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日前，我偶然讀到魯迅的一篇雜文，題為《“音樂”？》。初識喜出望外，兀自以為鮮少談及音樂的大先生居然也有繆斯般的抒發，卻不曾細思題目中那小小問號的含義。讀罷才知，“？”代表質疑，但並不是質疑音樂，而是對唯美主義詩人吹捧神祕性的質疑。“音樂”只是作為依託，魯迅其實在調侃徐志摩誇大文字的音樂性的行為。在他看來，念起那些刻意營造玄幻氛圍的詩句，耳邊根本聽不到任何旋律。

雖然誤會一場，但若是仔細查閱先生的文章，便知此篇可能是先生唯一牽扯音樂的文字了。能偶然結識它，已然有幸。連蔡元培在《記魯迅先生軼事》裡都這麼說：“先生於文學外尤注意美術，但不喜歡音樂。”至此，我也由魯迅的例子攀想下去：是啊，民國時代大批作家、畫家叱吒風雲於我們的歷史記憶中，唯獨音樂家缺席。

版畫裡的“大先生”

其實，依據史料，民國的音樂家還是頗具規模和影響力的，卻怎奈現在大部分人能叫得上名字的僅有三四位。於是不禁發問：是什麼讓這些曾經重要的人物“失去”了可比之於同時代繪畫者與書寫者的名氣？

唐人顧況《彈琴谷》有言：

谷中誰彈琴，琴響谷冥寂。

簡單幾筆表達出樂音的意境：優美的琴聲傳出來，經山谷中迴盪，最終歸於冥寂。一種空谷迴響、餘音嫋嫋的物理實際與精神想象。今讀之，又彷彿是在比喻民國音樂家的歷史沉浮——幾經逍遙，卻最終歸於平靜，逐漸任人忘卻。而對於我欲談及的三位民初音樂家來說，默入沉寂也許正是他們的意圖。他們在乎的不是個人聲譽，而是像實業家一樣兢兢業業，更在乎對後世實實在在的影響。他們不僅影響了整個民國時代的音樂，也是對整個中國至今的音樂文化有深遠影響的先鋒。

涉及民國音樂，第一位須說到的人物是趙元任。眾所周知，趙元任是作為語言學家聞名於世的。但同時也是位文藝復興式的藝術家：他熱愛哲學、音樂等各種門類的文化形式，身上有著古代士大夫般博學多才的特性，“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古代東方文人騷客有哪個不是“文藝復興人”？更有甚者，趙元任的業餘音樂創作幾乎可以看作是中文世界古典音樂作曲的先河。

趙元任1892年在天津出生，1907年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學堂，兩年後獲清政府的“庚子賠款”研究生獎學金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專業是物理和數學，輔修音樂。1914年，研究生畢業後考入哈佛大學攻讀哲學博士，並於四年後獲得學位。1920年回國到清華大學任教，次年又返美在哈佛大學教授中文和哲學，逐漸將自己的研究核心轉到了語言學領域。此後趙元任在中美兩國不斷往返，成為語言研究和文化傳播的先鋒。1982年2月25日，89歲的趙元任病逝於麻省劍橋黃山醫院。

以上簡歷，是為慣常的歷史人物介紹，以學術“功績”為主旨，但幾乎省略了趙元任的音樂成就。事實上，音樂創作確實只是這位大學教授的業餘愛好，他的作曲生涯在1915年至1940年之間，賀綠汀說“趙元任的音樂是下了功夫的業餘”。1915年，趙元任在《科學》雜誌發表了《和平進行曲》，以史家之言，這部作品是第一部公開發表的中國鋼琴作品。

在民國藝術界，文學繪畫尤甚，常有兩派陣營相互對壘，以兩種藝術觀點為分割——“為藝術而藝術”成一派；“為人生而藝術”成一派。《和平進行曲》顯然屬於後者一派，它雖然是鋼琴作品，但形式屬於“歌曲”，其產生是為了表現反戰的情緒與和平的渴望。縱觀趙元任一生的作品，他似乎將兩種藝術主張融為一身，常見的門派分割和對壘在他身上失效了（大部分民國音樂家都有這樣的特點，剛好區別於文學與繪畫）。原因在於，趙元任的歌曲作品自動分為了兩類：一類是為了某些明確主張而創作“群眾歌曲”，《和平進行曲》就是這樣的作品，其他的例子還有《小朋友進行曲》（1919）、《結婚進行曲》（1928）等。另一類則是不考慮“人生”的純音樂，例子有《偶成》（1917）、《八板湘江浪合調》（1915）和《二部創意曲》（1930）。

