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甚至一些文學大家都說自己要是能夠穿越回過去就會回宋朝，理由是宋朝的文人地位高，真實的情況是這樣嗎？如果只看表面肯定是有些道理，但是從實際上看北宋文人的狀態是一種畸形變態的心理，每個人其實都生活在渾渾噩噩當中。

言論確實很自由，但問題是自由得有些過分。人們都說晚明文人言論誤國，北宋何嘗不是呢？

宋朝文人的地位確實很高，但文人畢竟是少數。你的地位高了，那廣大百姓的地位如何呢？

宋朝文人的地位快樂嗎？不快樂。宋朝文人間的內鬥比晚明烈度更高、

宋朝文人更有自尊自愛嗎？從宋真宗把自己塑造成神的後代，造神就需要文人依託、吆喝、講道理。所以，宋朝的文人歡歡樂地把“不論鬼神”的理念扔到一邊。

宋朝文人的高談闊論真的是救國救民嗎？文人宋仁宗時期文臣用“言語”殺死名將狄青時真是一種集體的卑鄙。

又有誰能夠說清楚宋朝文人地位高是好事兒還是壞事兒呢？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宋朝也就是北宋，是中國歷史上統一朝代中最窩囊、文人氣節最畸形的朝代。

宋朝的三宗兩變法

北宋一朝三宗兩變法應該是比較讓人著迷的時期。“三宗”就是宋太祖、宋太宗、宋徽宗三位帝王，“兩變法”就是范仲淹為核心的慶曆新政、王安石為核心的熙寧變法。皇帝歷來都是中國人關注的重點，特別是開頭結尾的帝王。那麼，“兩變法”就相對少見了。所以，今天我們主要談談兩變法。

慶曆新政和熙寧變法都是面對財政危機狀態時，朝內大臣的應對之法。我們說慶曆新政是熙寧變法的預演、前身也不為過。但是有一個容易遺忘的現象值得一提，即熙寧變法中活著的慶曆新政中的參與者及范仲淹的後人幾乎都反對熙寧變法。其中，范仲淹的副手富弼最為典型。

一方面，富弼是慶曆新政的激進支持者，再加上他是晏殊的女婿地位比較特殊，在朝中影響力較大，對慶曆新政推動很重要；一方面，從激進的改革者到反對變法的保守者，北宋的政壇生涯何以用25年的時間，讓富弼有如此大的變化？

富弼與北宋文人政壇

在宋仁宗極盛下的個人與天下：柳永、晏殊、范仲淹一文中，我基本上對北宋文人政壇進行了總結性介紹。即北宋政治文人並不幸福，因為北宋對“官員家族”進行拉攏，給予了“近似世襲制”的待遇，雖然歷朝歷代都有“餘蔭”問題，但進入科舉制後的隋唐不像宋朝那樣範圍廣、程度深、公開化制度化。後面的明清也是如此。

再加上，從宋太祖開始對殺大臣一事特別謹慎。所以，文人特別特別多，文人多就喜歡各種不服，矛盾就比較多。文人相輕嘛。

最後，文人不懂實際，只會書本知識，而且當官後又倚重智囊。理想和實踐的差距更讓人心中苦悶。因此，客觀上宋朝政治文人並不如意。為此宋朝文人中的小人之多，令人驚訝乃至震驚。例如語言擊殺狄青、秦檜莫須有斬殺岳飛，北宋文人只是命好兒，秦檜在南宋之初；北宋文人則是宋朝中段而且是各種大家，在後世文人中都是推崇物件，人們因為喜歡他們便對其多有袒護。但實際上，文學文化歸文學文化，在政治上他們屬於集體卑鄙。

再看看宋徽宗朝的文人中奸臣遍地、神棍遍地，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出賣政權者大大多於晚明。明朝的天下亡於黨爭，北宋的天下可以說同樣亡於文人的推動。

因為文人多且政治待遇比較好，所以，官僚氣氛比較濃重。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出現扯皮、責權不清等問題。這就養成北宋官員的性格比較四平八穩，特別是年紀越大越保守。但問題是，所有事情都如此：統一常態下總有變態情況。在這方面最明顯的就是富弼。

富弼是晏殊的女婿，晏殊在北宋政壇屬於不倒翁級別，一生常在京師為官，再加上比較能活，性格又比較好。所以，被晏殊推薦的人很多。甚至晏殊之子都藉此對人誇耀，京城內半數高官都是出自他家門第。富弼又有才，升遷速度比較快。因為一路順風，沒見識過北宋真實的政壇，所以，就顯得比較激進。

