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淮夷族群問題是作者自2002年讀碩士研究生起就開始關注的問題，在這近十年期間作者先後在《社會科學》、《考古》、《歷史地理》等核心期刊發表過數篇相關論文。可見作者對淮夷族群問題已經有了相當的研究。故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書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吸收有關專家評審意見，修訂、增補而成，可謂十年磨一劍。對於同樣一本書讓不同年齡段的人，不同的學術背景的人來看，就會有不同的感觸和心得體會。關於本書的書評，已有學者就本書的相關問題進行了一定的評價。本人自知學識粗淺，不敢對本書妄加評論，姑且就本書談談自己的讀書心得。

網上找到了作者的簡介，讀起來很有意思，估計作者也是一個熱愛生活充滿情趣的性情中人。

作者簡介：朱繼平，上海大學文學院副教授。長於洞庭湖畔，學於珞珈山下與燕園未名湖邊。性格散漫，愛好遊歷。平生受師恩教誨，學習考古學和歷史地理學，喜好用地理學思維來考察歷史、考古問題。今以先秦歷史地理研究為立身之本，藉此得以體會最純粹的快樂與滿足。至今撰述甚少，僅出版博士論文一部，既無紮實結論，更無閱讀體驗；在專業學術期刊上發表十數篇小文，亦屬自娛自樂，永無著作等身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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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容概述

本書共分為七章，加上緒論和結語總共可以看作九大部分。緒論部分可以看作是關於本書主要內容的一個學術研究綜述。主要就本書內容的時空框架，相關問題的學術回顧和評價以及作者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作了系統的介紹。本書所論述時間範圍是自公元前12世紀的商代晚期至春秋時期。在空間上，本書所論述的淮夷族群主要分佈在淮河流域，西自豫南鄂北的桐柏山和大別山山地以及西北方的汝水、潁水流域，東部可到達蘇北平原以及沂水、沐水、泗水所流經的魯西南地區。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由於歷史時期淮河流域曾經數次受黃河改道的影響以及其他河流的變化，所以當時的空間自然景觀與現在大不相同。比如：在12世紀以前，淮河是獨流入海，同時作為其下游重要支流的泗水，歷史上曾是連線東南地區與山東地區的重要水道，而上游的汝水的走勢也略有變化，元代以後在舞陽北截斷為現代的汝河和北汝河。這些地理變化都需要我們在具體閱讀需要隨時與文字聯絡所需要注意的地方。

本書的第一章主要論述淮水流域早期人文景觀，奠定了本書所要論述主要內容的歷史大背景。其中在自然地理方面，作者主要進一步論述淮水流域商周時期的水系和當時的氣候特徵，然後結合淮河流域地理狀況分為六個小的分割槽。在此基礎上，作者結合淮水流域的地理狀況著重介紹了下游山東地區和中游江淮地區的商代考古狀況，根據商代該地區考古學文化的分佈和變化，研究夷商之間的政治文化互動，以說明淮水流域的在文化上的過渡屬性。本章既為全書做了背景鋪墊，同時也透過夷商對峙論述開啟了後文周代的華夷互動。

第二章至第六章可視為本書的主體部分，時間自西周早期至春秋時期，空間為河南大部、安徽和江蘇北部以及山東西南部多處的黃淮地區，該地區南部的淮河流域為淮夷分佈區，北部為周王朝腹地。 其中在西周早期周王朝和淮夷之間還處於一種相對和平的階段。這一時期，周王朝以同姓為主、異姓宗盟為輔的封建原則在黃淮地區進行了大量的分封。武王時期主要集中在豫北、魯西、豫中南和鄂北地區分封管、蔡、陳、杞、宋、齊、魯、燕、康、許、鄧、鄂等國。其中作者透過整理相關研究認同，武王時期齊、魯、燕分封於河南西南部以拱衛洛邑，至成王時期周公東征平定管蔡之亂並征服東夷後，此三國由淮水上游地區遷徙至山東和河北北部地區以鎮御東土，留下的空缺由應、蔡、陳、沈、唐、胡、息等國彌補。其中胡國和息國是周朝防禦淮夷的中堅力量，並與宋、陳、蔡在豫東魯南地區構成諸侯藩籬，基本為今菏澤-曹縣-商丘-太康-周口-上蔡一線。因此該界線兩側成為周人和淮夷的族群及政治分野，出現了“內國”與“僻處”的夷夏分域，同時參考界線兩側的地形地貌和農業耕作環境不同，可見該界線形成的必然性。此外周王朝的勢力已經滲透到淮河下游的泗水流域，當地的以豐、宿為代表的國族臣服於周朝。在這個過程反映的是一種以姬姓周人為主導的夏夷交流，周人透過軍事擴張促進了東土族群與中原王朝的交流以及內部結構的變化和整合。

