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江南一帶對中原文化其他方面的趨從與跟進
——《世說新語》之九
除了政治心理和學術風氣之外，兩晉時期南北語言的流變，也極能說明語言作為文化的一支對政治強弱的依賴關係，亦即政治優勢如何決定語言定向。
陳寅恪先生說：“自司馬氏平吳以來，中原眾事，頗為孫吳遺民所崇尚，語音亦其一端。”（見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從史實論切韻》）即是指此。這包括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是北方洛語成為大江南北時鬃的語言，二是部分中原政治家為了政治統治的需要，也不恥而為吳語。
吳人學習洛語，這是他們從政治服從到文化服從整個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從西晉時起，一些希冀爬上上層地位的江南大族，在入洛前後，為免受中原人譏諷，與染習玄學一樣，也很注意學習洛語。陸雲在《與兄平原(機)書》中，提出“音楚”和“文楚”的問題。因為吳人生怕這一弱點被北方人恥笑。王敦就是因音楚而為人不齒（見《世說新語·豪爽》）。陸雲在書中述提出他作文時，“會結使說音”，“結使”為“給使”之誤，為伺候官吏的使役，作文要他說音，不外給使為洛陽人。這裡的“楚”是個形容詞，它是由地名之“楚”的引申，用作“都邑”及“文雅”的對文，如同今天所說的“土”和“俗”。而這裡的楚音，主要是指吳地的口音，說明二陸入洛後，努力學習洛語，以防被嘲。因為這是十分可能的。當支道林在江東見到王徽之兄弟後，中原人間他：“諸王何如?”支道林回答道：“見一群白頸鳥，但聞喚啞啞聲。”（見《世說新語·輕詆》）在中原人聽來，吳語如同鳥叫一般，嗚裡哇拉。要避免別人這樣的恥笑，就必須學好洛語。葛洪曾抨擊這般學習洛語的風氣說：“上國眾事，所以勝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餘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況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見《抱朴子·譏惑篇》）
從葛洪的斥責中，已經分明可以感受到洛語在當時已經何等流行。不過葛洪所說學洛語不能“良似”，倒是實情。《顏氏家訓·書證篇》：“或問日：‘東宮舊事，何以呼“鴟尾”為“祠尾”?’答曰：‘張敞者，吳人，不甚稽古，隨宜記注，逐鄉俗訛謬，造作書字耳。吳人呼‘祠祀’為‘鴟祀’，故以‘祠’代‘鴟’字。”張敞為晉末人，這裡記敘他不免隨鄉音而訛謬，正是吳人學洛語不能“良似”的例證。然而，吳人學習和使用洛語的情況又不能一概而論。在東晉南朝時期，官吏對士人操用北語，對庶人則操吳語。也就是說，洛語和吳語，是當時分辨土族和庶族的最明顯的標誌。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南朝，如南齊時王敬則雖然富達，卻不以富貴自遇，平日交接士庶概用吳語。而當時作詩多用北方洛語，所以當世祖讓他當面賦詩的時候他就一籌莫展了（見《南齊書·王敬則傳》）。故他作詩困難。又如張融“出為封溪令。……廣越嶂嶺，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見《南齊書·張融傳》）張融本為江南士族，但臨危時仍能作洛生詠，這一方面說明他心神鎮定，異乎常人，同時也可見他平日能習慣而流利地使用北語，否則不會如此熟練。張融和王敬則的區別，王是吳人兩個階級對待洛語的不同態度。所以北齊顏之推清楚地指出：“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辨；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見《嚴氏家訓·音辭篇》）
到了晉宋時期，北語在江南的上流社會中已經十分普及了。《宋書·顧琛傳》雲：“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琛，吳音不變。”陳寅恪先生以反證的方法來推斷既然在江東的貴達中唯有這幾位吳音不變，則其餘土族，雖本吳人，並不操吳音，斷可知矣（見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東晉南朝之吳語》）。其說良是。而他們所操用的，顯然又是北語。《宋書·劉道憐傳》雲：“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為，多諸鄙拙。”劉宋皇室的先世，本非清顯，而又僑居於北來武裝集團所萃聚的京口，故沒有受到吳中士庶所操洛語和吳語的同化，而未改其彭城楚地的鄉音。從沈約的話中，可以看出南朝士流對未操北語的楚音十分鄙視。