蕭友梅

這裡我想稍細談一下趙元任的純藝術代表作《八板湘江浪合調》。該作由三個樂段構成，先有“老八板”，後有“湘江浪”，再接尾聲——由高八度的“老八板”完成。最有意思及頗具開創性的地方是，趙元任嘗試著將自己在語言學領域的研究融入到音樂中。在“老八板”中，他為鍵盤設定了奇特新穎的裝飾音來模仿湘江民樂的傳統唱腔，產生出一種既樸實又瑰麗的效果。這樣的音樂不僅東方，連西方人也從來沒聽過。

蔡元培

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提倡“美育育人”——用美學培育學生的人格。於是，第一個音樂社團“北大音樂研究會”成立了。社團為音樂家的創作與藝術觀念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為“研究會”不僅定期舉辦活動供熱愛音樂的學者交流，還請來當時知名的音樂創作者給學生們講課，客觀上起到了音樂學院的功能。跟諸多民國藝術青年一樣，“研究會”的成員欲將中西音樂融會貫通。因此，參與社團的音樂家既有留洋背景的學者蕭友梅、楊仲子、李榮壽，也有古琴大師王心葵、王露。在社團的影響下，《音樂雜誌》也隨之創刊，趙元任就將自己的《偶成》重新發表在1921年的該雜誌上。

在上文的背景下，就要說到第二位重要的音樂家——蕭友梅。1922年，作為“研究會”重要參與者的蕭友梅希望擴大音樂教育在北大及整個中國教育界的影響力，因此提議將“北大音樂研究會”改建為“北大音樂傳習所”作為更為專業的教育部門。於是，在他的努力下，傳習所於8月份正式成立了。

蕭友梅曾留學於日本和德國。留日期間（1901年-1909年），他學習了許多實用學科，並且是孫中山和廖仲愷等人的革命同志；留德期間（1912年-1920年），他就讀於萊比錫音樂學院，聽過幾百場音樂會，並以《17世紀以前中國管弦樂團的歷史研究》作為博士畢業論文。1920年回國在北大任教後，蕭友梅一直致力於音樂的基礎知識傳播，“傳習所”的建立使音樂教育正統化。

1927年，張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他認為各大學科系重複設定浪費資源，於是下令將北京九所國立大學合併為京師大學校，同時幾乎取消了所有與藝術相關的專業。於此狀況下，著名的事件是林風眠和李樹化南下，他們在杭州成立了杭州藝專。其實相同的例子也包括蕭友梅與蔡元培，他們輾轉到上海，在上海成立了國立音樂專科學校，這就是上海音樂學院的“前世”，它的成立是中國音樂發展最為重要的一筆。國立音專的早期建設艱難，蔡元培做了一年校長，此後學院的建設全靠蕭友梅一人掌局。校舍四處搬遷，教學裝置稀少，教師資源也短缺，雖然建校初期學生只有二十來人，但已經讓僅有的幾位教務人員手忙腳亂了。每位教務人員都必須身兼數職，更不用說作為校長的蕭友梅：他不僅要教學，還要管理課程設定、參與財務、與社會各界人員和部門交涉，同時還要編寫教材、撰寫中國古代音樂史。最終，艱辛工作了十年的蕭友梅勞累過度，於1940年因肺病去世。人們稱他是“現代音樂教育之父”，可以說，正是由他親手建立的國立音專，實實在在地培育出了當時第一批音樂人才。

除了“實業”影響，蕭友梅的作曲也不容小覷。他的創作種類繁多，可稱為一位標準的古典音樂作曲家。除了包含許多“群眾歌曲”的《今樂初集》和《新樂初集》，重要的作品還有為大提琴與鋼琴的《秋思》（1930）、絃樂四重奏《小夜曲》（1916）、管絃樂曲《哀悼進行曲》（1916）、鋼琴曲/管絃樂曲《新霓裳羽衣曲》（1923）等等。

