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教育源遠流長，原始社會末期已有學校的萌芽，到了奴隸社會已有學校。無論是國學，還是鄉學，都是官辦的，區別在於是中央辦的，還是地方辦的。因此，夏、商、週三代的教育有一個共同特點是“學在官府”，國家壟斷著辦學的權力，只有極少數奴隸主貴族子弟才享有受教育的權利。
到了春秋時代，奴隸制已崩壞，階級關係發生了大變化，產生了新興的地主階級、商人和士。隨著周天子王權的削弱和一些公室的衰落，“國學”和“鄉學”難以為繼，辦不下去。出現了文化下移的現象，即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左傳·昭公十七年》）。
孔子一生志在救世，曾希望從政。但他的政治主張違反歷史潮流，無人理睬。他只好通過教育、培養人才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
孔子在20—22歲時曾在魯國大夫季氏家做過很短時間的“委吏”（管理倉庫）和“乘田”（管理牛羊畜牧）。30歲左右開始收徒講學。曾適周問禮於老子，“自周返於魯，弟子稍益進焉”。35歲時，因魯國內亂，逃到齊國。齊國不用孔子，且有大夫欲加害孔子。
37歲時孔子返回魯國。“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史記·孔子世家》）這是孔子辦學鼎盛時期。大約51—55歲左右，在魯國先後任中都宰、小司空、司寇、大司寇並攝行相事。55歲時因政見不同，孔子離開魯國，到衛、陳、曹、宋、蔡、楚等國遊說當權者，顛沛流離達14年之久。
這期間，仍有學生伴隨左右，人數時多時少，這是孔子一生中最艱難的時期，辦學處於低潮，不少學生離他而去。68歲時，孔子返回魯國，“不求仕”，專門從事教育，修訂教材，整理《詩》、《書》、《禮》、《樂》、《易》、《春秋》，直至去世。晚年回魯國後是孔子辦學的又一高峰。可以認為，孔子一生主要從事教育，以教師為終身的職業。
孔子辦學，很有特色。
第一，有教無類，廣收學生，規模大。先後受教孔子的弟子有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一說七十有七）。學生不分尊卑、貴賤，不分地域。學生年齡參差不齊，有的比他小不了幾歲，與他同輩。顏回父子同為孔子學生，顏回的父親顏無繇只小孔子6歲。子路只小孔子9歲，而曾參小孔子46歲。有人對孔子的31個弟子進行統計，以20歲為一輩，與孔子年紀相仿者5人，晚一輩者12人，晚兩輩者14人。
第二，學校不分小學、中學、大學，沒有考試，不發文憑，主要培養他們的德行和能力。
第三，流動辦學，以孔子為中心。孔子到哪裡，學校就辦到哪裡。學生跟隨著他，以社會為課堂，徹底地開門辦學。
第四，在教學過程中注重教材建設，整理修訂《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古代文獻為教材。此舉為儲存中國文化典籍做出偉大貢獻，影響中國二千多年。
第五，注意辦學經驗的總結和積累。在辦學方針、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諸多方面均有論述。《論語》是孔子教育實踐與理論的記錄，是中國古代教育的百科全書。說孔子是私人辦學的首創者，這不夠確切。但就辦學的規模、效果和影響而言，就教育思想而言，可以認為孔子是中國古代私人辦學開風氣者，在這方面無人可以和他相比。
毛澤東早年受封建傳統教育，相信孔夫子，之後接受新學，相信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在新文化運動中，他雖然在政治思想上轉變為革命民主主義者，但在教育上依然崇敬孔子。1917年11月9日，他主持創辦的湖南第一師範工人夜學開學。在開學儀式上，他帶領師生“向孔聖行三鞠禮”。
在轉變成馬克思主義者之後，毛澤東認為孔子在政治上、道德上是守舊的，批判反動派鼓吹尊孔讀經。他對孔子的哲學思想一分為二，認為總體上講是唯心論和形而上學，但包含有唯物論、辯證法的因素。他更多的是偏重肯定孔子在教育上的功績。
