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虹

韓愈是我國唐朝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教育家，同時也是頗有建樹的政治家。他出生於一個累世官宦的書香之家，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服膺孔孟，崇信儒經，並以儒家“道統”繼承者和捍衛者自居，年少時便立下欲“自振於一代” 的鴻鵠大志。思想上，他“抵排異端，攘斥佛老” 希望透過恢復儒家的正統地位，維護唐王朝的統治秩序；政治上，他提倡“仁政”，反對暴虐，抵制藩鎮割據，堅決維護國家政權的統一；文學上，他是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反對華而不實的六朝以來駢偶文風，主張“文以載道”“不平則鳴”，其“以文為詩”詩歌體裁的創新形式，對宋詩創作的影響極大。韓愈無論是作為“抵排異端，攘斥佛老”的衛道者，或是被譽為“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 的千古名人。他的一生，始終踐行著其“志欲幹霸王” 遠大志向。正是他所具有的敢為人先、勇立潮頭的精神和氣質，使得他在權居高位時，能在同一時代的臣僚中放射出獨特耀眼的光芒。

一、攘斥佛老，抵排異端，捍衛儒道

“攘斥佛老，抵排異端” 是韓愈復興儒家正統思想的指導思想，他認為佛老是“夷狄”之教，主張力排盛行的佛老二教，希望透過捍衛積極入世的儒家文化，來維護國家的統治秩序。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憲宗遞迎佛骨入宮，掀起了京城的佞佛狂潮。“王公士人奔走膜拜，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系路”，民眾亦是“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仿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 ，甚至欲“以身供養”來表示對佛的虔誠。大規模的事佛活動，不僅使得百業廢弛、人心渙散，更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影響到國計民生，這對於大亂剛過亟需撥亂反正、休養生息的政治經濟局面更是帶來了極大的衝擊。

面對唐王朝 “官吏不之制，紛紛聽其然” 的態度，韓愈卻毅然挺身而出、逆流而上，高揭排佛衛道的大旗，冒死呈上《佛骨表》，犯顏諫阻憲宗佞佛。文中他痛斥了佛之不可信，更列舉了自東漢以來，帝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事佛求福，乃更得禍” 等事例，希望憲宗能引以為戒。由於《佛骨表》過於尖銳的措辭，不但未能說服憲宗，反而因批逆龍鱗惹來殺身之禍，幸裴度等眾臣求情援救，才免於一死，改貶為潮州刺史。雖然，韓愈忠言直諫的義舉，是以其遠貶蠻荒海隅而告終，但他以儒家的學術淵源來化解佛教對儒家文化的蠶食的思想，為後世開闢了以道排佛的先河，對後來宋儒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解決藩鎮割據問題絕不苟且，誓死捍衛中央集權的統一

唐王朝經歷安史之亂過後，朝廷內部宦官亂政，藩鎮勢力惡性膨脹，政治上內憂外患，中央集權進一步被削弱，這個時期的主要社會矛盾是國家統一的中央集權同割據的地方勢力之間的鬥爭，韓愈作為一名官員所日思夜慮，併力圖解決的問題，即是維護中央集權統治，確保社會安定，使人民免除災禍的侵襲。其宦途生涯中，奮不顧身抵制藩鎮割據的事例比比皆是。

元和五年（810），河北四鎮節度使在洛陽都設有留邸，邸內多潛藏兵卒和罪犯。當時的節度使獨攬一方軍政財權，不受中央政令管轄，對國家統一、社會安定造成了極大的威脅，而各級官員畏懼藩鎮勢力，都不敢過問，姑息放任。韓愈任河南縣令時，注意到藩鎮擁兵自重、驕揚跋扈問題的嚴重，便暗中部署，準備用強制手段予以取締，並呈報上司，不料竟因上司膽怯阻撓而中止。四年後，淄青節度使李師道果然策動留邸潛藏的數百名武士在東都洛陽肆行燒殺，發動暴亂，幸為防禦使呂元膺及時鎮壓，方未釀成更大禍亂。

