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同屬於“唐宋八大家”，他們創作的各體散文也在文學史中佔據重要的地位。“三蘇”的文章在展現個性的基礎上具有近似的風格，又包含了較多同類且具有傳承性的知識內容，由此構成了“蘇學”這一在宋學脈絡中具有重要作用的知識體系。在“三蘇”的散文中，為數眾多的史論文章是展現蘇氏父子知識結構與學術觀點的代表，也是後世讀者感知、評價“蘇學”的重要載體，足以引起我們的重視。
一 史論文概說以及“三蘇”史論的基本內容
在中國古代散文的文體類別中，史論由史書中的論贊部分脫胎，發展成熟後成為“論說”文的一種。南朝時期，《文選》中即已包含“史論”這一文體，其入選篇目均為史部著作中的論贊篇章或段落，包括班固《漢書》中的《公孫弘傳贊》、幹寶《晉紀》中的《論武帝革命》和《總論》、范曄《後漢書》中的《二十八將傳論》《宦者傳論》《逸民傳論》以及沈約《宋書》中的《謝靈運傳論》和《恩倖傳論》。此外，《文選》中的另一文體“史述贊”也和“史論”具有同類屬性。《文心雕龍·史傳》篇寫道“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詮評昭整，苛濫不作矣”（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卷四，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286頁），可知勸誡、評論屬於史著中用以展現著者觀念、立場的有機部分。同時，此書於《論說》篇亦稱“辨史，則與贊評齊行”（《文心雕龍注》卷四，326頁），可知在齊梁時期，已有相當多的論說文承擔辨析、評價歷史的功能。唐代，劉知幾《史通》中亦包含針對“論贊”文的述評，稱“夫論者，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可見至唐代，史論文數量已相當豐贍，篇幅也越來越繁長。柳宗元的《封建論》及《非國語》等文章，都是影響頗為深遠的史論文。
宋人具有強烈的著史、評史意識。北宋一代，產生了史學類書《太平御覽》，斷代史著《新唐書》、《新五代史》和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眾多士人的文集中均包含對歷史觀念、歷史朝代、歷史人物進行專門論述、評析的文章。在唐宋八大家的宋六家中，歐陽修《正統論》《春秋論》等文，王安石《王霸論》《伯夷論》《書〈刺客傳〉後》等文均屬於史論，曾鞏《戰國策目錄序》《新序目錄序》《南齊書目錄序》等文雖不屬於“論”體，但也清晰表達了他對於歷史的認知和態度。和他們相比，“三蘇”文章中包含的史論文數量更多，內容也更豐富，且具有相當的體系性。
“三蘇”的史論文章，按照題目及內容可以分為如下四類。
第一類是關於某歷史人物的討論。這是“三蘇”乃至宋代史論中最為常見的一類文章，包括蘇洵《孫武論》《子貢論》《項籍論》《高祖論》等文，蘇軾《子思論》《孟子論》《諸葛亮論》《韓愈論》《漢武帝唐太宗優劣》等文，蘇轍《歷代論》組文（五卷）四十五篇中絕大多數（四十三篇）為歷史人物論，時間跨度起自堯舜，訖於馮道。
第三類是關於某歷史事件、現象或觀念的討論。針對具體歷史事件進行評述的，包括蘇軾《論鄭伯克段於鄢》《論取郜大鼎於宋》《論春秋變周之文》等。針對歷史現象進行評論的，有些涉及兵政史，如蘇洵《審敵》，蘇轍《歷代論》中的《兵民》《燕薊》等；有些涉及儒學學術史，如“三蘇”均撰寫過的《易論》《禮論》《書論》《詩論》《春秋論》等。針對歷史觀念進行討論的，包括蘇軾《王者不治夷狄論》《正統論》《大臣論》《續歐陽子朋黨論》等。
第四類是關於歷史寫作原則、方法和意義的討論。這類討論已經超越對歷史當中任何元素的認知和評價，而將考察、反思的視角直接指向了歷史本身，探討歷史應發揮何種作用、如何書寫歷史等問題。這類文章包括蘇洵《史論》、蘇轍《古史原敘》等。後兩類文章都具有更明顯的學理特性，體現了“三蘇”對史學的獨特見解和更為深邃的學術思維，“蘇學”知識體系的特色和價值也由此得到更加清晰的體現。
二 “三蘇”史論文的基本要旨
“三蘇”的史論文章有著不同的寫作背景和意圖。有的屬於應試的答卷，例如蘇軾《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儒者可與守成論》等，有的屬於參加科考之前的進卷文，例如蘇軾《秦始皇帝論》《漢高帝論》《魏武帝論》，蘇轍《漢論》《三國論》《晉論》等，有的屬於私人的著述，例如蘇洵《權書》組文、《六經論》組文及《史論》，蘇軾《東坡志林》中的筆記，以及蘇轍《古史》與《歷代論》組文等。不同文章具體寫作意圖、性質的區別，也決定了“三蘇”史論文具有多種型別的立意與論述側重。我們可以將這些文章的基本要旨分為如下三類。
