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鑑》，是宋代史學家範祖禹的著作，為古代著名的史論著作之一。

中國曆來有以史為鑑的傳統，歷代學者編寫各種史書，都有一個目的，即讓後人通過了解歷史而從中吸取經驗教訓，讓歷史成為後人的鏡子，指導人們避免前人的錯誤，吸取前人的智慧，把中國治理得更好，讓人民生活得更為幸福。重讀《唐鑑》，也要知道這一點。

《唐鑑》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史論著作，由北宋範祖禹（1041—1098）寫成。範祖禹，字淳甫，又字夢得，華陽（今四川成都）人，是北宋著名的史學家。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中進士，初任資州龍水令，後協助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在神宗、哲宗兩朝歷任秘書省正字、著作佐郎、著作郎兼侍講、諫議大夫、禮部侍郎、侍講學士、翰林學士等職，後因朝廷黨爭而被貶到外地，先後出任知陝州（今河南三門峽西）、武安軍（今湖南長沙）節度副使、昭州（今廣西平樂）別駕，又被貶到永州（今湖南零陵）、賓州（今廣西賓陽）、化州（今廣東化州），終在化州病逝。化州民眾為紀念範祖禹而建有範公墓，數百年來都是化州的著名人文景觀。

範祖禹為人正直，平日不言他人之過，但遇大是大非，則據理力爭，絕不模稜兩可。擔任皇帝侍講（為皇帝講解古代典籍的官職）時，能把古書中的思想意義講得清楚而深透，並能結合當時的政事加以分析，因而被蘇軾譽為“講官第一”。

範祖禹的傳記在《宋史》卷三百三十七《範鎮傳》之後，要了解範祖禹的事蹟，可讀此傳。範祖禹的著作除《唐鑑》外，還有《帝學》《孟子節解》《神宗實錄》《仁宗政典》《論語說》《古文尚書說》《詩解》等，他的詩文合編為《範太史集》。

範祖禹撰寫《唐鑑》，是他協助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的副產品。

《資治通鑑》中的唐代及五代十國部分，是這部鉅著的最後部分，也是內容最豐富而詳盡的部分，因為緊接著這個時代，就是司馬光和範祖禹所處的北宋。他們對剛過去的那個時代，有著遠比其他歷史時代更為深切的感情與理解。由此可知，範祖禹負責撰寫《資治通鑑》的唐及五代十國部分，在整個《資治通鑑》的撰寫中佔有多麼重要的份量。

範祖禹為完成《資治通鑑》的唐及五代十國部分，跟隨司馬光在洛陽工作了十五年之久，心無旁騖，專心致志，精心整理史料，仔細研究唐及五代十國曆史的各種問題，出色完成了《資治通鑑》中的唐及五代十國部分的撰寫。等《資治通鑑》全書完成後，範祖禹還覺得有不少問題未能在《資治通鑑》中充分闡述清楚，所以他把自己關於唐代歷史的理解與認識，寫成《唐鑑》。

範祖禹在撰寫《資治通鑑》的唐及五代十國部分時做了充分研究與思考，因此他在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寫成的《唐鑑》，能夠站在整個中國通史的高度，縱論唐代三百年間各位皇帝及重要大臣治理國家的得失利弊，上起唐高祖李淵在任隋朝高官時起兵反隋，下至唐代最後一位皇帝昭宣帝被迫“禪讓”帝位給朱全忠，整個唐代歷史的興衰，範祖禹全都做了自己的深刻評論，全書共有296篇評論，是歷史上罕見的唐代歷史通論。

書成之後，範祖禹把它獻給宋哲宗，希望宋哲宗能以剛剛滅亡的唐代歷史為鑑戒，學習和吸取前代帝王治國理政的智慧，而不要重犯前代帝王的錯誤，這是他與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時“以史為鑑”思想的又一次體現。

據宋版《唐鑑》影印本

《唐鑑》完成之後，範祖禹為《唐鑑》寫了一篇《序》，說明了他要撰寫此書的根本目的：

考其（唐）興廢治亂之由。

也就是說，他要分析和總結唐代從興起、強盛而後逐漸變弱並終至滅亡的原因是什麼?為此他先考察了唐王朝是如何興起的？他認為唐高祖李淵能“以一旅之眾取關中，不半歲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的原因在於隋王朝的統治已經“大壞”，而唐的起兵是“以治易亂，以寬易暴”，所以使“天下之人歸往而安息之”。