1938年5月21日，針對部分教員不安心於教學工作這一情況，他在抗大第三期總結幹部會上講話時以黑格爾、孔夫子為例，勉勵大家要有當一輩子教員的思想準備。
他說：黑格爾是馬克思的先生，此人似乎當了一世教員。我們中國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後撤職，大概是當教員當到死吧！我們要學黑格爾、孔夫子。他又說：孔夫子是個聖人，幾千年只此一個。在我們三四百人中，可否出幾個孔夫子，幾個黑格爾呢？
同年7月9日，他在抗大紀念“七一”、“七七”及突擊運動總結大會上講：“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馬克思主義者也有他的志向。但是為什麼當時的孔夫子不作共產黨呢？那是當時的老百姓不要他作共產黨而要他作教書先生，而今天的老百姓則需要我們作共產黨了。”
毛澤東認為，孔子作教書先生，創辦學校，是時代的需要，老百姓的需要。
陳伯達的《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文對孔子在教育方面的功績給予充分肯定。陳伯達在文章中引了郭沫若、章太炎、馮友蘭的話後作了如下的解釋：“孔子在教學上首先初步地解放了過去貴族和官吏之嚴格的限制，這在中國文化史是應該大書特書的；固然，孔子的教學還是限於‘自行束脩以上’，這樣，關於教育的真正民眾化，還是不會有的，還是有階級限制的。固然，當時‘大招學生’的，不止孔子一人，如少正卯也就是其中的一個，並且他還是和孔子爭學徒的（或許他教學生比孔子更寬，限制更少，這從他的成為統治階級反對派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來），可是我們總不能不指出孔子有其獨特的成績。”陳伯達的說明，充分肯定孔子在教育方面的劃時代功績，應“大書特書”，基本上認同郭、章、馮關於孔子普及知識、教育的平民化的評價。但他同時也指出：孔子的教育還是有階級限制的，真正的民眾化是不會有的；孔子並不是開創辦私學的第一人。
對陳伯達關於孔子教育思想的論述，毛澤東只提出，郭沫若的話“可以不引”，因為“說孔子的功績僅在教育普及一點，他則毫無，這不合事實，也與本文衝突”。對於引章、馮的話和陳的解釋，毛澤東沒有提出異議。這說明毛澤東認同陳伯達文中對孔子教育思想的評價。
新中國成立以後，毛澤東雖然在政治上、哲學上繼續批評孔子，但仍充分肯定他教育上的功績。1956年8月，他在同音樂工作者談話時說：“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樂家，他把音樂列為六門課程中的第二門。”
1964年2月，他在春節教育座談中肯定孔子教育思想中有好的一面，批評現在的教育丟掉了孔夫子的主流，他提出：孔夫子的傳統不要丟了。同年9月4日，他在會見外賓時說：孔子是中國第一個教育家。
毛澤東把孔子定位為中國第一個教育家，孔子的主要貢獻是在教育方面，這對嗎？筆者認為是對的，準確的，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司馬遷在《孔子世家》最後說得好：“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孔子在世時收徒講學、創立儒家學派而被世人稱為聖人。孔子在政治上是失敗的，而在教育上是成功的。孔子對當時和後世的影響主要也在教育方面。
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和影響與他辦教育分不開。據近人研究，《論語》全書所蒐集資料共509條，其中有關教育的言行371條，內有孔子的教育言行332條。《論語》基本上是孔子及其門人的教育和教學的實錄。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和倫理思想等，均是通過教育得到傳播與發揮的。
孔子若不辦教育，就沒有《論語》，也就沒有儒家學派，他本人也談不上成為中國古代的第一聖人。總之，孔子辦學規模巨集大，成績卓著，其教育思想涉及諸多方面，影響久遠，從理論到實踐，實為中國古代第一偉大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