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喜歡讀“無字之書”，反對忽視實踐，主張要從實踐中學習。他堅決反對從書本到書本，主張理論和實踐的結合，重視從實踐中獲得知識。

在早年筆記中，他就明確指出：“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遊四宇尚已。”毛澤東喜歡思考問題，也善於思考問題，但卻並不喜歡進行純思辨，而是偏向于思考與實踐息息相關的問題。正是這種強烈的實踐取向，決定了毛澤東圍繞實踐需要來開展創造性的調查研究。

從學生時代起，他就喜歡周遊各地、體察社情民意。1917年暑期，他和同學以遊學方式、身無分文地在一個月左右時間內徒步遊歷了長沙、寧鄉、安化、益陽等地。同年寒假，他又步行至瀏陽文家市作社會調查。

毛澤東一生都傾向於透過實踐來驗證書本知識、豐富書本知識，透過實踐來獲得真知灼見，這種思維偏向對其注重調查研究性格的形成無疑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回顧社會主義發展史，革命發生的國家和地區往往不是馬克思、恩格斯所預設的經濟最發達、人民思想覺悟最高、各種條件最成熟的地區，反而恰恰是不夠發達、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和地區。

面對強大的敵人，要實現崇高的使命，共產黨人在進行革命時必須慎之又慎，要對本國國情有十分精準的把握和了解，據此制定更加科學、複雜、符合本國實際革命情況的政策，只有這樣才能最大化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積極作用、彌補現實客觀條件的不足。

毛澤東等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國情極其複雜、反動勢力極其強大、經驗極其匱乏的條件下，如果不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僅僅教條地照搬外國經驗，憑藉一腔熱血猛打猛衝，是無法取得勝利的。

只有透過調查研究，精準把握各方面情況，做到實事求是，最大化地發揮自身優勢、減少失誤和挫折，才能化腐朽為神奇，成功實現以小勝大、以弱勝強。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期，中國風雨飄搖、山河破碎、政治動盪、民不聊生，無論晚清政府還是民國政府，都無法系統地、全面地、深入地收集、整理有關中國實際發展情況的資料。

那時的中國在人口、國土、教育、經濟發展水平等各方面都缺乏甚至完全沒有統一、科學的統計，民用地圖、軍事地圖等基本工具資料的全面性、科學性、權威性都無法得到保證。

在這種情況下，進行決策所必須依據的客觀事實、基本資料從哪兒獲得？只能自己動手，自己解決。

毛澤東是黨內少數幾名很早就意識到這一問題的領導人之一，其可貴之處不僅在於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迫切性，更在於能夠一直堅持身體力行。

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就以調查研究為基礎，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樣事實充分、說理透徹、思想深刻的光輝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