在西周時期，周人將淮水流域主要劃分為“東國”和“南國”，其中淮水下游以北區域大致是東國的範圍，汝潁下游及整個淮水乾流以南區域為南國的範圍。在周人東進所導致的淮水流域族群衝突的情況下，至西周中期以徐族為代表的淮夷族群出現了內部整合並以徐國為代表發展壯大。至穆王時期以徐國為代表的南國淮夷對周王朝進行一次入侵，而周王朝在汝潁中下游構築了防禦工事，並組織以成周師氏、虎臣為主力，胡、應等諸侯國為輔助的防禦戰，其中胡國當為作戰的前沿陣地。之後毛伯班在吳伯和呂伯的協助下，以大河東岸的繁、蜀、巢為基地沿黃河南岸東進展開對處於東國範圍的戎進行征伐。同時伯屖父奉命率成師東征，伐南夷。之後雖然保持一段時間相對的穩定，但至懿、孝時期東國的夷族中再次發生了叛亂，其首領虎、膚是南夷的兩支重要部族，並且還包括“杞夷”、“舟夷”以及莒國，其實力較為強大，以至於周天子親征方才平息。

至夷王、厲王之際在鄂侯叛亂這一外力的推動下，淮水南北兩岸的淮夷族群進一步溝通、融合。此時，在南土方伯鄂侯馭方的率領下淮水兩岸的南淮夷和淮北中下游平原的東夷，兵分為兩路直逼周室統治核心區。其中東路為鄂侯自安居出發經義陽三關與西進的南淮夷會師於淮水上游汝潁水逆流而上至嵩山東南麓進攻洛邑；西路為鄂侯與南淮夷分別沿隨棗走廊和淮水上游至南陽盆地回合，然後經漢水上游的淅水谷道翻越山地至伊洛水上游東進洛邑。此番入侵，無論在規模還是進攻的深度均大約穆王之世。為抵禦此番侵擾，夷王和厲王不僅親征而且多個地方諸侯國也參與其中，包括黃河以北的晉國以及妘姓周國等。此外晉侯蘇鐘的銘文也反映在西周晚期宣王率領晉侯征伐東國宿夷、淖列夷等族，而在兩週之際周人又進一步南下征伐以鞏固其對淮水流域的控制。其中曾伯漆簠所載繁湯戰事，便是晉人南下反擊侵擾繁湯的淮夷以使南銅北運的要道暢通。

透過西周中晚期一系列淮夷的入侵和周人對淮夷的不斷征伐，不僅使淮夷內部格局發生了變化，族群內部進一步得到整合，同時淮夷也深受周文化的影響，並且有部分邦族已臣服於周室轉變為周之外服。厲王后期南淮夷被賦予了“服孶”的政治身份，表明南淮夷不僅已經臣服於周室而且承擔有服事的責任，主要為會同、朝覲、貢賦等。同時南淮夷還被賦予了一種“帛畮臣”的經濟身份，因為周室常巡守淮水流域其目的便是獲得南方豐富的絲帛、委積、力役以及銅錫資源。而且淮夷與其他臣服於周室的方國相比還具有貢重位卑的特點，淮夷不僅承擔極重的貢賦而且一旦有所異動周王朝便以武力征伐。並且為防止淮夷繼續叛亂，西周末年周王將蔣國、申國、番國、胡國等遷往淮河上游，並且改封同姓息國以取代該地區原來的商息，同時在淮河下游分封了姬姓成國。

東周時期淮水流域夷夏分域的政治地理格局已經瓦解，成為諸侯爭霸的重要場所。面對這樣的生存環境淮夷的需要面對兩種生存現實，即服事諸夏和夷夏衝突。前者表現為朝覲、會盟、籠絡和攀附，後者表現為戰爭衝突和文化衝突。在這個過程中淮夷族群的陣營發生了分化，其中一些小邦喪失了獨立性成為大國的附庸，另一些雖然保持一定獨立性但周旋於各大國之間逐漸衰弱。如此淮夷族群相對獨立的發展程序被大國爭霸的所打斷，並在春秋時期隨著大國打著會盟和勤王的旗號，開始逐漸融入周邊大國之中。而春秋晚期南方的楚、吳、越的會盟無須藉助周王室的名義，往往具有強制性，因此位於其北上爭霸的必經之地淮河流域的諸小國則常要遭遇滅國與遷民的命運。在這樣的情況下其王公貴族多四散奔逃，而廣大民眾仍滯留原地，最終春秋戰國之際淮水流域諸多小國均被楚國兼併。面臨不斷擴大的疆域，楚國實行了縣制和封君制相結合的地方行政體制，失去國族依託的淮夷民眾遂逐漸成為郡縣體制中的民戶。如此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鉅變，至秦漢時期“淮夷”作為一個族群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為兩漢文獻中的“編戶齊民”。