但是，在眾多的講北語的人中，口音不可能完全一致。因為南北語言本來就存在著先天的差異。顏之推說：“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鈋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見《嚴氏家訓·音辭篇》）陸德明也說：“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為巨異，或失在浮清，或滯於沈濁。”（《經典釋文》序錄）這些天然差別的存在，使那些學習洛語的南人和其它地區的北人，難免與標準的洛語有一定距離。顏之推進一步指出他們各自的毛病是：“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見《嚴氏家訓·音辭篇》）而他們找出這些弊病的參照系，或雲當時標準的語音，便是當時以洛陽及近傍為代表的舊音。因為從東漢至西晉，洛陽一直是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而過江的大族中，又多是在洛陽生活了幾代的達官貴人。他們的洛陽口音，不僅是永嘉前入洛吳人的仿效楷模，也是過江後江南士族所奉的圭臬。前所敘張融臨危時猶能作洛生詠事，已可見其端倪。這種洛生詠本來是指東晉以前洛陽太學生以誦讀經典的雅音來諷詠詩什。這種都邑雅音不僅與時傷輕清的吳越方音相差懸殊，即與多涉重濁的燕趙方言也不盡相同。
後來經謝安帶有鼻音的洛生詠之後，眾名流遂東施效顰，學起謝安的鼻音詠了。因為謝安患有鼻炎，所以他的發音比較混濁，厚重。這種鼻炎音本是一種缺陷，但因謝安名望極重，眾名士雖不曾患有鼻炎，也都想訪效一下這位風流宗主的風采，竟甘心情願地學其訛變。謝安在當時的確具有這樣令人傾倒的威望，言行多為士流效仿。一次，他的一位老鄉被罷官遣回，臨走前去向謝安告別。謝安問他路上盤纏是否夠用。鄉人說除了五萬把蒲葵扇之外別無長物。謝安就拿了一把蒲葵扇到鬧市上散步。結果幾天之內，京師土庶競相以持扇為風，蒲扇不僅一銷而空，而且價值倍增（見《晉書·謝安傳》）。從這如痴如狂的社會潮流中，人們自然可以感覺到，其背後起決定作用的槓桿，還是北方大族的政治優勢。
當然，也有人對這種陰陽怪氣的腔調不感興趣，他們試圖追蹤謝安之前那種純正的洛生吟詠。當有人問顧愷之為什麼不作洛生詠時，他回答說：“為什麼要作那種老婢的聲音?”（見《世說新語·輕詆》）顧愷之所反對的，是時流對謝安洛生詠訛變的模仿，但他並非不為洛生之詠。《晉書·顧愷之傳》記載因為顧愷之剛愎自信，很多年輕人要拿他開心取樂。他們有時請顧愷之來作洛生詠，可顧愷之卻以洛生詠為“老婢聲”為由，不屑為之。並自稱在朗誦方面自得“先賢風制”。陳寅恪先生認為，顧愷之所說的先賢風制，很可能就是指謝安以前的舊規洛生詠（見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從史實論切韻》）。不過，謝安有時掩鼻，並不是作洛生詠，而是開玩笑時的一種姿態，故與此無關。據《世說新語·排調》記載，當初謝安在東山隱居時，他的同族兄弟中不乏富貴者。他們動輒高朋滿座，車水馬龍。謝安的妻子劉夫人打趣地問謝安：“大丈夫不應如此嗎？”謝安便幽默地捏起鼻子，發出怪怪的聲音：“恐怕將來也難免如此啊！”
如果說吳人貴族學習洛語是吳人政治服從的具體表現的話；那麼部分北方政治家的操用吳語，則是他們政治征服的一種手腕而已。一個盛暑之日，劉惔去找王導，王導為了涼快，把肚皮貼在彈棋棋盤上，愜意地說：“多麼渹(吳人謂冷曰“渹”)啊!”劉惔出來後，別人間他王導怎麼樣，劉惔說：“除了會講吳語外，沒有任何特殊之處。”（見《世說新語·排調》）
王導作為東晉的開國丞相，為了使晉室在江南站穩腳跟，他已經使出了渾身解數，處心積慮，不遺餘力。在大批吳人士族爭先恐後地競學洛語時，這位中原大族，政治核心人物竟然逆流而動，講起大家已經十分鄙夷的吳語，這個反常的舉動顯然具有反常的動機。這與他過江後向陸玩請婚、實行一系列寬縱江南大族的政策均為一致，即要施行籠絡江南大族之術，使之服從晉室偏安朝廷。為達此目的，他不僅講吳語，有時也還來點兒胡語。當他拜揚州刺史時，一次招待賓客數百人，這些人都很高興，只有臨海一位姓任的客人和數位胡人臉色不太好看。王導見此情景，馬上到姓任的身邊說：“您一出來，臨海便沒人了！”這一明顯的吹噓立即使任十分喜悅。又走到胡人面前說：“蘭闍!蘭闍!”聽到這句胡語的恭維，“群衚衕笑，四坐並歡。”（見《世說新語·政事》）從此則可知王導的語言應變能力極強，。且能根據政治權術的需要，對不同的物件使用不同的語言。他在胡人面前講胡語，在吳人面前講吳語，都不過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並不能代表過江大族的普遍情況。就王導本人來說，也不是過江後始終使用吳語。今天流傳的王導《麈尾銘》，使用的是理子俟韻，與西晉時北人如齊國左思《白髮賦》，譙國曹攄《思友人詩》的用韻正相同，這與當時書面語多用北語的習慣是一致的。至於該文是否真出王導，以及是王導過江前抑或過江後作，雖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王導與吳人大講吳語時，在他的書面語中，並沒有吳音的痕跡，這足以說明他講吳語的政治動機。除了以上所敘幾個個方面外，魏晉時期中原人的政治勝利對其它文化形式的轉化，還表觀在書法、哀哭和居喪等幾個方面。葛洪在《抱朴子·譏惑》篇中，曾就吳人趨從中原一事提出嚴厲批評。他認為對中原的文化不應盲從，因為中原文化雖然多勝江東，但也不是沒有可否之處，這就更不該邯鄲學步了。他說：“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況於在其父母之鄉，亦何為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他列舉的幾個事例中，語言一項前文已敘。