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最重名號,立名均不苟且。在禮樂方面更是如此。
例如商周代表性的樂器“鍾”。行狀像人,頭細長,稱為“甬”;肩膀部分稱為“舞”;往下延伸,稱為“舞脩”,也叫“鉦”,猶如人的胃肚;再下就是腰和屁股了,稱為“鼓”。不是說撞鐘時都敲擊在這個部位,而是形容人高興起來,都會揚肩扭屁股,歡欣鼓舞,拍著肚皮唱歌。堯舜時,田間父老所謂“鼓腹而歌南風”,即是如此。
打鐘則都敲擊在鉦的部位,類似人之拍肚子。若不敲這裡,而是大打底下的“鼓”,則如跳舞時老是拍屁股,不甚雅觀,甚至會傷著鍾。後世寺廟中撞鐘和尚不知此理,就會出醜。某年我帶隊去甘肅平涼祭西王母,主辦者頗不曉事,放乾冰、跳靚舞,然後鐘聲大震,哐一響,鍾破了個洞,銅片飛得老遠,觀眾大驚失色。這才明白蘇東坡“道人輕打五更鐘”的深意。
(鐘的形制和名稱)
不但如此,這鐘各部位的命名,還凸顯了藝術中相生相發的含義。
音樂不是孤立的客體,所以一枚鍾也要取象於人、擬議於人,這是中國藝術的特點,“鐘鼓樂之”即是人樂了。
而樂器本身就起意於鼓舞,不又是強調音聲與舞動軀體的連動關係嗎?
在樂學中,明代朱載堉《樂律全書》中專有《論舞學不可廢》一章,就是明確這一點的。
他首先說:先王之舞,只有文武兩種,一雄壯、一柔善,一勇一仁。在這大綱領底下,要有佾列、離合、周旋、屈伸、動作、節奏,否則如瞽者知音而不能有舞。會意而不能言樂的啞巴也一樣,都不行。舞合節,叫做“致中和”,君子都是要致中和的,故舞不可不習。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弟子焉。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帥國子而舞。樂師教國子以小舞:凡舞有珓、羽舞、皇舞、旄舞、幹舞、大胥。……
這些古代教育,從小到大,乃至出仕的舞樂,具體學程,又詳細記述於其《舞學十議》。
章分十節:舞學、舞人、舞名、舞器、舞佾、舞表、舞聲、舞容、舞衣、舞譜。對中國舞學做了提綱挈領的說明,尤其對音樂和舞蹈具體結合的情況,一看便明。
(禮器即樂器)
我自小讀到這書,滿心向往,期待受到這樣的教育,結果沒有!
什麼都沒有,沒這樣的制度、沒見過相關之舞蹈教材、教具,也沒教師。教師沒人會跳舞,只會把我們關在教室裡背書、記誦、考試、再考試。
無絃歌、無樂頌,整體感覺甚是陰鬱、單調、閉塞,有靜無動。偶可動動,只有跑步、跳高、跳遠、打球等等無知識無文化之體育課,好像古人除了寒窗苦讀之外,都是四體不勤的呆子或懶漢。所以我們這些過動兒只好“以武代舞”,聊從學習武術中彷彿古代教育之遺意。
號稱音樂課的,也只有風琴,教唱數首,或乾脆合唱西洋歌。其餘的,把時間空下來補習英語數學。
舞呢?中國樂器幾乎連老師都沒見過,何況舞蹈?唯一可看到的是校外的祭孔佾舞,可惜孔廟通常關著門,斜陽衰草,一門幽獨,或竟已移作他用。即使是每年只演舞一兩次的臺北孔廟,也不過是小學生伶俜弱稚的勞作,實在難以令人領略聖王氣象。