在全書的最後作者又針對與淮河流域相關的古史傳說進行了一番論述。透過分析徐國發展史中的兩個重要人物徐偃王與徐駒王的傳說在不同時期文獻記載的不同，看出後世華夏中心區的文獻對邊緣淮夷的記載採取選擇性的記憶、遺忘和改造。然後進一步分析“禹娶塗山”、“穆有塗山之會”、“桀會南巢”的傳說，發現江淮地區人文屬性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內涵。一方面是徐偃王被冠以儒家聖賢仁義的形象以及“禹娶塗山”的故事說明淮水流域及其百姓已經被納入華夏地理空間體系之中。但是從徐駒王和穆會塗山古史的湮滅，也說明淮水流域及其百姓仍無法擺脫被視為華夏邊緣的蠻夷的身份印記。而正是在這種不斷融入，同時又無法完全被認同，成為淮夷族群華夏化過程中的特殊狀態。

目錄一

目錄二

目錄三

目錄四

二、體例評述

全書整體框架為總分總式的結構，緒論部分很好的介紹了全書的時空框架，相關問題研究的學術歷程，以及作者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使讀者在通讀全書前有一個大致的瞭解。而結語部分除了總結本書的主要論點之外，還透過本書的內容引出更多的相關的研究問題，對人深有啟發。而本書的主體部分，雖然以周代夷夏衝突為主線，但是不固守簡單的按時間順序論述的方式，而是在其中即有對商周時期地理地貌氣候背景的論述，同時也有對夷夏衝突每一階段雙方的態勢以及不同階段淮夷在華夏體系中的地位進行了探討，同時作者也對與淮水有關的古史傳說進行了分析，從不同時期史料對淮夷古史傳說的處理來看淮夷在華夏體系中的特殊地位。

然而在本書的一些內容體例上還是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其問題筆者認為主要出在作者對第四章、第五章和第七章內容的安排上，令人感到這幾章的內容如果可以和相關章節有機的融合，那麼在邏輯順序和本書架構上將更加通順和合理。例如：本書第三章主要講西周中期和晚期的夷夏衝突，如果這段內容可以看作過程。那麼這段衝突的背景則是第五章中淮夷族群的整合。因為無論是中期穆王時期的衝突還是晚期厲王和宣王對淮夷的征伐，其主要動因是淮夷內部的變化而對周王朝的入侵。而結果則要跳到第四章尋找，即穆王和厲王之後淮夷在西周中晚期的政治和經濟地位的變化以及對淮水流域封建的調整。再如：第五章第二節是從傳世文獻的角度論述魯東和淮南夷人的存在，似應放在第二章作為周代夷夏衝突的前提論述或是對第三章引言論述周代的東國和南國問題的補充，然而放在第五章與淮夷內部的整合共同來論述淮夷內涵似有些不妥。另外第七章，又從辨析古人對淮河流域古史傳說的不同處理來分析，淮夷在華夏邊緣中的地位問題，雖然是一種很好的補充，卻似與文章主體關係不大，即若無第七章以第六章淮夷族群的齊民身份的獲得來結尾也很完整，第七章似為多餘的補充。

三、方法思路評述

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筆者認為這顯然和作者的學術履歷所分不開的。作者本科階段學習的是考古學，這為其在文中靈活運用各種考古資料以佐證自己的論斷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同時作者在碩博階段均師從名師學習歷史地理。歷史地理作為一個歷史學科和地理學科交叉的學科，從中即可以看出作者考證金文確定地點及事件的考證能力，在各種史料中甄別真偽以及組織史料的史學功底，同時在描述地理自然人文景觀背景和夷夏衝突時也離不開作者在地理學方面的學習和研究。特別需要強調的時，作者曾在博士階段在國外受過美國漢學家羅賓和歷史人類學家馬思中的指導，並閱讀了關於族群和少數民族的學術著作，所以使作者在族群理論上也有較深的造詣，使其在描寫淮夷族群與華夏衝突中是那麼地生動，具有動態性而不是史料的堆疊。

