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楚世家》曾說：“（楚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這段記載，被後世學者視為解讀《哀郢》篇時代背景的一把“鑰匙”，從而提出《哀郢》作於頃襄王二十一年“秦破郢都”說。不過，從此說產生的前後經過看，它是經歷了一個由模糊狀態到明確定型的過 程。

　朱熹在《楚辭集註·哀郢》篇的“孰兩東門之可蕪”句下注雲：“懷（襄）王二十一年，秦遂拔郢而楚徙陳，不知在此後幾年也。”這裡暗示：《哀郢》的內容與秦破郢都而楚徙陳有關。雖說“不知在此後幾年也”，但在朱熹看來，這是屈原再次被流放後發生的事。所以他在“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後引用了“補註”中的一段話，其中有“頃襄王立，復放屈原”這兩句話，表明屈原曾兩次被流放：第一次是“屈原被放時，適會凶荒，人民離散，而原亦在行中”；第二次是“頃襄王立，復放屈原”。於是才有“懷（襄）王二十一年，秦遂拔郢而楚徙陳”之暗示。當然，這僅僅是一種暗示，還不能說“秦破郢都”說是朱熹首先提出來的。然而這種暗示既然出自名聲赫赫的朱熹之口，也就難免會啟發他人的悟性或聯想，從而促使後人對朱熹的這種暗示，再作進一步闡發，使之明朗化。這可以用事實來說明。

　　朱熹之後，真正明確提出“秦破郢都”說者是早於王船山的汪瑗。他在《楚辭集解·哀郢》篇開頭按語中說：“當頃襄王之二十一年，（秦）又攻楚而拔之，遂取郢。更東至竟陵，以為南郡。燒墓夷陵，襄王兵散敗走，遂不復戰。東北退保於陳城，而江陵之郢，不復為楚所有矣。秦又赦楚罪人而遷之東方，屈原亦在罪人赦遷之中。悲故都之雲亡，傷主上之敗辱，而感己去終古之所居，遭讒妒之永廢，此《哀郢》之所由作也。”可見，最早明確提出“秦破郢都”說者，乃系汪瑗，而非王船山。

　　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說：“《哀郢》的一篇，應該從王船山說，是襄王二十一年楚為秦兵所敗，郢都為秦白起所據，‘東北保於陳城’時做的。”在這裡，王船山成了“秦破郢都”說的首倡者。所以郭沫若說：“應該從王船山說”。這種“概括”，與王船山原著內容出入很大。王船山在《楚辭通釋·哀郢》篇中解釋“東遷”時只是說：“頃襄畏秦，棄故都而遷於陳”。既無《哀郢》作於襄王二十一年“秦破郢都”之說，又無“東北保於陳城”一語。令人遺憾的是，自從郭沫若將王船山的楚頃襄王“畏秦遷陳”說解為“秦破郢都”說之後，所謂“王船山說”便成了《哀郢》研究中頗有影響的“一家之說”。此後，跟隨“王船山說”者也不乏其人。

透過以上梳理和辨析，可以看出“秦破郢都”說的來龍去脈，即：朱熹是謹慎的暗示，汪瑗是首倡者，王船山是頭戴“桂冠”的不知情者，郭沫若則是誤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