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論》，是清代學者王夫之的著作。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陽人，字而農，號薑齋，晚年居湖南衡陽石船山，世稱“船山先生”。
王夫之在明代滅亡後隱居治學，著書一百餘種，此後一直默默無名。到同治初年（1862），曾國藩在金陵（今江蘇南京）刊刻《船山遺書》，使王夫之的著作得以匯聚流傳。
王夫之的主要著作有《周易外傳》《張子正蒙》《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說》《老子衍》《莊子通》《思問錄》《讀通鑑論》《宋論》《黃書》《噩夢》《楚辭通釋》《詩廣傳》等，《船山遺書》收七十種三百餘卷，1996年，嶽麓書社編集出版《船山全書》，就更為完整。
古書中的王夫之畫像
《宋論》及《讀通鑑論》，是王夫之的兩種史論著作，最為著名。
《宋論》定稿於康熙三十年（1691），是他逝世前一年，思想最為成熟，故兩書的史論是他一生思考的最後成果（《讀通鑑論》也是他逝世前完成的）。
王夫之生活於明末清初的社會動盪時期，他的治學一直與社會現實保持密切關係，他的書中深含他對中國現實和命運的深切關心。他研究學問，不限一隅，博涉經史子集，既精又博，這使他的學術視野寬廣遼闊，因此他的學術思想比一般學者更為深刻獨到，這使他能在明末清初的時代背景下成為最著名的思想家式的學者。
清同治時曾氏刊刻《宋論》
另外也有學者撰作專門的史論著作，如唐代虞世南《帝王略論》、宋代範祖禹《唐鑑》、明代李贄《史綱評要》等，都是有名的史論專著。
王夫之繼承了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在他生命的晚期，撰寫出兩部史論《讀通鑑論》和《宋論》，表達了他對中國古代歷史的總體見解。
這兩部書可以看作前後相續的著作。《資治通鑑》從三家分晉（前403）寫到五代後周被北宋代替之年（960），接下來就是宋代。學者們在《資治通鑑》之後的續作，如清代畢沅《續資治通鑑》，在時間上緊接《資治通鑑》的結束之年——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而從宋太祖稱帝的建隆元年（960）年開始。
王夫之的兒子王敔在《姜齋公行述》中說，王夫之作《讀通鑑論》《宋論》，目的是探討“上下古今興亡得失之故”。王夫之生活於明朝滅亡時期，生於此朝就是此朝人，家國歸屬感是無法用別的東西替代的，所以他對明朝的滅亡有深痛感觸。
在這樣的基礎上讀史論史，當然最關心歷朝為什麼會有盛衰興替？在這種不斷出現的無情殘酷而令人心碎的過程中，究竟是因為什麼人做了什麼事而使這種局面發生、出現並不可逆轉、不可挽救？
古人說過“履霜堅冰至”，表示事物到出現明顯變化時，“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每個王朝從初起時的興盛強大到滅亡時衰弱無力，曾令多少身處其時的忠臣義士扼腕嘆息而又無可奈何！更令不少學者感慨不已！對這樣的宏大問題絕不能空談輕論，必須追溯歷史的完整過程，根據具體的人物及其作為加以細緻分析，王夫之的史論就是用這種方法完成的，而這正是古人史論的可貴之處，值得今人研究歷史時借鑑參考。
王朝怎樣由興盛而衰弱而滅亡，把王朝中的帝王將相都放到這個問題前加以審視評鑑，由此發現他們的得失功過，發現王朝盛衰轉變的根由。
王夫之堅持了這種嚴謹忠實的方法，仔細觀察了宋代歷史的整個過程及諸多細節，所以他在《宋論》中能提出與眾不同的分析和論點，對宋代不少人物的所作所為及其歷史影響都有獨到見解。數百年後讀其書，感到這種歷史觀察的生命力猶在，思想性深刻，令人深受啟發。
一個王朝的興衰，總是由善惡兩方面的因素造成，善者之善，惡者之惡，不從長遠的歷史程序上看，只看一時一事，就不能真正認識到它的作用。
善是正確的措施和制度，惡是錯誤的措施與制度，這都是由特定的人來完成的。所以史論只能以人為中心，以事為樞紐，根本的著眼點就是這些人與事對王朝命運所起的作用。