餘三項即為書法、哀哭和居喪。關於書法，葛洪說：“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用古體，俱足周事。餘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在葛洪看來，吳人的幾位書法家完全可以與中原書法家鍾繇等人平分秋色、分庭抗禮，所以大可不必妄自菲薄，棄己從人。從書法史的發展來看，葛洪的看法不免有些保守。因吳人皇象等人的書法，雖有代表性，但仍比較古樸，沒有離開傳統的隸篆。而北方鍾繇等人所推出的行書，卻是書法史的一大進步。這也能體現出南北學風的創新與保守。關於哀哭，葛洪說：“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今忽然無復念之情。昔鍾儀、莊為不忘本聲，古人韙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從葛洪的話中可以看出，南方人居喪哀哭，主要不是出於悲痛，而是為了模仿北人的哭法，是“治飾其音”。但因學得不倫不類，以至有“妍拙”之別。北方的哀哭，我們可以從阮籍的哭母中得窺端倪。阮籍在葬母時，蒸了一口肥豬，喝了二斗酒。臨訣時大叫一聲“窮矣”，口吐鮮血，不省人事（見《世說新語·任誕》）。可能北人父母之喪，孝子要循例喚“窮矣”。南方人因不了解這一習慣，以至會鬧出笑話。一位南方人給北方孝子弔喪，送去一斛大豆。聽到孝子哭喊：“奈何(怎麼辦)!”以為是問豆子的用途，便回答：“可以作飯。”孝子又喊：“窮矣(完了)!”南方人回答：“剛送來就用完了，那麼我再送你一斛吧。”（見《藝文類聚》卷八五引《笑林》）從這兩個故事來推測，當時南人居喪時可能只是發出哭聲，而洛陽一帶卻有泣有訴，即邊哭邊說話，象唱歌一樣地哭。哭的時候嘴裡還要喊些“窮矣”、“奈何”之類的話，以示悲哀。這種時髦的哭法被南方人所模仿，但又不能畢肖，所以被葛洪所譏。不過到南北朝時，這種哭法已被承認為南方的專利。顏之推說：“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耳；山東重喪，則唯呼‘蒼天’，期功以下，則唯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見《嚴氏家訓·風操篇》）顏之推已經不知道這種邊哭邊訴的哭法原產於北方，而認為是江南之俗，說明這時北方反而沒有這種哭法了。而北朝人又從江南人那裡模仿這種哭法。《酉陽雜俎》敘北朝喪儀雲：“哭聲欲似南朝傳哭，輓歌無破聲，亦小異於京師焉。”（見《酉陽雜俎·屍穸類》）這往返的追蹤，都是隨著政治重心的轉移而轉移的。關於居喪，葛洪說：“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食散以數食，宣藥勢以飲酒，為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任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財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床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滿投空，至於沈醉。日：‘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餘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並在衰老，於禮唯應縗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口不經甘。時人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遼緬乎!”北方大族的居喪不守喪禮，從社會原因來看，這是他們蔑視禮法，越名教任自然作法的一部分。但還有一個更為具體的原因，就是服用寒食散的緣故。據《醫心方》卷十九引皇甫謐說，服散十忌中，第二忌愁憂，第三忌哭泣，第五忌忍飢。《諸病源流》引皇甫謐說服散須要常飲酒，且要飲醇酒，不能飲薄酒等（參見餘嘉錫《寒食散考》）。所以《世說新語》及《晉書》所記阮籍、阮咸、王戎等人居喪大啖酒肉的故事，都具有這雙重的原因。但有些南方人士不知此內情，又未服散，只是機械地模仿飲酒食肉，且謂為“京洛之法”，則是東施效顰的又一表觀。在書法、哀哭和居喪這幾個方面中仍然可以看出，儘管南北雙方在各方面都存在著差異，但由於中原人在政治上的優勢，迫使南人不得不在各方面亦步亦趨，以跟上時代潮流。葛洪雖然明確指出了這些不同和自己的看法，但他沒有意識到這種文化追隨背後的政治原因。中國歷史上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間的文化整合有兩種情況，當征服者在文化上落後於被征服者時，他們便提倡被征服者的先進文化，以有利統治，如元代與清代的統治者；當征服者在文化上勝於被征服者時，他們便強迫對方接受自己的文化。魏晉時期南北文化的異同，尤能說明這一點。
（本文原載《古典文學知識》2020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