學校當然常組織學生去跳民族舞,設法得獎,為校爭光。但所謂民族舞蹈,不知是什麼族、什麼時代的舞,跟所謂民族音樂一樣,越看越有氣。
因此我的青春都浪費在跟學校鬥氣上了。方古人正月學琴、二月學瑟、三月學小笙、四月學大笙、五月學小竽、六月學大竽、七月學排簫、八月學編管、九月學樂篴、十月學壎箎、十一月合樂、十二月合舞之際,我還在打架鬼混、考試複習、複習考試,不知禮樂為何物,真是自恥自嘆。
後來才明白這也不是我遭逢的時代特別差,《樂律全書》作者朱載堉那時就已經很差了,我們只是變本加厲而已。
明太祖九世孫朱載堉,是個奇人。你現在去查百度或谷歌,都會告訴你他是大科學家,最早發明了十二平均律,被傳教士金尼閣帶到了西方,現代樂器,包括鋼琴都是用十二平均律來定音的 。過去華人無知,還常稱其為“標準的西方音律“。而且“這不是一個單項的科研成果,是涉及古代計量科學、數學、物理學中的音樂聲學,縱貫中國樂律學史,旁及天文歷算並密切相關於音樂藝術實踐的、博大精深的成果”,是世界科學史上的一大發明云云。
外國還流傳一些他的軼事,例如他製作了三十六支銅律管,每管表示一律。比利時布魯塞爾樂器博物館館長馬容很佩服他,研究了幾十年,複製了其中兩支律管,等等。
這些其實只是朱載堉之細微末節,他自稱“山陽酒狂仙客”,又在少林寺留下“混元三教九流圖贊碑”。這樣自信能夠混一三教的狂生,哪會在意什麼“科學家”名號呢?
他的樂學、律學主要是從經學中來,以通經致用為目標。琴學、舞學又各為其中之一支(十二平均律又只為其中一小小節)。今後大家若想復興古代舞學,當然最簡要直接的辦法即是從《樂律全書》的《舞學十議》入手。
(朱氏著有《六代小舞譜》《鄉飲酒詩樂譜》《小舞鄉樂譜》《二佾綴兆圖》《靈星小舞譜》等)
可是他自己懂音樂有什麼用?
他那時代亦猶如莊子所感嘆的:道術為天下裂。禮與樂分裂了,太常禮官和樂官各行其是,知禮者不知樂,反之亦然。樂中,詩本來即是樂,所謂“詩三百,皆絃歌之”,後來與音樂也分裂了,詩只是文辭;懂音樂的卻多是俗工樂手,不嫻文學。舞,宋徽宗又“詔罷習舞,為聽學士習樂”,使舞跟詩、音樂都分割了。
例如我前面不是介紹了古時學生正月學琴、二月學瑟、然後學笙、竽、排簫、編管、壎箎等等,最後還要合樂、合舞。可是,請問:讀者諸君也有學過古琴壎竽的吧?你們誰合過舞?
琴是古樂器,但“古琴”是明代復興起來的,所以特加一“古”字。然真古嗎?不也!此時復興的,並非殷周禮樂之琴,只是君子幽人、魏晉高士,加上唐宋佛道之琴。故崇尚的是清、微、淡、遠、冷、靜、枯、禪等等。演奏方式則是一人焚香獨奏,既不會也不屑與人合奏,更不能合舞。
(群舞,跳一段文辭)
(旋宮合樂譜)
朱載堉深知此類毛病,故既推廣上古琴之“操縵”法,又整理舞譜,想把已分的舞樂關係再度整合起來。
所以他的書都以“辨時代之謬”為背景,以整合禮樂(詩、樂、舞),甚至儒道佛為宗旨,倡言復古。
他的復古,當然也有爭議,例如瑟中間一弦染成黃色,演奏時不彈,清人就有痛批者。但無妨。舞譜方面,失傳已久,更是可供實作之參考。
實作之情形如何呢?