這說明一個王朝無論曾經如何強盛，也會因為帝王治國不善而使這個王朝的統治從治到亂，所謂的“大壞”，就是“大亂”的結果，由於“亂”而使整個王朝垮掉了，這就是“大壞”。用今天的話說，“大壞”就是徹底垮臺了。所以唐的起兵反隋，是用治來代替亂，是用寬政來代替暴政。這就是所謂的“以治易亂，以寬易暴”。易，就是代替的意思。“寬”與“暴”相對而言，暴政是對待官與民都非常殘暴，毫不顧惜他們的利益，不拿他們的生命當一回事，而寬政則是實行寬鬆的政治，使人們都生活在和諧的環境中。

這也說明，隋的“大壞”，是由隋王朝的暴政引起的必然結果，而寬政則是挽救這種暴政之惡果的唯一正確之道。正因為如此，唐王朝才能一舉而取代隋王朝，使天下人民都願“歸往”於唐王朝的統治，而摒棄隋王朝的暴政，因為這樣一來，“天下之人”才能得到“安息”。換句話說，誰能讓人民得到“安息”，誰就能得到人民的擁護。所謂“安息”，就是平安與休息之意，不再因暴政而處於危險與不得休息的境地。而這也是天下人民最為歡迎的局面，是統治天下最好的局面。

但新王朝建立之後，最大的問題是使這個新的王朝對於天下的統治穩固下來，繼續得到人民的擁護與支援。唐王朝做到了這一點，範祖禹認為其原因是能做到“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萬物”，他認為這就是唐朝能夠興盛的原因。

治理國家最重要的因素，是君與臣都能做最正確的事，在古代的社會制度下，君是最根本的因素，臣是輔助性的因素，對於君來說，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明”。

“明”不是個人在智力上的聰明，而是在政治上的開明、明智。君能做到在政治上開明、明智，就能識別、判斷和選拔出最優秀的人才擔任各級官員，這就保證了“臣忠”不是臣為了討好君而裝出來的假象，而是實實在在的為臣之人的素質。

“忠”也不是臣對君的個人忠誠，而是臣對於整個國家命運、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最大忠誠和負責精神。開明、明智的君所要求的臣的“忠”，就應該是這樣的“忠”，而不是臣對君本人的言聽計從甚至是阿諛奉承。

如果君臣能做到這種“明”與“忠”，就能使整個統治機制達到最佳效果。而衡量這種最佳效果的標準應該是客觀的，而不是主觀的，客觀的標準就是“外包四荒，下遂萬物”。四荒是指遙遠的四面八方，也就是要君臣能關心整個天下，不是隻關注自己眼前的那點地方及其事務。萬物則是整個天下中所有的人與物，要讓所有的人與物都能達成自己的目的，實現自己的利益，這就是所謂的“遂”。遂，意為完成。

用“外包四荒，下遂萬物”作為衡量君臣治理天下的客觀標準，是非常有效的，其他的事情都不能有效地衡量君臣治國的效果，無論文人墨客或大臣官僚如何歌功頌德，都不能真正衡量出君臣治國的真正效果，只有從四荒與萬物的實際情況來看，才能真正看出君臣治國的實際效果。所以範祖禹說到唐王朝的治國成功與統治穩固，只用這幾句話就足以揭示其中的道理了。

這就是歷史學家透過對歷史的整體縱觀與深刻分析所能得出的最簡明而有效的結論。這一結論無論觀察哪一個王朝，都是足夠有效的。

但唐王朝初期君臣能做到的，不一定保證後來的君臣也能做到，這就造成了唐王朝的由盛轉衰，由強變弱，由勝利走向滅亡。範祖禹研究唐代歷史的整個過程，當然也會看到盛唐只是一個短暫的時期，之後就逐步走向衰亡，他考察了這一歷史轉變的根本原因，認為就是：

子孫忘前人之勤勞，天厭於上，人離於下，宇內圯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廢也。

“子孫忘前人之勤勞”，正是說明唐王朝後來的君主不能像初期的君主那樣勤勞治國，變得懈怠，不能盡心盡力治國理政，這就使“天厭於上，人離於下”，即在上的天不再幫助唐王朝，在下的人民也不再順從聽命於唐王朝。

所謂的天助，不是說天有意志，能有意幫助一個王朝，而是指整個客觀環境不再為唐王朝提供有利的條件，而使唐王朝的統治之內產生了分裂與破壞的因素。而在唐當初起兵反隋時，似乎有天之助，所以能夠順利成功。當時的天助，也不是有意志的天來幫助，而是當時的整個天下的各種因素匯合成為有利於唐起兵來取代隋的綜合條件，到唐王朝由盛變衰而走向滅亡時，也存在著這種可稱之為天的客觀綜合因素，這都不是哪一個人有意地造成或主觀地決定的，而是整個客觀環境的各種因素匯合在一起的綜合效果，所以古人就用“天”來說明這種情況。

