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身前就享負“詩仙”盛名，就連杜甫也自愧不如：“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杜甫詩歌的影響，如他自己所說“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並不太受重視。

直到宋代，杜甫的身價才陡漲起來，儒生們把杜甫捧為“詩聖”，而將李白斥為“狂士”。

從宋代到清代，註釋和研究杜詩的更在千家之上，李詩的研究則寥寥可數，且經常遭到儒生們的貶低和攻擊，抑李揚杜的傾向也愈來愈甚。

為何會如此？

“我本楚狂人，風歌笑孔丘。”李白《廬山謠》

“儒術與我何有哉？孔丘盜拓俱塵埃。”杜甫《醉時歌》

在如上各自的這兩首詩中，兩位大詩人雖都直呼孔子之名，但李白自稱“楚狂人”，站在儒家的對立面，公開地嘲笑孔子。杜甫則以儒家自居，對自己學了儒術未能得到施展而牢騷不滿，對他心目中“德尊一代”的孔子死後和強盜柳下跖同樣化為塵埃而憤憤不平。

可見，雖然他們雖然都公開取笑孔子，卻有著不同的態度。

眾所周知，唐以降，封建制度逐漸走向衰落，封建思想本身已無新發展，而“尊儒反法”思想的統治地位愈發牢固。兩位詩人在“尊儒反法”思想佔統治地位的後世有著不同境遇，恐怕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們對儒家的不同態度引起的。

那麼，他們二人究竟對儒家有著怎麼不同的態度呢？

01 李白與杜甫在思想生活上對儒家的不同態度

李白、杜甫生前的大部分時間，處在唐玄宗李隆基當權的時代。李隆基雖提倡儒釋道三教並重，實際上是個尊孔派。他曾親自“祭孔”、“朝聖”，並於開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諡孔子為“文宣王”。

在這股尊孔風潮中，李白和杜甫的表現是頗不相同的。李白多次直呼孔丘之名，對“文宣王”很不禮貌：“堯舜之事不足驚，自餘囂囂直可輕。”在李白看來，連堯舜都不足驚，祖述堯舜的孔子當然就更可輕視了。

李白一生“慷慨自負，不拘常調”，這裡的所謂“常調”，就是封建的綱常禮教，儒家的老教條。對於這一套，浪漫不羈的李白是不願受它拘束的。

例如，儒家講究等級名分，嚴格“華夷之辯”。杜甫在成都時，有人送給他一床五采褥段，可能只是宮中的處理品。杜甫卻認為“服飾定尊卑”，自己不是公卿不敢留用。而李白呢？日本朋友晁衡送給他一件大衣，他卻穿著招搖過市：

“身著日本裘，昂藏出風塵。”

這在儒生們的眼裡是頗為驚世駭俗的。

李白曾寫《嘲魯儒》一詩：

“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足著遠遊履，首戴方山巾。緩步從直道，未行先起塵。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叔孫通，與我本殊倫。時事且未達，歸耕汶水濱。”

東魯，是孔丘、孟軻的家鄉。魯地的儒生當然最能代表儒家，李白選擇了魯儒作為抨擊物件，辛辣地嘲笑他們只知死守五經章句，對經世濟民的辦法卻茫無所知，甚至連穿衣走路都顯得迂腐可笑，令人生厭。

在此詩中，李白公開宣告自己和儒生不是一路人，對秦始皇的丞相李斯站在法家的立場上抑制儒生給以肯定，這就清楚地表明了李白的法家立場。

李白在另外的詩裡，還斥責把孔學作為敲門磚以獵取高官厚祿的儒生，罵他們是“大儒揮金椎,琢之詩禮間”，說這些人雖口誦詩禮，其實只不過是像掘墓竊寶的盜賊一樣。可能正因為這些言論刺中了儒生們的痛處，所以李白受到了儒生的圍攻。