在宋代能做出正確決策、措施從而定下良好制度法規者，在王夫之看來，宋太祖是最值得稱讚的。他說太祖為後世子孫定下三條戒律，每一個新繼位的皇帝，都要進殿，在刻著三條戒律的石碑前下跪拜讀，這三條戒律是：
保全後周皇帝柴氏的子孫；
不殺士大夫；
不加農田之賦。
王夫之說，有這三條，“不謂之盛德也不能”（意思是：不說趙匡胤沒有盛德是不行的）。這三條戒律的精神就是：
以忠厚養前代之子孫，
以寬大養士人之正氣，
以節制養百姓之生理。
要做到這三條，不用求別人，只需求自身就夠了。只要自己心裡相信並遵守這三條，就能使治德蘊於己，不期盛而積於無形，故曰不謂之盛德也不能。
有了這三條，王夫之認為宋太祖就“軼（超過）漢、唐而幾（幾乎達到）於商、周”了。
漢代的文、景之治，再傳而止，唐代的貞觀之治，及子而亂，而宋太祖從最初稱帝的建隆年間改變了唐末五代以來持續的亂世，讓人民過上了安定的生活，直到一百多年後神宗熙寧年間，才逐漸趨向衰弱，所以說超過了漢、唐而接近商、周。
王夫之認為這不是靠子孫的賢明和士大夫的襄助，而是靠家法的檠括和政教的薰陶，所以自漢光武以外，要講帝王的美德，沒人能超過宋太祖。
太祖用三條戒律確定的基本制度，後幾代帝王還能遵守，但到宋仁宗慶曆年間就開始出現不少議論，到神宗熙寧時就要進行變法，從而逐步捨棄了太祖“求己不求人”的治國精神，使太祖治國的盛德厚意逐漸泯滅。
王夫之認為宋王朝的得失之樞、治亂之紐，斯民的生死之機，風俗的淳澆之原，就在這裡，後來的帝王不明白這一至為簡潔的道理，從而使宋朝的國運逐步走向衰落。
太祖的治國德意，在王夫之看來，不是來自學術，而是天意的啟示，他認為太祖對儒家學術並沒有深厚的研究，但也沒有受到異學的干擾迷惑，只是害怕天命不能長久地眷顧自己，又深知民眾所受亂世的禍害，又鑑於外族和盜賊帶來的毒民侮士的風氣，所以才提出了上述三條，對長期以來的弊端漸損漸除，讓天下慢慢地蘇其喘息，而不是急功近利，以求在一個早晨就換取愚氓的愉快。
在這種德意下，治國就是要視力之可行，從容利導，而不追求堯、舜的美名。正是出於這樣的心態與從容的政治，而使天下紛擾之情，優遊而就緒，瓦解之勢，漸次以即安，又能延續百年，使餘芳未歇。
王夫之總結太祖的治國就是三點：簡、慈、儉。
心無紛歧，所以行之自簡。簡以行慈，慈就不是用小恩小惠沽取人民的感恩。簡以行儉，靠儉而不引起官吏的貪吝。孔子說的“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漢文、景沒做到，宋太祖卻差不多做到了。
王夫之如此讚賞太祖，當然不是隻欣賞這個人，而是為了總結具有普遍意義的治國之道。這種總結不是純由思辨，而是根據歷史事實加以論證，所以更顯得有理有力。只是後人不明其意，忽視了王夫之在《宋論》中所發的議論。
王夫之認為趙普、秦檜二人的共同特點，是有很大的野心，想取宋王朝而代之，這與唐代徐世勣（即李勣）一樣。與司馬光一起編纂《資治通鑑》的史學家範祖禹，撰有《唐鑑》，其中對李勣，也持有同樣的看法。
王夫之說：徐世勣贊同唐高宗廢黜王后而立武氏為皇后，是想以武氏亂唐而奪其蹊田之牛。假使徐世勣不死，他就可以操縱武氏，讓愚蠢的唐中宗如同晉安帝一樣，使“唐移于徐氏”。
而“趙普亦猶是也”，他與太祖誓而藏之金匱的約書裡，規定“立長君、防僭奪”，但在趙廷美、趙德昭死後，太祖一旦去世，而趙普還在世，他就能“藐爾之孤”，把太祖子孫的生死操縱在自己的股掌之中。但趙普沒想到太祖死後，其子趙德昭雖弱，而太宗卻以英姿居叔父之尊，使趙普的奸慝不得實現，於是他就姑且讓太宗掌握大權，再來等太宗之後的年幼之人，由自己來操縱。
經過這樣的分析，王夫之下結論說：趙普的用心與徐世勣對武氏的用心是一樣的，並說這不是對他的苛刻指責。
人們對秦檜的批評，一般都說他與金人勾結，引導宋朝只求講和，而用莫須有的罪名害死岳飛，使軍事抗金中途而廢。
王夫之則認為秦檜的最大目的是想篡奪宋的王權。王夫之說
秦檜誅逐異己，不欲留下一個人，這不只是出於一時的忿忮而求報復，他遍置黨羽在各個要津，讓宋王朝沒有一個親臣可以倚靠。當時，高宗年已老耄，普安郡王從疏遠的支系選拔上來，還沒有正式立為太子，一旦高宗晏駕，秦檜還不死，他就會選年幼之人暫時繼位，然後再由自己控制操縱，甚至起而奪之。此時，外有女直（女真，即金）為援引，內有群奸為佐命，篡奪趙氏王權，在其心目中就是易於掇芥（在地上撿一根草）。