東坡畫像石
第一類，是從現實角度對歷史現象、問題提出新說。
歐陽修在為蘇洵所作墓誌銘中稱許其學術特色和成就為“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歐陽修《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902頁）。可知，歐陽修認為蘇洵最主要的治學特色在於對古代各類知識在深入鑽研的基礎上加以反思，從而提煉出屬於自己的認知和結論，且具有較為深刻的學理性。正如歐陽修所說，蘇洵對歷史問題的精研與思索，首先體現在他對六經的獨到理解上。
《六經論》是蘇洵寫作的一組文章，闡釋了他對於《易》《禮》《樂》《詩》《書》《春秋》六部儒家典籍產生緣由和歷史意義的理解。蘇洵認為，《易經》的形成，源於古代聖人為維繫禮制和秩序權威的永續性而有意打造的神秘感：
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爻，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為之幽也。（蘇洵《易論》，曾棗莊、金成禮箋註《嘉祐集箋註》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43頁）
經由蘇洵的解讀，《易經》的神秘性是古代“聖人”在觀察自然規律後建構、塑造出來的，也就屬於統治階層為維繫等級、教化秩序而創造並利用的文化工具。帶有玄妙色彩的《易》具有這樣的屬性，表達明晰的《禮》的作用則更加直接。蘇洵認為，“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蘇洵《禮論》，《嘉祐集箋註》卷六，148頁）。“古之聖人”透過自身的垂範，藉助人們普遍存在的羞恥心和習慣成自然的無意識，將人們對待君父兄必須遵從的禮儀逐漸穩定、固化。音樂則以相對神秘、柔和的方式輔助“禮”的功能，“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蘇洵《樂論》，《嘉祐集箋註》卷六，152頁）。《詩經》的作用則在於針對人的“好色之心”和“是非不平之氣”做更進一步的疏導，“《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蘇洵《詩論》，《嘉祐集箋註》卷六，155—156頁）。此外，蘇洵表示《尚書》與《春秋》都體現了古代聖人在不同客觀形勢之下采用的不同教化模式，貫徹了權變的思想，即“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蘇洵《書論》，《嘉祐集箋註》卷六，158頁）。《春秋論》認為孔子選擇以魯國史官話語為自己代言，是由於魯國具有周公後裔、能夠“假天子之權”的特殊身份，也就足以使自己的是非標準與價值判斷具有了“天下之公”的權威性。（蘇洵《春秋論》，《嘉祐集箋註》卷六，162—164）。總之，蘇洵從統治者維繫秩序、實行教化的維度闡釋了六經的現實意義，著重挖掘了六經在具體的歷史背景下對於社會“治亂成敗”的作用，特別是聖人為順應時局變化而採用的權變因素。這一解讀路數和既往的哲學、道德視角有明顯的區別，也帶有更為顯著的“蘇學”特色。《宋元學案》也將此六篇文章作為《蘇氏蜀學略》的綱領（參黃宗羲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九九，中華書局，1986，3276—3284頁）。
蘇軾的史論文也針對史學中的重大或熱點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新說。例如，對於乃師歐陽修的《正統論》，蘇軾在認可的基礎上也有所修正。他認為“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名耳”，這一概念僅僅是反映客觀現實的一種稱謂，不應被賦予過多的道德與文化內涵，即“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為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為無益”，從而淡化了“正統”原本具有的王道意味。這是他和歐陽修對“正統”理解的區別，即“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蘇軾《正統論》，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四，中華書局，1986，122頁）。