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房簷”是我們老家的一句土話，意思是自家沒有房子居住，租用或借用別人家房子住的。我從小就是過著這樣的生活。

從我有記憶的時候起，就記得我家沒有房子，屬於“串房簷”一族。父親14歲參加革命，此前是要飯放牛的孩子。老家可以說是房無一間，地無一壟。日本投降後，父親作為南下幹部，長期在廣東、福建、江蘇一帶工作。母親在老家縣醫院工作。我三歲前是在姥姥家由姥姥帶的，後來母親邊工作邊把我帶在身邊。哥哥有時候由母親帶，有時候也和我在姥姥家住。能夠與父母在一起的機會很少，如果父母一起回來與我們過年團圓是最大的快樂。父母一起回來的次數不多，我記得在我上學前，也就是一兩回。他們回來就得找房居住。那時我們全家全吃供應糧，大約在1959年，姥爺年紀大了，到縣城或石匣公社糧站去領糧食實在擔不動了，在沒與我爸爸媽媽打招呼的情況下，把我們哥倆改成了農業戶口，這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造成了更加嚴峻的生活問題。後來何時改回來，我也記不清了。

1959年底，父親為了照顧家庭、特別是照顧年邁的姥爺姥姥，放棄了南方優厚的生活待遇和仕途晉升的機會，調回山西工作。先在陽泉郵電局工作幾年，後來才調回左權。那時，我剛上小學，父親把我們安頓在離老家安順溝五里地的寺仙村，找了一戶人家居住。記得那是一個秋天回去的，那家的房子很破舊。記憶最深的是外面的風門沒有開門的把手，門左側捅了一個小窟窿眼，裡外用繩子各系著一個疙瘩。開門時拉著繩子即可。外面的疙瘩上拴著一個破菸袋鍋，我是看到就心煩，幾次把它揪下來，母親說，這是人家的房，不能損害，我揪下來她又給拴上。這也許是我一生不吸菸的一個主要原因吧。

好在在寺仙村只住了一年，父親又找到我的正宗老家馬廄村支書郝俊林，人家一口答應給找個房子。這樣，我們一家又搬回馬廄村，住在當中街一戶本家的南房。這座房子又破又陰，靠西的一角已經塌陷，父親找人簡單修補後勉強能住。遇到連陰雨，就倒黴了，家裡所有的罈罈罐罐全部接漏下的雨水，後來，父親找人把房頂上的瓦片重新翻修了才好點。

到了1965年，父親下決心自己蓋房子。地點選到了當中街的塔上。這裡地勢高，但擔水、擔燒土、擔煤炭要花費很大力氣。那年先蓋了五間西房，也就是農村常見的土坯房，是包給第三生產隊蓋的。料自己買，包工錢大概是五百元，那時候五百元也不是個小數。記得父親講過，西屋一共花了一千四百元，我們兄妹幾個至少兩年內不能做新衣服穿，因為他欠下了四百多元的債務。大概這樣過了近兩年的苦日子，好像是1967年，快過年了，父親說所有債務全還清了，給我們兄妹每人做了一身新衣服，我們可高興壞了。母親讓我穿上試試，我穿上就不想脫了，出去和小朋友們一起玩，結果，新褲子被樹枝劃破一道縫，足有半尺長，我嚇得不敢回家，怕父親打我。冬天天黑得早，我看家家戶戶都亮了燈，才偷偷回到家去。母親知道這件事，答應不告訴父親，讓我把褲子脫下來，在裡面墊了一塊布，外面用縫紉機縫好，才算矇混過關。

這裡要說一說母親的情況。她參加工作挺早的，至少是1946年或1947年，可1960年生下我大妹妹後，一個月四十二元的工資找不到奶媽，不得已向醫院領導請了長假，回家帶孩子，以後就沒有再出來工作，人們都為她惋惜。後來別人落實政策，有人勸她也去找找。但父親不同意，說是自己辭職的，怨不得別人。從此，母親就變成了真正的家屬。

再後來，我們兄妹都長大了，父親又蓋了五間北屋，蓋北屋全靠自家的力量，以後又續了兩間，成為“七包五”的三合院。記得大年初一剛吃完餃子，父親就讓我和大哥去擔石頭。母親說，哪有大年初一就幹活的？父親講，初二他要到局裡值班，早幹一天是一天。我當兵走後，又把南屋蓋了三間。這樣，總算成了一個完整的院落了。

我是1969年12月當兵離開左權的。臨走時，已經七十多歲的小腳姥姥，步行十幾裡，從獅巖村走來看我。說起房子的事，我仍然記憶猶新。姥姥說：“新中國成立不久，我一個親戚要到太原定居，縣城留下一座四合院，人家才要四百元。給你爸寫信，他就是不要。沒承想，調回來後，你們一家到處‘打游擊’，為了房子吃了多少苦。也怨我和你姥爺，把你們拖累了。”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房子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兩個妹妹嫁出去，一個在農村，一個在縣城，都有自己的房子。小妹妹家後來在榆次、縣城都買了商品房。大妹妹在農村的房子也比較寬敞。大哥工作一輩子，給侄子在縣城買了一套90平方米的集資房。父母親辭世後，老家的房子就成了空閒屋子了。我在油田，先後經歷了福利房到商品房的變遷。我這裡有一套80平方米的住房，也是油田處級幹部的標準房，兒子就業後，我在他工作的河北省廊坊市給他買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商品房，幾乎花掉了我一生的積蓄。我現在可以說真正是四海為家了。去年，侄子來電話，說老家要搞房子普查，讓把老家馬廄的房子登記，說那裡有我的一半。我這才感覺到，我老家還真有半個院的房產。從這個角度也說明，只有國家強大了，百姓的生活才能得到改善和提高。我的住房經歷不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