對於這些圍攻，李白卻是昂然無懼。《五月東魯行答汶上翁》便是他對於圍攻的回答：

“下愚忽壯士，未足論窮通。”

儒生們一向把普通老百姓視為“下愚”，李白卻把這頂“下愚”的帽子回敬給他們，並表示不屑於跟他們作無益的辯論。

李白平生十分嚮往歷史上的一些法家政治家那樣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期望自己能夠：

“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

他所不堪忍受的，正是儒生們那種皓首窮經的生活。他說：

“平明空嘯吒，思欲解世紛……羞作濟南生，九十誦古文。”

詩中的“濟南生”即伏生，原是秦博士，他是“焚書坑儒”中的“漏網之魚”，活到漢初已有九十多歲，還死抱住儒家經典不放，由他口傳，把《尚書》記錄了下來。

在儒生們看來，伏生對於儲存《尚書》有很大功績，很了不起，但以“解世紛”為己任的李白，卻把像伏生一樣“誦古文”，看成羞恥的事，認為它對社會毫無益處。

李白所向往的，是管仲、張良、諸葛亮、謝安等一類人物，尤其是對於曾輔佐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李斯更是景仰：

“傅說版築臣，李斯鷹犬人。起匡社稷，寧復長艱辛。”

“太公渭川水，李斯上蔡門。釣周獵秦安黎元，小魚鵕兔何足言。”

傅說和姜尚(太公)在古代傳說中都是出身低賤，做了大事的人物，李白竟將李斯和這兩個人相提並論，認為他和傅說、姜尚一樣，有“匡社稷”、“安黎元”的豐功偉績。

李白不顧儒生們對於李斯的種種攻擊和汙衊，大膽地肯定這位法家代表人物，當然會引起後代尊孔儒生們的惡感。於此，南宋理學家朱熹就曾說:

“東坡寫李白《行路難》，闕其中八句，道子胥、屈原、陸機、李斯事，此老不應有所遺忘，意其刪去，必有所說。”

蘇軾寫李白《行路難》刪去其中關於屈原、李斯等人的詩句，朱熹又大肆張揚這件事，其用意是十分明顯的，他們害怕並反對李白肯定李斯等人，因而企圖效法孔子刪《詩經》的辦法，把李白此類詩句砍去。

當然，儘管由於時代侷限，李白在思想上有他複雜的一面，特別是受道家思想影響較深，但求仙訪道、醉酒行樂等等，多半是他失意苦悶時的一種消極的自我麻醉，而“尊法反儒”則是他政治思想的主要傾向。

與李白形成鮮明對照，杜甫雖然有時慨嘆“儒冠多誤身”，甚至在戰亂中發出了“飄飄風塵際，健兒勝腐儒”的感喟，卻並不能因此就改變了他的儒生面貌。他在風塵之際嘆息“腐儒”不及“健兒”，可是自己卻始終以“乾坤一腐儒”自居。

他在《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中說:“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又在《述古》中說:“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對比之下，可以明顯看出他幻想用儒學復興唐室，而反對像商鞅那樣變法革新。

杜甫一生很傾慕唐太宗的時代，但他讚賞的是其所謂“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在他的想象中，“師古”與重用“老儒”是唐太宗時代國家興盛的原因。正是出於這種對儒學的信念，杜甫儘管被“儒冠”誤了一生，但仍執迷於要教子讀經。

他晚年鄭重其事地寫了《又示宗武》作為家訓，用“應須飽經術”(即熟讀儒家經典)來要求他的兒子。

在詩中，杜甫還說：

“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遊夏，達者得升堂。”

以此勉勵兒子宗武要像孔子三千弟子中的曾參與子游、子夏一樣，成為升堂入室的高足。

可見，杜甫雖時時拿“腐儒”自我解嘲，但對於儒學，實是肯定的“終依古封建”，他成為後世儒生們可拿來頌揚的尊孔旗幟，也就不足為怪了。

02 李白與杜甫在政治主張上對儒家的不同態度

“安史之亂”是李白與杜甫生活時代的最大政治事件。這是一次驕兵憚將破壞國家統一的叛亂行為，同時又夾雜著民族矛盾，給中原地區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災難。