禮樂合一是個理想,但儒者下手,多半先禮後樂,以立其本。可是古禮荒疏,要恢復,甚或只是要復原,都難乎其難。
像孔德成先生到臺灣,盡心盡力,也不過組織“儀禮復原實驗小組”,指導研究生從事古禮書之專題研究,出版《儀禮復原叢刊》而已。與禮結合之樂,早期在曲阜雖已有“古樂傳習所”,後來還是難為繼續。
我1995年辦南華大學時有鑑於此,改採禮樂同步的做法,既演古禮,也恢復雅樂,全校學生且都要斵琴操縵。
2005年在北京國子監國學衚衕,仍然詩樂結合,既請南韓如山法師來教授古琴,也在講堂上掛起山陽酒狂仙客朱載堉《混元三教九流圖贊碑》的拓片,開始講學。同時還有一個“燕鳴詩社”,另在北師大發起“松風琴社”。
接著就是到四川成都辦都江堰文廟,利用春秋丁祭,演練佾舞,旁及釋奠、釋菜、鄉飲酒、昏、拜師等禮。後來在南京大報恩寺、上海禮樂傳習所,於此也頗有延續。在曲阜東亞漢學院長會議還做了場古代書院“六小舞”的首演。
總之,在我這些禮樂復原的活動中,常以朱載堉《樂律全書》為參考,有些甚至直用其譜(如“六小五”的演出。今年還由楊春薇中國雅樂研究中心製成DVD出版了)。故古代舞學之復興已有些基礎了,朱載堉之音學、律學、舞學,華人也已漸漸熟悉,不致於開口閉口洋人、科學、十二律云云。
依朱載堉的看法,舞時場地要開闊,手腳才舒展得開;退時也便前後有序。動作,文以揖遜、武以擊刺,亦須場地如此乃能表現。“今太常二舞,皆舞於殿內,地位迫隘,不敢迴旋,始終立定,一步未敢挪移,微動手足以舞而已。”
批評明代太常舞者“不敢迴旋”,是因為他的舞法強調變態:“樂舞之妙,存乎進退屈伸,離合變態。若非變態,則舞不神。”具體方法,從唐人俗舞和宋代文舞武舞制度中找靈感。口訣曰:“送搖招搖,三方一圓,分成四片,送在搖前。”訣雖有四,關鍵在圓,圓就要轉。
各種舞中,他尤重人舞。人舞,主要即是轉。上轉象仁、下轉象義、外轉象智、內轉象禮,另有轉八勢(初勢、半勢、周勢、過勢、留勢、伏睹勢、仰瞻勢、回顧勢)。
朱載堉自己曾說:“古人舞法,舉要言之,不過一體轉旋而已。是知轉之一字,其眾妙之門歟!”為什麼他如此重視轉?從佾舞這種行列舞的傳統中其實很難理解,我是從蘇菲舞中得到啟發的。
蘇菲舞起源於十三世紀後之伊斯蘭蘇菲教派,這講求苦行和冥想的神秘主義教派,相信通過不停的旋轉可以進入一種天人合一的狀態,達到親近安拉的目的,所以整個演舞過程更象是一場宗教活動。
人舞想達到的宗教性體驗,與蘇菲舞者甚為相似。只不過蘇菲舞者即使群舞也仍是獨舞,各舞各的。儒家詩教卻要“興觀群怨”,故雖也轉,卻是轉而群、群而轉的。而且蘇菲舞只是自轉,轉並不表意,其意只如盲人食蜜,滋味自知;儒者之舞卻都是以動作對外示意的。
所示之意,通常用“字”表明。所以跳舞其實即是跳字,反之也可說是一個字用幾個動作來表示。字與字來可組織成辭。
(舞天下太平)
這樣的舞學,看似繁賾,綱領卻很清晰:詩言志,詩是心志的延伸;歌永言,歌是人語的延伸;樂和聲,音樂又是歌聲之應和;這時人的情意勃發,手舞足蹈。所以“詩、歌、舞”皆人之延伸。人有獨有群、行動有文有武,俱表現為文化,因此舞重人舞,舞而成文。
龔鵬程
龔鵬程,1956年生於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博士,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辦有大學、出版社、雜誌社、書院等,並規劃城市建設、主題園區等多處。講學於世界各地。並在北京、上海、杭州、臺北、巴黎、日本、澳門等地舉辦過書法展。現為中國孔子博物館名譽館長、美國龔鵬程基金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