沒有能夠使他的感情和思想深化，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他在某些重要關頭，常常可以依靠他的後一種“知識”脫離危險、化兇為吉。
最典型的是他在俄羅斯幫助蘇菲亞公主獲得權柄的章節。按照他的說法，“這次死裡逃生，不但保了命，還幫羅剎公主立了大功，全靠老子平日聽得書多，看得戲多”（第三十六回）。敘述者隨即告訴我們：從歷史演義當中吸收靈感、處理現實中的問題並不稀奇，因為清朝開國的皇帝、大臣就學了《三國演義》中的反間計，騙得崇禎殺了大將。
《鹿鼎記（2008）》
敘述者說：“實則周瑜騙得曹操殺水軍都督，歷史上並無其事，乃是出於小說家杜撰，不料小說家言，後來竟然成為事實……小說、戲劇、說書之功，亦殊不可沒。”我們都知道“藝術摹仿人生”的套話，然而這裡，現實（清朝開國者）在摹仿藝術（《三國演義》），藝術（金庸小說）又在摹仿現實（清朝開國）。至於韋小寶，則是藝術在摹仿藝術——小說人物在摹仿小說人物。
韋小寶不讀書，也幾乎完全不識字，他的後一種知識完全來自於說書和看戲。而說書和看戲裡面基本上都是歷史內容，或者歷史演義的內容。唐太宗李世民總是說應該以史為鑑，在《鹿鼎記》裡，韋小寶把歷史當成了哈哈鏡。
韋小寶雖然從歷史演義裡學習“如何做人”，可是他的“學習”常常是扭曲的學習，富有反諷意味的學習，對歷史、小說和戲曲的“虛”構性富有清晰意識的學習。
《鹿鼎記》是後設敘事，因為它是關於小說的小說；韋小寶是“後設”的故事主角，因為他清醒地意識到他所扮演的角色。他並不“是”那個小說或戲劇角色，他只是在把自己套入角色之中，只是在“扮演”而已。換句話說，他知道歷史這面鏡子不過只是一面鏡子：鏡子內外的世界截然不同。
從這個意義上說，韋小寶和世界文學史上另一部著名的形而上小說《堂·吉訶德》的主角是截然不同的：堂·吉訶德直到小說結尾，才認識到現實與小說的距離，這種認識使他滑稽可笑的行動帶上了悲劇色彩；韋小寶卻從頭到尾一時一刻都沒有混淆過現實和小說之間的界線。
《堂·吉訶德》插畫
當他躲在通吃島上，被康熙派來找他的人發現，命他回去剿滅天地會時，他對使臣說：碰到這種兩難的情況，“忠義不能兩全，做戲是該當自殺報主，雖然割脖子痛得要命，我無可奈何，也只好盡忠報國了”（第四十五回）。但是使臣不是一個細心的讀者，他被韋小寶的措辭愚弄了。他沒有聽出來：韋小寶在強調“做戲”是該當捨生取義，而現實人生不是做戲，所以，韋小寶也就無意自殺。
既然角色是套人的，那麼就自然可以容許作一定的改變：韋小寶不肯削足適履，卻善於削履適足。他常常改編戲文和說書裡面的文雅用語——從“一言既出、死馬難追”到“鳥生魚湯”，使得雍容典雅的正統文辭變得滑稽和富有嘲弄意味。
第四十九回中，為了救出茅十八，他再次從戲文中尋找靈感：《大名府》劫法場被否決掉了，《法場換子》、《搜孤救孤》則要用親生兒子做犧牲。韋小寶自思：“幸虧茅大哥的年紀跟我兒子不一樣……雖說朋友義氣為重，這種事情我是萬萬不幹的。”當然他立刻想出了典型的韋小寶式解決辦法：用殺死他師父陳近南的仇人馮錫範替換了茅十八。想畢在馮錫範身上踢了一腳，說：“你運氣不壞，韋大人這就收了你做乾兒子。韋大人的親兒子捨不得換，乾兒子就馬馬虎虎。”在刑場上，他更是以典型的韋小寶式風格，掏出一打春宮手帕，轉移開了另一名監斬官的注意力。
《鹿鼎記（1992）》
韋小寶善於“改寫”歷史演義，使之適合自己的目的，而這一情節是一個突出的例子。我們知道，一切改寫都不是天真老實的照抄，何所增刪向細心的讀者顯示出了微妙的重心轉移和改寫者的意旨所在。《搜孤救孤》和《法場換子》所講述的，是英雄的故事；所採用的，是英雄的話語。被韋小寶改寫之後，成了喜劇，也成了鬧劇。
我們常常把虛偽的行為叫作逢場作戲，結果逢場作戲變成了一個沒有任何積極意義的成語，但是我們忘記了：在戲劇裡面，還有極度誇張的感情，極端的行動和情緒反應，放大的高尚或者浪漫。這正是“戲劇化”這個詞語的由來。