首先就史學方面而言，主要體現在作者對大量金文資料和傳世文獻的考訂和甄別以及再整理並使用佐證其論點。首先，本書對西周時期的歷史資訊的獲得主要依靠傳世文獻和青銅銘文，然而西周時期關於淮水流域的文獻記載和相關青銅銘文並不多，想從有限的資料之中提取足夠的資訊是極為困難的。而作者，能夠依靠與淮夷相關的青銅器銘文，尋找出有關資訊，面對有爭議的金文記載，作者能夠在尊重眾家的觀點的基礎之上，進行分析選擇最為準確的解釋，比如對晉侯蘇鍾銘（二號）的考證。在尊重金文所反映的資訊之外，作者同時佐以傳世文獻中的一些可靠內容，進一步補充相關內容，並對相關問題進行合理分析推理，如對西周早期齊、魯、燕的地望自上世紀初便有爭論，作者不僅對該問題的研究做了綜述，同時結合出土青銅銘文做了合理的分析。即使如此，銘文和文獻所反映的資訊依然是碎片化的，並且資訊一般比較簡短難以入手，然後作者卻能將這些雜亂的資訊合理地組織起來，並能夠應用於夷夏衝突這個主線之上。這一方面歸功於其對族群理論的應用，另一方面則應歸功於作者的傳統史學功力，即對史料的整理分析和靈活運用。此外作者對古史傳說在不同時期史料中被處理的情況分析淮夷地位的特殊性，亦可看出作者在辨析史料上的能力。

而在對另一種資訊來源——考古資料的運用上，作者的運用則略顯得有所侷限。總體而言，作者主要運用的是考古的出土青銅器上的銘文，即主要運用文字資料卻極少使用地層學、型別學以及文化因素分析法來說明不同地域不同時期文化的變遷。但是諸如青銅器、陶器、原始瓷器的形制、紋飾以及製作方法及原料來源等所反映出來的資訊，雖不能直接說明問題，卻能很好佐證作者的論點，雖不能精確反映具體年代的資訊，但是能夠反映廣地域長時間段的文化變化。比如自西周早期至晚期，淮水流域中原文化因素的變化，然後至春秋戰國時期楚文化因素的變化。故作者若在充分應用青銅銘文的基礎上，再加上考古學文化因素分析來佐證論點，應更為全面有說服力。

除了在處理資料的方法之外，作者為充分說明問題，盡力還原西周時期淮水流域的地形地貌，這主要反映在本書的第一章關於淮河流域地理氣候的論述。其中對於淮水水系的分析尤為精到。因為淮水流域作為我國南北交流重要過渡區域，對於其研究卻相對滯後很大程度便是由於歷史淮水受黃河改道變遷的影響。而西周時期淮夷入侵中原以及中原周王朝南下路線，都與淮水乾支流密切相關。同時根據當時淮水流域不同分割槽，進一步討論不同時期淮夷族群的分佈，周王朝分封諸侯，調整諸侯封地的用意以及夷夏界線的討論，因此作者在復原當時歷史地理的情況下，圖文並茂地進一步分析夷夏衝突的過程，顯然更接近歷史真實情況。

此外本書最大的特色還在於作者對族群理論的應用，作者在傳世文獻和出土金文中察覺出“淮夷”這一概念。透過分析不同地區，對不同部族的認同後以華夏和淮夷的衝突為切入點將相關資訊有機地結合起來，而非從考古學文化的角度或傳統的政治國家的角度。並且作者很好地根據早期部族受地理環境和社會發展情況的制約而引入了“族群界線”的概念，很好地將淮夷的分佈，以及夷夏衝突的主要範圍反映在地圖上。同時，作者在組織相關材料的時候，也始終將族群的理念貫徹始終，可謂為枯燥的材料加入了活起來的靈魂。但是作者在研究視角中依然還是存在缺陷，正如本書題目所表明的，本書的研究主體為淮夷族群。然而，作者所使用的材料和證據絕大部分都是周人乃至其後的以華夏為正統的中原人所記載的史料。作者是從這些從華夏角度出發的材料間接瞭解或是推斷淮夷族群的發展和整合，這似乎略顯不足，這種情況很可能是，直接從淮夷角度出發的文字材料極少。然而淮水流域出土的考古材料，雖不如文字材料那麼精確，但是卻是淮夷當時的真實材料，其價值應該值得重視。

四、結語

在先秦淮水流域的研究較為薄弱的情況下，朱繼平博士在綜合應用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地理學、民族學等相關知識，以夷夏衝突為主線經行的淮夷族群走向華夏化的歷史程序的研究。不僅可見其對材料掌握之熟練，史學功力之深厚，理論應用之靈活，以及交叉學科的相互穿插，可謂是一部關於先秦淮水流域研究的一部力作。雖有某些地方尚需要改進，但依然瑕不掩瑜，而且作者所運用的方法理論，使我等後輩對在材料有限的情況下如何發掘有效資訊深受啟發，同時本書所引發的與淮水流域相關的問題，也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思考和研究。

附記：本文為筆者2014年看書的學習體會，分享於此，這也是一本歷史地理與考古結合研究的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