元和十年（815），淮西吳元濟反叛，韓愈始終以維護國家的統一安定為旨歸，堅持討伐叛軍，建議招募義軍、彰明賞罰等建議。然而執政者的態度與韓愈相左，韓愈的許多具有長遠眼光的建議不但不被採納，反而被降職為太子右庶子。穆宗長慶元年（821），鎮州兵變的危機形勢下，唐穆宗“擇廷臣往諭，眾粟縮，先生勇行”，只有韓愈勇敢受命，欣然收詔上道，“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 ，兼程而進，急赴鎮州，親自到鎮州叛軍軍營進行調停，孤身直入鎮州叛營，“勇奪三軍之帥” ，不僅說服了叛軍聽命朝廷，還解了“深州之圍”，令舉國震驚！

三、審時度勢，提倡“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的施政理念

中唐時期，由於政治腐敗、時局動盪，因戰亂無家可歸而流離失所的、因食不果腹被迫棄子逐妻的、因社會動亂而淪為偷奪搶掠的比比皆是，一派民不聊生的景象。嚴峻的社會現實下，迫使具有“自振一代”精神的韓愈意識到，不得不對國家和社會的治理模式進行認真反思。韓愈深知亂世之中國家的復興有時光靠仁義說教是蒼白無力的，客觀上更需要有強硬的政令刑罰來平亂抑暴，因此，在《潮州請置鄉校牒》中，韓愈提出了“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也”的觀點，表達了他對德治、法治關係的新見解：治理國家，政刑是不可少的，可使民眾免於罪罰，從而保證社會的安定。他希望透過這種道德至上的約束與政刑上的威懾，使社會建立起以仁義道德為引導、以禮樂政刑為規範的治理機制，以此維護社會安定、國家統一。這一思想較之儒家“道德至上”的傳統德治觀念，可以說已經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在韓愈治潮過程中，其“以德禮為先輔以政刑”的思想已有所體現。以“為民驅鱷除害”為例，對於殘暴的鱷魚，韓愈並沒有立即採取強硬的手段進行捕殺，而是設壇祭鱷，宣《鱷魚文》勸戒鱷魚“南徙於海”，還給予了七天的期限，如果鱷魚仍然“冥頑不靈”，韓愈才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其中也表達了韓愈對惡勢力的一種態度，即德治為先，法治為輔，刑罰則是德治失效後的最後一道防線 。

此外，韓愈在潮州釋奴一事，也盡顯其以德為先的風範。唐律明確規定不準販賣奴婢，沒良為賤。早在元和四年，李絳、白居易就曾向朝廷上奏“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為奴隸，乞嚴禁止”。但地處邊遠的潮州，販賣奴婢的陋習仍相當突出，韓愈在潮州也解決了人口販賣的陋習，據他的學生皇甫湜在《韓文公神道碑》中就介紹了：“貶潮州刺史……掠賣之口，計庸免之，未相計值，輒以錢贖。及還，著之赦令”。即人質為債主做工，當工錢和債款相當時，人質便應放歸，當兩者差距太大時，則由官府“以錢贖”，及至人質歸還了，便立以正式的契約文書為證，毋使反悔。韓愈此舉，比起其他地方官佐對奴隸問題採取“乞嚴禁止”的斷然措施的做法，又盡顯其德治為先法制為輔的風範。

四、突破選官制度瓶頸，以“惟器是適者”為用人準則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古往今來，不論是歷經哪個朝代的歷史更新、社會進步的程序中，都離不開人民，更離不開人才。引才納賢一直都是國家獲得強盛的根本，古有劉備“三顧茅廬”而請諸葛亮出山的典故，直射出人才對國家、社會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而韓愈畢其一生，都以無比的熱情和深邃的思考對人才問題以加探索。

一方面，他提出了千里馬和常馬應該分別對待的觀點，“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間，且欲於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指出千里馬在獲得適當的待遇後即能千里騰躍，人才就像千里馬，在得到展現才華的平臺時就能千里騰躍。

另一方面，韓愈認為用人者應“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正如他在《進學解》中所打的比方，既生動又有趣“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透過打比方的句式， 形象地指出建造房子需要用到的各類構建，他們有大小之分，作用不同之分；藥劑由各種成分的藥材組成，不同藥材起到各自的調和作用。透過打比方的方式很好詮釋了“故凡貧賤之士，必有侍然後能有所立”這句話。用人者若能廣納賢才，兼收幷蓄，只要給人才安排適當的官職和位置，使之能充分展現自己的才華。自然能使社會上的每個人，在適合自己的崗位上盡職盡責恪守自己的社會定位。