能揭示秦檜的這一用心，的確是其他人沒有看到的。王夫之又說，秦檜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下了很大工夫，做了不少準備工作。
首先是逢迎高宗之慾，撤回北伐之師，解除諸將的兵權，使自己獨立於百僚之上，之後又將諸多賢良的大臣流放，害死岳飛，讓韓世忠閒居，使劉錡、吳玠吳璘兄弟聽命於己，使張俊總領諸軍的願望不能實現，也等於廢掉了。
此時的秦檜，所欲為者，無不可為。週迴四顧，知天下沒人能把自己怎麼樣，高宗也是惴惴然沒辦法駕馭自己，然後他就敢睥睨神器（皇權）了。
王夫之說這是“勢之所激，鼠將變虎”。
王夫之透過觀察秦檜而發現這一情況：
察之於始，檜非有曹操、司馬懿之心，勿容苛論也。考之於其所行，不難為石敬瑭、劉豫之為者，豈有察之而不易知者乎？
說明他是根據事實得出這一判斷的。
又說秦檜的力甚鷙，機甚巧，其銳往而無定情也甚狡，其執持㧖要，而操以必得也甚堅，則不必久懷篡奪之心，乘乎可篡而篡焉，復何所戢而中止乎？
也都是透過多年的準備，使他篡奪王權的形勢得以形成，所以他不會收心而停止。
王夫之觀察和總結宋代興亡史，最痛心的是宋王朝軍事力量的衰弱不堪，他認為造成這一情況的根本原因在趙普。
趙普利用太祖對軍事將領的猜疑之心，讓太祖採取杯酒釋兵權的辦法，解除了軍事將領們的兵權，但趙普還有更自私的目的，即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而採取手段削弱軍事將領的權力。
王夫之說，趙普以幕客之雄，膺元勳之寵，睥睨將士，地位在軍事將領之上，但他自知不能讓軍事將領對自己心服口服。其後軍事將領不斷平定各處割據勢力，趙普都沒有功勞，所以當時為太祖推誠戮力的功臣，都看不起趙普而又憤恨趙普傾軋自己，趙普與這些將領有不可並立之勢。於是趙普就日思自安之計，為此他利用太祖的猜疑心理，使太祖倚靠自己為社稷臣。王夫之認為，這根本不是安天下以安趙氏，只有壓抑武臣，使他們不能立下不世之功以分主眷而已。
因此王夫之下結論說：凡普之進謀於太祖者，皆以鉗網太祖之故舊元勳而斂權於己也。
更惡劣的是在趙普的推波助瀾下，使太祖對軍事將領的猜疑之心在整個宋代形成了治國的“家法”：以趙普忮害將領的小聰明，使宋王朝一直奉之為家法。
這種“家法”，並沒有明文的制度，而是深深埋藏在宋代各個帝王心中隱憂，是宋代皇帝們的不言之隱。而這種不言之隱，正是導致宋朝不信任軍事將領而使國家的軍事力量越來越弱，結果是被北方民族不斷欺侮侵入乃至滅亡。
不僅如此，王夫之更是在明亡之後重新反思這一問題的嚴重性，說：
宋之君臣匿情自困，而貽六百年衣冠之禍，唯此而已矣。
宋朝以給予文人優厚的待遇而著稱於史的，但王夫之卻認為這種表面光鮮的重視文化的現象背後，卻是不信任軍事將領的這種隱而不宣的心情，受此心情的困擾，宋朝滅亡了，而明朝也滅亡了，所以說這是“貽六百年衣冠之禍”。
從宋王朝建立的960年算起，到明王朝滅於清的1644年止，正是六百多年。宋因此而被滅，明也是因此而被滅，不同的王朝，同樣的結局，這說明國家的軍事力量不強，民族和文化的生存都將受到重大破壞乃至滅亡，所以這不單純是軍事問題，而是衣冠的問題，是文化的問題。
只重文化，不重軍事，文化也將不保，而受慘重的災禍，王夫之對宋代崇文而抑武的感慨之沉痛，現代人應該有所體會。
這種軍事軟弱而導致整個國家軟弱而屢受欺侮的惡果，其嚴重性在於“裂天維、傾地紀、亂人群、貽無窮之禍”，“自軒轅迄夏後以力挽天綱者，糜散於百年之內。”
中華民族從黃帝以來的力挽天綱的天維地紀，就在宋代的百年之內糜散殆盡，從而使後來的中華民族一直處於屢受外族侵略欺凌的困局之中，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近代。
《宋論》有1964年中華書局出版的舒士彥整理本和1996年嶽麓書社出版的《船山全書》本（第十一冊）。今天重讀《宋論》，這都是值得參考的書籍。
清同治《船山遺書》本《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