也就是說，無論是一個王朝的興起還是強盛以及衰弱或滅亡，都在客觀上存在著整體的綜合因素，由此造成一個王朝的興亡盛衰，所以中國古代在很早就認識到這一點，而提出了一句名言：“順乎天而應乎人”，簡稱“順天應人”。

這是中國最著名的古代經典《周易·革卦》裡的一句話：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革卦》的意思是說天地在不斷地變化，由此構成了四季的變化，這是說變化為客觀世界的根本規律，一切都在不斷變化，沒有永不變化的事物。而歷史上的商湯、周武王的“革命”，即他們採取軍事行動消滅了已經腐敗殘暴的夏桀與殷紂王，使天命從以往的王朝手中轉到自己手中，完成了王朝的更替，這就是中國古代所說的“革命”，即“天命的變化”（革指變化，命指天命），而商湯與武王之所以能夠成功，就是因為他們順乎天而應乎人，即順應了天意與人心。在天意與人心要求進行改革時，順乎這一要求，就是順天應人，由此完成歷史上的重大變革，就是“革之時大矣哉”。所謂的大，就是說變革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它能使整個世界與萬事萬物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唐王朝的興起並強盛，是順乎天應乎人，它的衰弱滅亡，也是天意與人心的客觀要求，使唐王朝不得不然。從這個意義上說，古人所說的“順天應人”，就是種種客觀因素造成了一個王朝的興亡盛衰。範祖禹說的“天厭於上，人離於下”，就正是唐王朝不能順乎天，也不能應乎人，上天與人民皆拋棄了唐王朝，所以唐王朝必然由盛變衰，由強變弱，逐步走向滅亡，也就是範祖禹所說的“宇內圯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廢也”。宇內即整個天下，圯裂即四分五裂，廢，即王朝的統治廢壞崩潰。可知，範祖禹從唐代歷史總結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一個王朝必須順乎天應乎人，順應客觀環境的要求與天下民心的需要。

但歷史的經驗教訓還不能只看到這一層，還要更為深入地具體探討其中的問題。因此，範祖禹進一步總結說：

其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

一個王朝的興亡盛衰，根本問題是王朝的統治者如何治國理政，古人就用一個“治”字來概括這個問題。

“治”字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治”，一是“亂”，“治”是治理得好，“亂”是治理得不好，所以二者都包括在“治”字當中。治理得好，是因為由君子來治國理政，治理得不好，是因為由小人來治國理政。這就是範祖禹從治國理政層次對唐代歷史做出的總結。

至於在唐代歷史中究竟哪些人是君子，哪些人是小人，他們又是如何治國理政的，這在《唐鑑》中就有非常具體的論說，詳看本書內容自會明白。所以範祖禹說，怎樣分辨君子之治與小人之治，這都“布在方策，顯不可掩”，即由他們所採取的治國理政的方針政策就可明顯地看出來，是不可能掩蓋得了的。

這也說明了歷史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可以讓後人透過觀察前代統治者的治國方策之具體內容，就可分辨出這些統治者是君子還是小人，而他們所採取的治國方策的不同，就直接造成了國家的興衰，這是他們無法掩蓋或推脫的歷史功過簿。功就是功，過就是過，誰也不能讓歷史為他們遮掩。所以說，歷史就是一面無情的鏡子，會把在歷史舞臺上表演過的所有人的功過是非以及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的實際情況一覽無餘地顯示在後人面前。

範祖禹當時撰述此書，直接的目的是為宋王朝的君主從唐代歷史中吸取應有的經驗教訓，所以他在《序》中強調說：

唐王朝的興衰轉變，對宋王朝的帝王來說是“今所宜監”的，按照古人所說“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商”的態度，以唐為鑑，故其書名為《唐鑑》。

從這裡可以看出以史為鑑的重點是在於吸取滅亡了的王朝與帝王的錯誤，所以說不可不監於有夏和有商，即是以夏桀和商紂為鑑戒，宋以唐為鑑，也就是以唐朝後期君主的錯誤而導致唐王朝走向滅亡為鑑。治國的成功學不好，還不至於亡國，治國的錯誤不能認真總結與認識，就會導致亡國，所以以史為鑑的重點要放在以前人治國的錯誤為鑑上，當然，同時也不要忽視前人治國的成功經驗上。換句話說，認真總結學習前人治國的成功之處，才能防止前人治國的錯誤與失敗。二者是相輔相成的，但要以鑑戒前人的錯誤為主，學習前人的成功為輔。這也是認真閱讀《唐鑑》所能得到的重要認識。