韋小寶在通吃島上遇到兩難境地，假裝要自殺，而這正是《天龍八部》裡的悲劇英雄蕭峰在遇到兩難境地時親身實踐的行為。蕭峰只不過是生為契丹，養於大宋，而他已經不能承受這種情形帶來的矛盾：到底應該是為契丹，還是為大宋？但韋小寶在滿漢之間頗為來去自如，只有在康熙逼他剿滅天地會時或者天地會逼他對抗清廷時，他才感到矛盾，但這種矛盾是行為的矛盾而不是存在的矛盾：行為的矛盾可以靠一走了之或者躲在通吃島上釣魚來避免解決，“存在”的矛盾卻是內化的矛盾，一個人無論走到天涯海角，也不能逃脫內心的掙扎。所謂天下之大，無立足之處——所以才有蕭峰的自殺。然而，在韋小寶看來，自殺是做戲或者只有在說書裡面才會發生的：現實人生中，誰肯為了這麼一個抽象的矛盾真的抹脖子？誰又肯犧牲自己的親生兒子去替換一個朋友呢？
韋小寶的做戲，只是喜劇和鬧劇，而不是悲劇。
《天龍八部（1997）》
此外，一個重要的區別是：蕭峰的外在行為與內在心思是完全重合的，他“是”悲劇英雄，但他絲毫沒有意識到他是一個“悲劇角色”；與他相比，即使是在扮演悲劇英雄的時候，韋小寶也儲存著“做戲”的意識。
做戲往往意味著和自己扮演的角色保持心理上的距離。和角色完全融為一體的演員也有，但是我們知道這不是最偉大的演員。最偉大的演員可以與角色產生強烈的同情，但是，他同時又永遠保持著一種自覺意識，能夠超越他所扮演的角色。
堂·吉訶德不是一流的演員，因為他太投入角色了，誤認為現實就是戲，是小說，是浪漫傳奇。而韋小寶是個好的演員：他一方面投入於角色之中，一方面又不忘記他的“本來面目”。
因為不肯答應皇帝剿滅天地會，他被軟禁在通吃島上，生活煩悶無聊，於是向七個妻子之一的蘇荃討教，該如何離開通吃島。蘇荃回答他說：“小寶，你要做英雄好漢，要顧全朋友義氣，這一點苦頭總是要吃的，又要做英雄，又要聽粉頭唱十八摸，這英雄可也太容易做了。”韋小寶想想有理，便說：“我又做英雄，自己又唱十八摸，這總可以了罷。”
《鹿鼎記（1998）》
這段對話有趣的是再次提醒我們知道——英雄是可以“做”的：好像一個角色，誰都可以扮演；好像一套戲裝，誰都可以穿上。雖然要付出一定代價，但不是不可能。而既然英雄是扮出來的，不是“本來面目”，那麼，唱一唱十八摸也就沒有什麼衝突了。完全“成為”英雄，韋小寶做不到，因為一天到晚高尚著，沒有荒唐、胡鬧和遊戲，未免太無聊了。
可是，我們不能簡單地判定：既然韋小寶在演戲，那麼他一定是虛偽的。這是把韋小寶的人格過於簡單化了。如果韋小寶只是一個虛偽自私的小無賴，我們根本就不會對他有很大的興趣。他的好玩，他的喜劇性，來自於他的複雜性格和複雜境遇，來自於觀看一個良知未泯的小人物如何靠機巧和運氣躲過種種比他有權力（從政治權力到身體力量）的人物對他的操縱，反過來利用他們為自己創造利益，乃至獲得最終的自由。
當他對康熙說，他對皇上忠心耿耿，“十足真金”，我們必須承認，他的話有一定程度的真實。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確是個“忠臣”：他在五臺山上舍身救護康熙，而且無論如何都不肯傷害康熙——雖然他不是純粹因為康熙是皇帝才如此效忠，而很大程度上為的是少年的友誼。
《鹿鼎記（1998）》
的確，他常常撒謊，常常阿諛奉承，但是與其說他是完全虛偽，毋寧說他是真假參半。真金是有，雖然不一定“十足”，但總不是完全的假藥冒牌貨。他不是一個全無良心和感情的人：對小皇帝，對師父陳近南，對天地會的會眾，他都懷有真誠的感情，也從未背叛過他們。但是因為種種的利害關係，他很少說出全部真話，也就是說，他幾乎從未完全“透明”過。即使是好的目的，也不可能透過正當手段實現，而必須依靠撒謊，依靠撒石灰和下蒙汗藥等所謂“下三濫”的手段。
在“英雄”話語和現實之間，我們看到了深深的溝壑——韋小寶的世界不是上古荊軻、聶政的世界，而是關漢卿筆下，一個妓女靠謊言拯救她的姐妹的世界（《趙盼兒風月救風塵》），是《紅樓夢》裡，充滿（不管善意還是惡意的）欺騙、隱瞞和晦澀的世界——是後古典時代或者說近代的中國。
戲劇用語——尤其是有關角色扮演的詞語——滲透了整個小說文字。在和康熙的一段對話中，韋小寶強調自己是忠臣，康熙因為他不肯剿滅天地會而心感不快，說：“你是什麼忠臣了？你是大白臉奸臣。”後來，康熙口氣鬆動，改稱之為“白鼻子小丑”。韋小寶得皇帝如此分派他這樣一個角色，頓時鬆了口氣，忙說：“小丑就小丑罷，好比……好比時遷、朱光祖，也能給皇上立功。”（第四十三回）