在安史之亂醞釀期間，杜甫在儒家讀書出仕思想支配下，從天寶初年一直到安史之亂爆發，始終在長安為做官而棄走。

他參加考試，向皇帝陳情，懇求有權位者薦舉，幾乎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對於正在醞釀中的社會危機很少注意。

現存的杜詩中，只有《登慈恩寺塔》、《自京赴奉先詠懷》等少數幾篇比較明確她涉及這一問題。而且，就在這少數幾篇中，也還反映出杜甫對於社會危機的內容和形成原因是看不清的。

他認為主要問題是不施“仁政”、不重用“儒生”。他慨嘆當時儘管“多士盈餐廷”，但其中缺乏“仁者”，真正的社稷之臣未能得重用，表示要“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認為唐王朝的危機就在於沒有效法孔子所說的堯舜之治，沒有任用儒家所標榜的像稷契那樣的人物。

李白 電影劇照

然而，李白的看法就不同了。他說“君王棄北海，掃地借長鯨”，這就抓住了統一集權和地方割據的主要矛盾。他用大量的詩篇，集中地揭露了唐朝中央政權正在受到的潛在威脅。

如《遠別離》就是借堯舜晚年遭到囚禁放逐的傳說，指明唐玄宗把“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的危險性，發出了“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的警告。

當時唐玄宗廢除府兵制改為募兵制，在邊疆設定節度使。天寶元年，全國共有軍隊57萬，其中49萬駐紮邊疆，大都掌握在節度使手裡。節度使最初只管軍政，後來權力逐漸增大，往往兼有幾個州郡的財政和行政大權，成為嚴重威脅朝廷的力量。

李白在天寶初年地方割據勢力初萌的時候，從維護唐王朝中央集權立場出發，在《蜀道難》中集中描寫了蜀地“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奇險之後，發出了“所守或匪人，化為狼與豺”的喊聲，寄寓對藩鎮割據的隱憂。

這類詩中，《樑甫吟》是最沉痛的一首。詩中採用象徵手法，描寫當時的政局若雷電交加，暴風雨將臨一樣危機四伏。而他自己由於受到權貴排擠，卻有言難訴:

“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白日不照我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

詩人對姜尚和自稱“高陽酒徒”的酈食其遇合於時表示熱烈的嚮往，對漢高祖、周亞夫等法家代表人物重視人才表示由衷的讚美，反映出他希望當時的統治者能夠任用賢才來挽救時局的危機。

安史之亂爆發後，李白與杜甫在反對叛亂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但各人所選擇的道路卻有重大分歧。

李白投筆從戎，參加了永王的隊伍，想親自上前線殺敵。失敗後，遭到流放，遇赦又回到長江下游已六十多歲，仍然想報名參加李光弼的部隊。“天奪壯士心，長吁別吳京”。只因中途遇病，未能實現其臨死前“冀申一割”的志願。

與李白不同，杜甫雖然冒著生命危險從敵後跑到肅宗身邊，卻與當時的宰相房琯糾結在一起，成為房黨中的成員。

房琯是個什麼人物呢？他是個十足的儒生。在隨唐玄宗逃難途中，他建議唐玄宗分封諸子以應付局面，實際上是要部分地恢復古代的分封制，企圖以另一種形式的分裂割據去對抗安史的叛亂割據。

他善於“高談虛論”，缺乏實際辦事能力。在指揮向長安進軍的戰鬥中，任用儒生李揖、劉秩作為行軍司馬和參謀官，“用春秋車戰之法”，結果被敵人縱火焚燒，一敗於陳陶斜，再敗於青阪，傷亡極為慘重。

