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經典“十三經”中，《孝經》是較為古老的一部。據《漢書·藝文志》，漢文帝時，“《論語》《孝經》皆置博士”。“置博士”就是在大學裡設專科教授。可知西漢初《孝經》已經廣泛流傳並受到推崇。
《孝經》託名於孔子的弟子曾子所作。其書本文與先秦古籍相因之處很多，如《孝經·三才章》的“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明顯襲用《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裡的句子，只是把其中的“禮”改成了“孝”；《左傳》宣公十二年的“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孝經·事君章》中與之相同；還有僅改動個別詞句者。《孝經》也有襲用《孟子》的地方，對此，清人陳澧進行了對照研究，在他的《東塾讀書記》中已經一一指出。將《荀子》與《孝經》對照，則發現《孝經·諫諍篇》大多襲自《荀子·子道篇》，其中有些字句不是完全相同，有的只是提取了基本意思，然後根據需要添加了可用詞句，但承襲的痕跡還是很明顯的。從這些情況可以看出，《孝經》的成書應該在《左傳》及《孟子》《荀子》流行之後。
那麼，《孝經》最晚成於何時呢？經過查詢，發現最早引用《孝經》的文獻是《呂氏春秋》，該書的《察微篇》記：“《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這段文字明確指出引自《孝經》，並且的確與今本《孝經·諸侯章》文字完全相同。此外，《呂氏春秋·孝行覽》曰：“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這段文字與《孝經·天子章》雖有個別的字不同，但也很有可能引自《孝經》。因此清人汪中《經義知新記》認為：“《孝行》《察微》二篇並引《孝經》，則《孝經》為先秦六書，明。”秦始皇統一前，呂不韋集門客作《呂氏春秋》，而當時《孝經》應該已經流行。
《孝經》是一部論述封建孝道、孝治和宗法思想的著作。全文不足1800字，分十八章，是“十三經”中最短的一篇。《孝經》繼承西周尤其儒家提倡孝德的衣缽，不僅把孝看作宗法道德規範的核心，而且把孝的地位和作用拔高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孝經》第一章就假託孔子表明了孝在各種道德中的地位，認為孝為先王的至德、要道。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並把孝抬到了“天經地義”的高度，認為天地之間以人最為尊貴，而人的行為最高尚者莫過於孝了，即使是聖人，他的人倫美德之中，也不會有加在孝德之上的。因此，孝統率諸德，是倫理道德規範中的至高至上者，萬萬動搖不得，否則就是最大的罪惡，所以說“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如果“不孝”就應該受到最重的刑罰。
那麼，怎樣才算是孝呢？《孝經》概括說：“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事親就是要愛親、敬親。自己的身體髮膚是從父母那兒得到的，它們還屬於父母，並非己有，不能隨便損壞，這是孝的最基本的要求。而對父母本人，更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似地服侍，在平時飲食起居的照料過程中要表達出自己對他們的尊敬，贍養他們要使他們快樂，他們病了自己要表現得憂慮、擔心。即使他們不幸死了，做兒女的還要繼續表達孝心，服喪時要表現得哀婉、痛心，祭祀祖先時更要嚴謹、肅穆。總之，應當一切聽從父母的，一切以父母的意志為轉移。
《孝經》概括了先秦儒家關於孝和忠關係的理論，把“事君盡忠”歸納到孝的範圍內，認為“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子就如同君臣，事親就能事君，“以孝事君則忠”，而“忠可移其君”，這樣忠孝一體。也就是說，孝不僅是家庭成員對家庭必須履行的義務，也是人們作為社會成員必須履行的責任。反映了中國社會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宗法家長制與君主制的統一性。
所謂“終於立身”，《孝經》說：“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以上所作的事親、忠君，都是為了留名後世，顯耀父母。“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只有不辱沒父母，才是全孝，所以“孝子”追求最終立身，其一行一動都應從孝敬父母出發，使他們後世顯名。中國人喜歡追溯名人的先世先祖，從這點來講，應該是有道理的。
《孝經》還進一步把孝等級化，提出所謂五等之孝：天子之孝、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對不同等級的人，孝的內涵和要求也不同，只有恪守其位，各盡其道，做到“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才能“民用和睦，上下無怨”，達到先王“以順天下”的目的。其中著重強調的是“天子之孝”，並從而推衍出“以孝治天下”的主張。所謂“以孝治天下”，其實質是使天下都心悅誠服地服從統治者，統治者以孝教化民眾。
在“十三經”中，《孝經》是唯一一部在成書之初就以“經”來命名的。它宣揚孝道，倡導“以孝治天下”，適應了君主專制統治的需要，因此受到了歷代統治者的青睞和尊崇。漢代就標榜“以孝治天下”，自惠帝以下，諡號中皆加一個“孝”字。後來，梁武帝、唐玄宗、清順治、雍正等還親自參與對《孝經》的註疏，因此2000多年來，“孝”成為支配人們行為的準則和評判人德行的標準，在我國古代社會生活中留下了極其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