韓愈破格錄用趙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唐朝時期，考中進士，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資格，但還不能直接為官。要想步入仕途，還得透過吏部主持的博學宏詞科的選官考試。相傳趙德是唐代宗大曆十三年進士，然而當韓愈刺潮時，趙德只是“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 的一介草民。韓愈刺潮後，發現了“沉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 的趙德，便毅然舉薦他為海陽縣尉，專主持州學，以督學風，以此改變州學停辦已久，致百餘年來無士人赴京考取功名的落後狀態。韓愈敢於突破當時的選官制度，啟用當地有識之人來主持州學，使得潮州的文教事業不因主管官員的變遷而受到不應有的影響。此舉足以證明，量才錄用、唯器是適的用人方法更有利於地方文化的長久發展。

五、 恪盡職守，居其位思死其官

元和四年，韓愈任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兼判祠部員外郎期間，獨自主持祠部工作，“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譁眾以正浮屠” 。可新上任的上司東都留守鄭餘慶卻不敢得罪朝廷派來的“功德使”，反而避之唯恐不及，這跟位居卑職的韓愈“獨判祠部二年，日與宦者為敵” 的作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又如元和五年，韓愈任河南縣令，他得知河北四鎮節度使在洛陽都設有留邸，邸內有潛藏兵卒和罪犯，韓愈擔心他們擁兵自重，威脅朝廷政權，便暗中部署，準備用強制手段予以取締，當他將其計劃呈報上司時，膽怯的上司因畏懼藩鎮勢力，並不支援韓愈的計劃。果然四年後，淄青節度使李師道策動留邸潛藏的數百名武士在東都洛陽肆行燒殺，發動暴亂，幸為防禦使呂元膺及時鎮壓，方未釀成更大禍亂。韓愈以其“居其位思死其官”的從政風格，忠於職守，敢作敢當，這和居高位卻膽小怕事、不敢擔當的上司相比，更加突出他英勇無畏，居位死官。

韓愈堅守“居其位思死其官”的從政準則，還表現在無論是位居高官還是淪為貶官，仍能恪盡職守，以民為本，造福地方。這與“大官謫為州縣，薄不治務，先生臨之，若以資遷”的其他貶官又形成鮮明的對比。

貞元九年，關中大旱，京兆尹李實為了討好唐德宗，一味壓下諂上，封鎖訊息，報喜不報憂。而現實是天災加人禍，人民生活困苦萬狀。韓愈向德宗遞交了《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飢狀》，說明事實真相，請求朝廷減免賦稅。卻被佞臣反誣，被貶至“天下窮處”陽山，韓愈任陽山縣令後，以愛民之心施政，“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命其子” 。又如元和十四年，“皆雲：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焚頂燒指老少奔波” 之際，他冒死上奏《論佛骨表》，卻因招罪被遠貶潮州，在潮州短短八個月內，有驅鱷、釋奴、勸農、興學之貢獻，至今為潮州老百姓所津津樂道。後來，韓愈在袁州任職期間，也大力興辦書院，倡導務實文風，使袁州學風日盛，遂贏得了“江西進士半袁州”的美譽。

韓愈在其僅有20餘年的仕宦中，曾貶謫陽山、遷江陵法曹參軍、改授東都員外郎、任河南縣令，刺潮州、移袁州，仕宦三番五次沉浮，但始終不泯其“自振一代”之志，終於以其忠誠和才智傲立於朝野，成為後人推崇備至的集大成者。作為朝廷高官，他既能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為維護大唐統一而鞠躬盡瘁，作為地方父母官，他又能置身社會，維護社會底層人們的利益，他的為人之德、從政之風、都值我們學習和效仿。此外，其堅定的愛國主義情懷、英勇無畏的奉獻精神、愛才護才的用人觀點、德禮為先的施政理念、他崇高的形象和巨人般的思想，都是需要後人繼續深入研究和學習的寶貴精神財富。

參考文獻：

劉雲山.推動形成實現中國夢的強大精神力量.黨建,

童第德.《韓愈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

梁苑慧.周瓊.試論韓愈“以儒德治國”思想的形成與發展.蘭臺世界

曾楚楠.《韓愈在潮州》.文物出版社

孫昌武.《韓愈散文藝術論》.南開大學出版社

柯萬成.《韓愈事蹟詩文編年》.文史哲出版社

屈守原.常思春.《韓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學出版社

（作者系潮州韓愈紀念館工作人員）

製作：童達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