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於軼事小說的界限和型別特徵

在古代文言小說中，志怪和傳奇的型別特徵和界限都是比較清晰明顯，不大容易混淆。只有軼事小說最難處理。

問題的原因在於，從語體型別上看，軼事小說和志怪小說都採用了筆記體。但因為志怪小說中含有神鬼靈怪之類非現實要素，所以特徵明顯，容易區分。但同樣採用筆記體寫作的還有大量的子部雜家類、史部雜史雜傳類作品。這些作品同樣也沒有非現實要素，同樣記錄現實事件。只是敘事描寫的方式和程度上有些出入。因而造成人們在圖書分類學上對於這類問題的困惑和棘手。宋代鄭樵說：“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五：一曰傳記，二曰雜家，三曰小說，四曰雜史，五曰故事。凡此五類之書足相紊亂。”（鄭樵《通志·校讎略·編次之訛論》，《四庫備要》本）。之所以產生這樣的困難，明代胡應麟又進一步說：“小說，子書流也。然談說道理，或近於經，又有類註疏者；紀述事實，或通於史，又有類志傳者；他如孟棨《本事》，盧瑰《抒情》，例以詩話文評，附見集類，究其體制，實小說流也。至於子類雜家，尤相出入。鄭氏謂古今書家所不能分有九，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說也。”（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下》，中華書局1964年排印本）胡應麟的分析說明，小說中所隱含的說理部分容易與子書相混，而記錄歷史事件的歷史題材小說又很容易與史傳相混淆，還有些記載文人作詩撰文故事的小說，又與詩話極近。面對這樣小說與雜史容易混淆的難題，四庫館臣給出了大致方向的指南：“按記錄雜事之書，小說與雜史最易相淆，諸家著錄，亦往往牽混。今以述朝政軍國者入雜史，其參以里巷閒談、詞章細故者則均隸此門。《世說新語》古俱著錄於小說，其明例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小說家雜事類跋。中華書局本）”四庫館臣在這裡把“朝政軍國”和“里巷閒談、詞章細故”作為區分小說和雜史的界限與方法，還是明確可行的。但是關於小說與雜家的界限如何區分，四庫館臣沒有明確說明。而且《四庫全書總目》在子部小說與雜家著作著錄的處理上也往往存在模糊混淆的情況。

針對這種情況，我在《中國志人小說史》中提出了自己的相關意見：“志人小說與雜家有兩點相似，一是闡發道理的成分，二是程度不同的故事性。區別二者在於以何為主。雜家著作以闡發道理為主，需要時以講故事為輔，志人小說則相反。因此，志人小說與雜家著作相比，多具故事性，與雜史相比，多具傳說性；而與志怪傳奇相比又多具真實、平實性。這幾條作為判定志人小說的標準。”（寧稼雨《中國志人小說史》第一章緒論，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頁）

從今天的情況看，這個表述基本上可以用於對“軼事小說”概念的界定。需要稍加說明的是，在世說體和雜記體小說之外，那些包羅永珍的雜俎筆記和傳奇小說中的“軼事”成分，也是這本《明清軼事小說選注》部分遴選的範圍。

（未完待續）

（本文節選自《社會科學戰線》2020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