在《續歐陽子〈朋黨論〉》一文中，蘇軾在列舉、論析前代諸多事例後指出對待小人結成的朋黨要採取安撫、化解的策略，“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相反“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也”，極容易招致“奸臣復熾，忠義益衰”的慘劇（蘇軾《續歐陽子〈朋黨論〉》，《蘇軾文集》卷四，129—130頁）。與歐陽修《朋黨論》相比，蘇軾此文更多關注如何在現實層面處置“朋黨”的方法問題。在對歷史人物的評析上，蘇軾也較多以冷靜的視角探究他們成敗結局的現實原因，例如認為曹操“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蘇軾著《魏武帝論》，《蘇軾文集》卷三，83頁），指出諸葛亮“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蘇軾《諸葛亮論》，《蘇軾文集》卷四，112頁）。這些文章都擺脫了道德、情感立場的侷限，試圖從“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中探索、總結可用之於當下的經驗。這一著眼現實的思考模式也是“蘇學”特色的鮮明體現。
第二類，是以歷史人物或事件為切入點，引發對其他問題的探討。
這類文章大多屬於蘇軾、蘇轍早年寫的進論。它們大多以“某某論”作為標題，但題目中的歷史人物或朝代僅僅是引入話題的由頭；全文並不一定以評論歷史人物、朝代為主旨，其寫作意義更多在於闡述某種觀念或學術論點。有些文章的要旨之間存在較為密切的關聯。例如《留侯論》的主旨是論述志向遠大者要有節制自己心性、言行的超常能力，即“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蘇軾《留侯論》，《蘇軾文集》卷四，103頁）；《賈誼論》則由賈誼抑鬱早逝的遭遇入手，從反面論述了忍耐逆境、等待時機的重要性，稱“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蘇軾《賈誼論》，《蘇軾文集》卷四，105頁）；《晁錯論》《霍光論》的立論亦均著眼於士大夫立身、立功的氣節與胸懷問題。蘇軾亦有多篇史論涉及哲學見解，例如透過《荀卿論》說明孔子“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在此前提與參照下以荀子學說為例，說明“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的危害（蘇軾《荀卿論》，《蘇軾文集》卷四，100—101頁）；《韓非論》則梳理了老莊“欲置天下於無有”思想與商鞅、韓非“敢為殘忍而無疑”理念的邏輯脈絡，得出“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的結論，再次闡明“天下之亂”出自“異端”的主張（蘇軾《韓非論》，《蘇軾文集》卷四，102—103頁）。而《子思論》《揚雄論》與《韓愈論》均屬於針對性善、性惡論之爭議而展開的討論，蘇軾在這些文章中反覆論證，作為本體的“性”是產生一切慾望、情感的自然與原初狀態，與作為道德標準的善惡觀念並無直接的關係，由此認為揚雄“善惡混”的說法弊端在於“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為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同時指出韓愈的將喜怒哀樂、仁義禮樂歸之於情，從而與性割裂的認知也墮入誤區，是“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蘇軾《揚雄論》，《蘇軾文集》卷四，111頁）。蘇軾在這些史論文中比較詳盡地闡述了對於性、情的感知，也和《東坡易傳》中傳達的性無善惡的觀念相呼應，他的基本哲學思想也在這些文章中得到清晰體現。蘇轍的《進論》組文也有類似的寫法。多篇文章雖以朝代論為標題，但其主旨在於闡述具體的觀念。例如《漢論》主要論述鞏固君權對於維繫統治的作用，《唐論》主要論述如何把握兵權的內外平衡。由此可知，“三蘇”史論文的要旨有時不侷限於對歷史現象的論述，而指向更為深遠的學術命題，從另外的角度展現了“蘇學”的特色。
清·馮繪《三蘇圖》
第三類，是闡述對於史書寫作的基本看法。