《鹿鼎記（1998）》
正因為角色可以調換，在另一個語境之中，韋小寶在揚州做欽差大人，一個阿諛奉承的官吏預言將來會有演唱韋大人的戲文，那麼韋小寶的扮演者一定是“俊雅漂亮的小生”，“還有些白鬍子、黑鬍子、大花臉、白鼻子小丑，就扮我們這些官兒”（第三十九回）。
一向只希望扮演戲文角色的韋小寶，聽到將來自己也會被別人扮演，自然心中大喜。他喜得不錯，因為這是一個實現了的預言：在香港電影《鹿鼎記》及其續集裡，韋小寶的角色難道不正是由一個“小生”——周星馳——扮演的麼？
02 豪傑陳近南，與英雄康熙
如果《鹿鼎記》裡面有一個英雄的話，那麼這個英雄自然不是韋小寶，卻也不是陳近南，而是康熙。
我們知道，陳近南所代表的正是那個韋小寶羨慕不已的英雄世界。
照茅十八在第二回裡面的說法：“天地會保百姓、殺韃子，做的是英雄好漢的勾當，自然是英雄好漢了。江湖上有言道：‘為人不識陳近南，就稱英雄也枉然。’陳近南陳總舵主，便是天地會的頭腦。天地會的朋友們，都是陳總舵主的手下，豈有不是英雄好漢之理？”
《鹿鼎記（1992）》
我們在這裡再次注意到“做英雄的勾當”便可以使得一個人等同於英雄這樣一個令人微微不安的邏輯。其實，對這個英雄話語，敘述者的態度是複雜的。天地會群雄初次出場，就為了立誰為青木堂香主而吵成一團，在韋小寶眼裡，“你們一會兒哭，一會兒笑，倒像是小孩兒一般”（第七回）。
的確，天地會豪傑們的形象，一直帶有“小孩兒”天真幼稚的成分，他們遇到實際問題，往往一無長策，要聽韋小寶的安排。韋小寶奉旨去揚州建忠烈祠（絕妙的諷刺），一路大收賄賂，卻對天地會的兄弟說這是敗壞清朝官聲，越是如此，則“將來起兵造反，越易成功”。天地會的兄弟們居然都“深以為然”。
對陳近南本人，敘述者的態度裡面更多的不是讚美，而是同情。反清隊伍內部的矛盾，他無力解決，而他所效忠的主人（臺灣鄭王府）昏庸無能，甚至想害他，他也只好逆來順受。
圍繞著陳近南，我們看到一系列打著反清旗號的隊伍之間總是矛盾重重，彼此輕視，難以達到“統一認識”。最荒唐的莫過於歸氏一家三口，錯殺了吳六奇之後，又要行刺康熙。當時正值吳三桂謀反，群雄對到底應該先殺吳三桂還是先行刺康熙紛紛擾擾，爭執不休。陳近南最後竟然採納了韋小寶的建議，用擲骰子決疑，雖然陳近南的措辭十分文雅動聽，什麼“憑天意行事”云云，但是整個過程實在是一場鬧劇而已。（第四十二回）
另一方面，康熙的所有言談行事，卻無不頭頭是道，深思熟慮。他對天下安居樂業的設想，成為一代明君的雄心，對鎮壓三藩之亂的戰略部署，對安撫百姓、獲得人心的種種具體措施，對父親生母的孝思，無不被小說家出以正面筆墨。在所有和韋小寶的談話中，康熙總是把“百姓”放在首位，以致聽說臺灣受災，便“淚光熒然”。
《鹿鼎記（1992）》
通觀康熙在全書中的形象，他是唯一一個聰明睿智、洞察一切、操縱大局而不受人制約的人物，而且仁慈寬容，富有幽默感。雖然武功不怎樣，但是在其他方面，他是絲毫不遜於陳近南、而且超過了陳近南的英雄。
歷史上的康熙皇帝確實是為人稱道的有為之君，他鞏固了清廷的統治，拓展了大清帝國的版圖，在位半個多世紀，天下得以休養生息，經濟得以繁榮發展。毋庸諱言，康熙的一番苦心，是為了大清朝的江山、愛新覺羅家族的基業，但也產生了積極的效果。
在《鹿鼎記》裡，這些作為被當成了停止反清活動、接受清朝統治的最好的理由。的確，無論是歸氏夫婦也好，還是書中的大儒顧炎武等人也好，都不能否認一個事實，就是康熙不是一個昏庸的皇帝。
而《鹿鼎記》的主旨之一，就是傳達這樣一個資訊：漢人也好，滿人也好，只要能做明君，那麼誰坐在皇帝的寶座上都無妨——因為無論如何，漢人、滿人都是“中國人”。正是這個主旨，向我們揭示了《鹿鼎記》反對民族主義、擁護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它作為歷史演義的“非歷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