慶曆新政的激進官員

《續資治通鑑長編·慶曆三年十一月》記載，高郵知軍晁仲約面對群盜進攻而不能抵禦，在此情況下，他命令有錢人拿錢拿物拿著牛酒帶著大量金錢去犒勞強盜，強盜們一看這比搶來錢還快呀。因此，直接過了晁仲約的防區。樞密副使富弼聽到後非常生氣要殺晁仲約，參知政事范仲淹則反對，在宋仁宗面前兩位大臣發生爭議。

范仲淹生於989年，卒於1052年，享年63歲。慶曆三年乃1043年，時年54歲。

富弼生於1004年，卒於1083年，享年79歲。萬曆三年時39歲。

很顯然，富弼在宋朝政壇絕對是年輕力壯，范仲淹則是成熟的官場人物。二人在慶曆新政中，范仲淹主管西北對西夏，富弼主管被放對遼國。可以說，二人一正一副主導著慶曆新政。二人的論爭非常讓人新奇。

富弼的主張就是：作為將領不能守住城池造福百姓本來就該懲罰，而他竟然向強盜示好行賄，這樣的人作為軍事將領就是失敗。現在高郵百姓都想生吞活剝了他。

范仲淹的主張則是：晁仲約該死，但因為高郵兵力不足、武器缺乏，也是情有可原。至於百姓說的話，不過是流言而已，不能信。

宋仁宗就此沒有殺掉晁仲約。富弼非常氣憤，事後指著范仲淹說：現在許多新法不能推行就是因為官員不配合、阻撓，如果不能殺之立威，如何能減輕阻力？

范仲淹當著他的面兒沒敢說話，一者說了富弼未必能理解；二者說真話可能被皇帝知道反而不好。因此，他就偷偷地告訴富弼自己為什麼這麼做。

其主要觀點有三：

其一：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我們怎麼能輕易破壞呢？

其二：真心跟我們同心的人，滿朝能有幾人？話的意思很明確不可樹敵過多。

其三：皇帝不跟我們同心——上意亦未知所定也，如果現在你攛掇皇帝殺了大臣，那麼“他日手滑”——因為沒有人和我們同心，皇帝又和我們真正同心，給我們使壞的人會很多，皇帝被人鼓譟多了必然會變心，那麼，那個時候我們的腦袋也保不住——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

富弼聽到這一觀點後，並沒有被說服仍然覺得范仲淹過於揉麵，做事情必須要大刀闊斧。直到第二年，范仲淹被貶、富弼出京去了地方為官。因為，富弼在地方上的政績非常好，由此又被調回京城。可是快到京城了卻接到命令暫時停歇。當天晚上富弼躺在床上想到范仲淹的話，才嘆息道“範六丈，聖人也。”。

當然，也有人記載范仲淹和富弼下朝後進行了諷刺與解釋。范仲淹說完上面的話後，富弼起立以謝曰：非某所及也。但無論什麼記錄，富弼在當年確實屬於比較激進的態度。但後來，面對王安石變法之時，他竟然斥責其為奸人。

這件事兒，其實對富弼日後的政治經歷有很重要的影響。因為，他懂得了文人政治的生存前提。

富弼用了25年的時間，終於懂得了北宋文人政治的生存之道

富弼作為39歲的宋朝統治核心人物之一，其年齡確實小了。意氣風發下的狂躁，遮蔽了他的一雙眼睛。54歲的范仲淹則是成熟的政治家，他知道“文人政治”的“天花板”是什麼，那就是皇帝的意志。文人政治的前提就是皇帝的意志，對於他人則是領導意志。要想幹成事兒，首先要他們的態度。可宋仁宗偏偏正是一位揉麵的人。

保住大宋天下穩定、天下歸心於皇朝是宋仁宗最關心的事情。天下穩定的前提下是朝廷穩定，所以宋仁宗對於改革是排斥的。為此，宋仁宗對慶曆新政也是“三分鐘熱度”，熱度過後在旁人地指指點點中、在自己心中的盤算下，又開始猶豫了，怕動了朝廷的穩定的大政方針。

但問題是，穩定的前提是解決問題。這時就有兩種皇帝的作為，應該作為教訓被人銘記。

司馬光

明知有問題卻不想著改，那是因為不知道怎麼改，既然不知道那就索性不改；或者怎麼改沒有定譜，一看到問題就頭腦發熱、聽風就是雨，行動起來後反而是處處淺嘗輒止，其實，後者還不如前者。宋仁宗就是這兩種人的典型的一體式的人物。

在如此帝王之下，作為宋朝文官的富弼在25年的生涯中究竟是怎麼度過的呢？我們下文具體談談這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