然而，對於房琯因罪罷官，杜甫卻上疏為之辯護，說他是“醇儒”、“有大臣體”。房琯死後，杜甫在祭文中，把他比作“天柱地維”，認為自己上疏救房琯未成是莫大的憾事。

杜甫救房琯，當然決不只是出於私人之間的情誼，更重要的是他們有著共同的政治思想。

在“依古封建”上，杜甫和房琯可謂知音。房琯連打仗都要效法周代，杜甫復古的勁頭也不亞於他。為了緩和社會矛盾，他幻想重行井田制；為了對付藩鎮割據勢力，他更把恢復分封制看成當務之急。

廣德元年（公元763年），杜甫在《有感》中說:

“由來強幹地，未有不臣朝。……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

以為只要實行“古封建”，驕兵悍將便會自然臣服，不僅可以聽到韶樂，而且能夠全面恢復西周的太平盛世。

同年，在《進巴蜀安危表》中，又建議對於邊防要地，必須以“親賢出鎮”，效法古代“維城磐石之義”，以便“根固流長”，為“國家萬代之利”，也就是要根據儒家“親親”的原則，將皇子宗親派到各地去做世襲的藩王。

相比之下，李白並不強調“親親”，不承認帝王的後代就一定應該享有封地。他說：

“社稷無常奉，明者守之；君臣無定位，暗者失之。”

他認為“(虞夏商)之姓，於今為庶”才是正常的。從這一思想出發，他在《古風》其三中對於秦始皇削平六國貴族、實現統一的歷史功績給予了應有的肯定:

“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雄圖發英斷，大略駕群才。”

這些熱情洋溢的詩句，描繪出一個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形象。李白晚年在報名參加李光弼的部隊時，還特意把唐朝軍隊討伐叛軍比作秦始皇東征：

“秦出天下兵，蹴踏燕趙傾。”

這種比擬，也明顯地流露了他對秦始皇的歌頌與嚮往。

毫無疑問，面臨著安祿山及其餘黨的叛亂，究竟是肯定秦始皇等人的統一事業，還是懷念“古封建”，這無疑是一場嚴肅的儒法兩家兩條路線的鬥爭。李白和杜甫在這場鬥爭中各自表明了自己的觀點和立場。

在如何對付藩鎮割據這個重大問題上，杜甫除要求恢復“古封建”外，還在許多詩里根據孔子“尚禮”、“去兵”的理論，提出了“免戰”、“裁軍”之類主張。

如他在《送裴二端公》中說的：

“上請復井田，下請宴甲兵。”

相比李白積極投身軍伍，平定叛亂，建功疆場的政治理想，杜甫這番“仿古”主張當是“高而不切”罷了。

自孔子刪《詩經》，放鄭聲，提出了“思無邪”的理論之後，經儒生們發揮，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溫柔教厚”的詩教，便成了歷代統治者及儒生們用以文藝創作的準繩。

但李白偏要“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把那些墨守陳規的陳詞濫調，斥之為“醜女效顰”，他認為文藝作品要“天然去雕飾”，反對“雕蟲喪天真”，強調“天然”，反對“雕飾”，標榜“天生”，恥於“師古”。

他豪邁奔放的詩風，在當時的詩壇上起了橫制頹波的作用，使樑陳以至初唐遺留下來的靡靡之音“掃地並盡”。而在內容上，他的詩言辭激切，大膽批評朝政，抨擊權貴。他的詩絕不是口稱“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所能寫、所能容的，他直接違背了“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

再觀杜甫，他自己在論詩時曾提出要“別裁偽體親風雅”，所謂“親風雅”也就是要效法《詩經》的“思無邪”。他的詩，就其思想內容來看，並未突破儒家“止乎禮義”的框框，是符合正統的儒家之道的。

於此，可以說後世對李白的貶斥與對杜甫的頌揚，實質上就是“尊儒反法”思想的具體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