範祖禹在向皇帝獻書的時候，又寫了一篇《進〈唐鑑〉表》，其中又提出一個問題，即以史為鑑來幫助在位的帝王保持清醒的頭腦、採取正確的施政措施時，需要“下之戒上，臣之戒君”，這是為臣者的責任。

古代是君臣制，君雖然具有莫大的權力，是治國的主導者，但君不能只靠自己一個來治理整個國家，所以需要眾多的大臣來負責各方面的事務，因此臣僚們有責任幫助君主，一方面是在事務上為君主分憂解愁，把自己所負責的事務辦好，讓君主放心，另一方面則要對君主進行監督，在君主做出錯誤決策時，從自己所負責的事務的角度向君主提出積極性的建議，以糾偏止誤，不能一味唯君是從。

所以範祖禹認為臣僚應該負起“戒上”“戒君”的責任。戒上是指對上級要有所提醒和告誡，戒君則是對君主要有所提醒和告誡。總之，作為下級或臣僚，對其上的官與君，也不是一味地服從，而應運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問題，幫助上級和君主防止出現錯誤。

範祖禹的這一思想是有道理的，因為上級和君主不是神仙，不可能所有的決策都是正確的，必然會有錯誤的決策，下級的臣僚應該更為了解具體情況與實際事務，由此來判斷上級和君主的決策是不是全都正確與可行，及時提出建議與告誡，這才是真正的“臣忠”。即忠於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單純地忠於上級和君主。

由此可知，範祖禹所說的史鑑，又包括臣僚對上級及君主的提醒告誡和勸諫，而這在中國古代政治歷史中本身就是一個優良傳統，是古代儒家一再強調的臣僚的優秀素質之一。從史鑑的角度看，臣對上級和君主的提醒告誡，就是由臣僚來做上級和君主的鑑（鏡子），透過臣僚提供的“鑑”（鏡子）而使上級與君主看清楚國家治理的各種事務的真實情況，不至於陷入聾盲境地。

總之，範祖禹在這篇《進表》中強調歷史的借鑑，就是“以古驗今，以前示後”，這對於帝王君主來說，可以起到“進哲德而養聖功”的作用，即使帝王提高自己的哲（明智）與德（品德），由此養成君主的高素質之功。聖是對君主的稱呼，功則是指君主的個人素質之功效。換言之，在範祖禹看來，歷史之鑑戒，是促進和提高君主個人素質的有效工具，而這正是保持治國理政之正確性的有力保障。

範祖禹還為此書寫了一篇《上太皇太后表》，即把此書獻給太皇太后。宋哲宗即位時年僅九歲，由太皇太后垂簾聽政。太皇太后即宋英宗的皇后高氏，英宗之後為神宗，哲宗是英宗之孫，太皇太后就是哲宗的祖母。

當時太皇太后對哲宗極為嚴厲，朝中大政實由太皇太后掌控，所以範祖禹給哲宗獻書，也要同時給太皇太后上表說明情況。在這篇《上太皇太后表》中，範祖禹向太皇太后說明了以史為鑑的重要作用：

觀古所以知今，章往所以察來……稽參得失，監觀成敗。

這是說為哲宗獻上《唐鑑》是為了讓哲宗瞭解唐代的歷史，參考唐代治國的得失成敗，以便更好地治理好大宋的天下。他又在《表》中說明了以史為鑑的方法就是要注意細微之處：

治亂興廢，皆起細微。言之於已然，不若防之於未然，慮之於未有，不若視之於既有。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

“細微”是指君主治國的細小之處，包括君主個人的言行、治國的政策、用人的取捨等，一切事務的細小之處都是所謂的“細微”。細微在開始時不會有太大的危害，但長此以往不加以改正，則積久而害大，等到危害積大而嚴重時，再想糾正，就太晚了，無能為已。所以一切都要從細微時開始加以糾正，及時發現，及時糾正，不讓一切錯誤從細微發展為重大。

“已然”是指錯誤與危害已經形成，非常明顯，人人都能看到了，即危害變得嚴重。“未然”是指錯誤與危害還沒有形成，人人都看不到，都不加以注意。但“已然”時難治，“未然”時易防，所以要從“細微”初起時加以防止，不要等到了“已然”時才來勸說。