蘇洵有三篇組文直接以《史論》命名，闡述的內容就是對史書寫作意義、原則與得失的看法。在上篇中，蘇洵認為歷史著作應該為經學著作提供的價值判斷標準提供事實的依據，因“經以道法勝”而“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蘇洵《史論上》，《嘉祐集箋註》卷九，229頁），經史著作相輔相成方可發揮教化的作用。蘇洵進而以《史記》《漢書》的經驗論證，傑出的史著繼承《春秋》的勸懲功能，要透過“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的四種方式，即“隱而章”“直而寬”“簡而明”“微而切”（蘇洵《史論中》，《嘉祐集箋註》卷九，234頁）。然而，對於“前四史”的缺憾，蘇洵也做了剖析和批評，他認為《史記》的疏失在於雜用前代史料，而《漢書》對《史記》的內容有較多的蹈襲，《後漢書》與《三國志》在品評人物、確定體例時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因此在慨嘆“史之才誠難矣”同時也表示“後之史宜以是為監，無徒譏之也”（蘇洵《史論下》，《嘉祐集箋註》卷九，2 39頁）。蘇轍更進一步指出司馬遷“其為人淺近而不學，疏略而輕信”，因而在選擇、採用史料中出現諸多謬誤。為彌補這些錯漏，蘇轍以“因遷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記伏羲、神農訖秦始皇帝”（蘇轍《古史原敘》，《四庫全書珍本·古史》，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敘”1—2頁）為原則和內容寫作《古史》，作為對《史記》的修正及擴充。因此，“三蘇”的史論文章所呈現的不僅是對歷史現象的感發，還有對於史學和史著的整體認知。對史學的系統思辨，也構成了“蘇學”在宋學體系中的基本特色。
三 “三蘇”史論文的歷史影響
“三蘇”的史論文得到了後世文章選本的高度重視。南宋時出現的一百卷本《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中，論體文佔據了三十二卷，僅歷史人物論即包含二十卷，此外在“策”“史評”等文章中亦包含諸多史論，包括蘇軾《東坡志林》中的“史評”和蘇轍《古史》的序言和幾乎全部論贊。南宋其他的散文選本（諸如《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和《東萊標註三蘇文集》），以及明代茅坤編選的《唐宋八大家文鈔》在擇錄“三蘇”文章時，也選擇各種史論文作為他們主要的代表作品。
對於“三蘇”著力探討古今人物成敗得失的治學理路，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從道學視角出發，提出了明確的批評。其中原因頗為複雜，既包括朱熹與“蘇學”理念的分歧，也蘊含朱熹對於史學本身的態度。朱熹曾表示“史學者記得事卻詳，於道理上便差”，他認為包括《左傳》《史記》《漢書》在內的歷史著作都有類似的問題，稱“《左氏傳》是個博記人做，只是以世俗見識斷當它是，皆功利之說”“如遷、固之史，大概只是計較利害”（黎靖德《朱子語類》卷八三，中華書局，1986，2151—2152頁）。對於“三蘇”史論，朱熹最為認可的是蘇轍的《古史》，他讚揚道“近世之言史者，唯此書為近理”，但仍然批判“大抵不知天命人心為義理本原之正，而橫斜曲直，唯其意之所欲”，認為這類“蘇氏膏肓沉痼之疾，凡其父子兄弟少日之言，若此類者不可勝舉”（朱熹《古史餘論》，《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二，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2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3500頁）。然而在南宋時期，以張栻、呂祖謙、陳亮、葉適等人為代表的南宋浙東理學家同樣熱衷於史論文的寫作。他們對於歷史人物、事件的評價雖然有別於“三蘇”，卻也能發現一些類似的理路。例如，陳亮《酌古論·魏武帝》與葉適《莊子》的主要論點，都類似於蘇軾的相關表述；張栻對霍光以及東漢黨錮之禍的評論，以及呂祖謙對蕭望之的議論，也都和蘇轍在《歷代論·漢昭帝》及蘇軾《霍光論》中的觀點近似。由此可知，儘管“三蘇”史論文的許多觀點與理學主流思想多有牴牾，但“蘇學”對於南宋浙東儒學學者知識結構的形成仍發揮了較為重要的作用。以史論文為主要代表的“三蘇”散文在他們的作用下被建構為經典，其中也包含了這一一脈相承的學術因素。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本文刊於《文史知識》2020年第12期“古典文學漫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