1904年，黃自出生於江蘇省川沙縣，1924年作為清華大學公費留學生赴美留學，在奧伯林文理學院讀心理學本科，選修音樂。四年後，出自對音樂的喜愛，黃自轉到耶魯大學重新讀本科學位，將專業轉為理論作曲。次年以交響序曲《懷舊》（1929）畢業回國，蕭友梅就是通過《懷舊》見識到了黃自的才華，因而前去邀請的。來到國立音專後，黃自與蕭友梅共同經歷了建校早期的艱辛時刻，黃自一個人就需教授13門課。江定仙回憶說，與作曲相關的課程全部都是黃自教的，包括：和聲學、高階和聲學、和聲分析、鍵盤音樂和聲、單對位法、復對位法、樂器、配器法、曲體學、曲體分析、賦格學、音樂史、音樂欣賞。這也正是他對後世影響深刻的因緣——國立音專的作曲學子都是經過他的教育成長起來的。此外，他還編寫了《西洋音樂史》《中國古代音樂史》（未完成）和全國通用的音樂基礎知識教材《復興初中音樂教科書》。更值得一提的是，黃自最重要的教學觀念是從中國“舊時代”的古樂出發，根植傳統，隨之循序漸進地連線到西洋古典音樂。看看今天世界上知名的那些中國作曲家吧，是不是一直在沿著這個路子走下去的呢？！

專注教學的黃自從未停止過作曲，事實上，在國立音專教學的階段正是他作為作曲家的“黃金時期”。黃自的創作以藝術歌曲為最高成就，著名的作品包括《思鄉》《春思曲》《南鄉子》《淮南民歌》《搖籃曲》和清唱劇《長恨歌》等；同時還寫了許多有現實用途的“群眾音樂”，這些作品廣泛知曉，比如《抗敵歌》《中國一定強》《互助》《踏雪尋梅》《雨後西湖》《四時漁家樂》等。他的風格是舒伯特那樣的樸實的和聲和優美的旋律，作曲前輩趙元任這麼評價他的音樂：

他（的作品）總是極好唱的，我曾經稱他為現代中國最可唱的作曲家。因為這個緣故，我贊成現在學作曲的學生們把研究舒伯特、勃拉姆斯等等的功夫至少勻一小部分來注意點黃自的音樂。

國立音專舊址

與蕭友梅一樣，國立音專過度繁重的事務，加之對作曲本身的自我要求，還是將黃自的健康壓垮了。1938年，34歲的黃自感染風寒，英年早逝，比莫扎特去世的年齡還小一歲。試想，這位擁有如此才華與抱有責任的音樂家如果能再多存世些年，我們還將會聽到多少美好而深刻的作品啊！

文章開頭說到魯迅，回望民國初年音樂至此，又突然念起沈從文。與魯迅先生相異，沈從文先生曾多次表達自己對音樂的喜愛：他與馬思聰、樑宗岱是要好的朋友，認為好的文學要在文字間有音樂的旋律性。再看《邊城》，小說中兩兄弟對翠翠的愛情表達就是通過歌唱這種簡單而自然的音樂形式達成的。更有《燭虛》裡明顯的讚歎：

表現一抽象美麗印象，文字不如繪畫，繪畫不如數學，數學似乎又不如音樂…… 如由莫扎特用音符排組，自然即可望在人間成一驚心動魄佚神蕩志樂曲。

我不敢妄談沈從文先生的行文中是否有他所說的那種“文字間的旋律性”，但現在知曉了趙元任、蕭友梅和黃自的故事，我猛然間感到，他們的人生倒是頗像沈從文那樣如溪流般清澈的書寫——自然、透亮，不怕被世界遺忘，雋永地流淌下去。

其實，民國的音樂家亦如同時代的文學家、畫家，是思維超前且遺世獨立的“狂人”、異端。只不過他們不曾高聲“吶喊”，而是不為功名、保有耐心、低聲細語地喚醒“鐵屋”中的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