“未有”就是“未然”，“既有”就是“已然”。言、慮、防、視，都是對事情的觀察、思考、提防等，君與臣治國理政，對於一切有關的事務，都要隨時進行言、慮、防、視，不能平時毫不關注，等事情變得嚴重了才來想辦法，找對策，就已太晚，這正是所謂的積重難返。君與臣對此都要嚴肅對待，包括一切治國理政的方針對策以及個人的素質修養，都要從細微處、細微時就予以密切關注，隨時加以糾正，才能不至於積重難返，無以為救。

但對“細微”的觀察，又離不了對前人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即要以前事為師，才能把後事做好，而不出錯。由此又說明了以史為鑑的重要性，即在防備各種錯誤的積重難返上，也是必須要藉助於歷史鑑戒的。

由此可知範祖禹《唐鑑》所要提醒告誡君主與臣僚的主要意旨，以及他之所以探討唐代興亡盛衰而總結出來的根本經驗，今天重讀《唐鑑》，對此必須瞭然在胸，才能把他書中所說的內容深入體會，才能使我們今天讀此書確有收穫。

《宋史·範祖禹傳》稱讚範祖禹“長於勸講，平生論諫多達數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亦不能過。”

通讀其書，可使後人洞悉唐代三百年治亂史，因此《唐鑑》確有帝王之師的宏大氣度。

《唐鑑》問世以後，影響很大。與《資治通鑑》並重於當時，範氏被尊稱為“唐鑑公”，有些達官貴人看到範祖禹之子，只稱他為“唐鑑之子”，而不稱範氏之名。

張端義《貴耳集》曾記載宋高宗的話，說“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讀《唐鑑》，知範祖禹有臺諫手段。”

其書也極為二程之一伊川先生稱道，認為“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明清之際的大學者顧炎武也讚譽範祖禹及其《唐鑑》為“良史”。

這都說明後來的學者對範祖禹及其《唐鑑》給予了高度評價，也顯示出《唐鑑》對後代學者的深遠影響。

另一方面，還要充分認識到《唐鑑》的重要歷史價值，這就是：它不僅讓人們清楚地瞭解了唐之所以成功並走向鼎盛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讓人們認識了唐從盛而衰而弱而亡的過程與原因所在。

一般而言，人們往往只去讚歎與欣賞盛唐的萬千氣象，而對唐的衰弱滅亡則言之甚少，知之不詳。《唐鑑》的一個重要價值，就在於它能讓人們重視唐代歷史不為人們注意的方面，並找出其原因，讓人們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

中國古代的思想文化的一個重要哲理，就是把事物的發生發展變化看成一個必然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一個事物乃至一個王朝會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同時它也必然會從強到弱，乃至滅亡，失去其存在的力量。在歷史上，觀察任何一個王朝，無不是這樣，所以中國古代的哲人由此總結出這樣的真理。古代的哲人，如孔子、老子以及歷代有思想的歷史學家，都認同這一真理，並把它貫穿到對歷史和社會的觀察當中去。

更為重要的不是觀察和總結過往的歷史，而是運用觀察歷史所得到的經驗教訓來觀察與指導現實。前人的觀察與總結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書面上，而應化為現實人們的思想與文化素質之必須具有的素質。這樣，才能使前人的歷史觀察與總結，成為後人的寶貴精神財富，才能不辜負前人辛苦總結的用心。

範祖禹撰寫《唐鑑》，是要為當時的宋哲宗們提供歷史的一面鏡子（鑑就是鏡子），更希望它能成為後來君臣治理國家的寶貴借鑑。《唐鑑》，不僅僅是以唐為鑑，更應該是以史為鑑，而且要鑑之於現實，鑑之於當下，鑑之於自己，這樣才能充分看出《唐鑑》的歷史價值與思想價值，才能充分實現這些價值，才能真正地把古人的歷史智慧化為自己的文化素質，增強自己的治國理政的能力與水平。現在，我們已經認識到治理能力與水平的問題，而古人早就為君臣們提供了優秀的學習教材，我們有什麼理由不重視它們，不學習它們，不掌握它們呢？

當然，現在來讀古人的著作，還存在著較多的困難，一是語言文字上的閱讀障礙，二是思想文化上的理解障礙。所以還要對古人的著作進行仔細的閱讀，弄清楚其中豐富的言外之意，因此，需要細讀古書，從中得到有益的歷史文化之教養。

要細讀古書，一定要利用它們的最佳版本，這是閱讀古書時必須注意的問題。《唐鑑》現存最好的版本是宋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了這部珍貴的宋本。我們就用這個版本來細讀《唐鑑》。

南宋呂祖謙為《唐鑑》作注的版本

20世紀30年代的《國學基本叢書》本《唐鑑》中的範祖禹《進唐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