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楚國的春申君任命荀卿為蘭陵令，蘭陵在今山東臨沂蘭陵，令是縣令。

荀卿，就是先秦諸子之一的荀子，他是儒家學者，有《荀子》一書傳世。孔子是春秋時儒家的創始人，當時衛靈公曾向他詢問用兵的事情，他回答說：

行禮的俎豆之事，我曾學過，至於用兵打仗的軍旅之事，我沒有學過。

第二天孔子就離開了衛國。

後人根據這條記載，認為孔子與儒家不關心用兵打仗的軍旅之事。所以，看到儒家的荀子在趙王面前與人討論用兵之事，就覺得非常奇怪。但據《資治通鑑》的記載，可知儒家學者一樣精通用兵之事。後來在宋代，就有好幾個的地方為了守城，在領軍的將領逃跑之後，而由當地的儒生擔起了率領民眾用兵守城的任務，並出色地守住了自己的城池。人們對此還專門寫成了《守城錄》一類的書，流傳至今。

這也是儒家學者要比某些軍事將領還善於用兵打仗的例項，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儒家學者並不都是迂腐的書生，同樣具有優秀的軍事才能。關於《守城錄》這類書的細讀與解說，我將會另寫文章來做說明。但在這裡，要提醒大家注意，儒家學者當中，早在先秦的荀子時，就已經有了詳備的用兵之學。

當時，是趙孝成王問臨武君：

用兵作戰的要領是什麼？

臨武君回答說：

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察敵人的變化，後發制人，但要事先有所準備，這就是用兵的要術。

荀卿說：

不是這樣。我聽說古代的賢人就說過：用兵攻戰的根本是要統一全國民眾的意志。好比不把弓箭調整好，再高明的射手，像后羿也射不中目標，不把馬匹訓練好，最高明的馭者，像造父也不能駕車行遠。同樣的道理，士民不尊從國君，最高明的君主，像商湯、周武王也不能作戰取勝。所以，善於使民心統一起來的人，才是最善於用兵的人。所以，用兵作戰的要領，是讓全國民眾的意志統一，人心不亂。

臨武君說：

不對。用兵作戰，最重要的條件是形勢與利益，最重要的方法是用變化與計謀。

善於用兵的人，要飄忽不定、忽明忽暗，變化無常，讓人摸不清他要怎麼做。孫子吳起用這種辦法，所以他們無敵於天下，哪裡是要統一民的意志，讓人心不亂呢？

荀卿說：

不對。我說的用兵作戰，是指仁人之兵和王者的意志。你所看重的，只是權謀、形勢和利益。仁人用兵，是權謀騙不了的，那些會被權謀欺騙的人，只不過是怠慢無禮的人和只知崇尚武力的粗人，是君臣之間不能同心同德而暗藏著離心離德的人。

所以，都像夏朝末代暴君桀那樣的人，相互之間用謀用詐，會有巧拙的差別，但要讓像夏桀那樣的人來欺騙像堯這樣的聖賢君王，那就好比是用雞蛋踫石頭，用手指頭攪凉滾燙的開水，其下場只能是像人陷入水火之中，馬上就會淹死或燒乾。

所以，仁人之兵，能做到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對於君，下級對於上級，就像兒子對父親，弟弟對史長，就像一個人的手臂保護他的頭和護衛他的胸腹。

你用欺詐的辦法來襲擊他，這與先讓他驚恐而後攻擊他，是一樣的。最初可能會起一點作用，但到後來，就會遭到有力的反擊，仍然不能只靠欺詐而取勝。

況且仁人帶領方圓十里的國家，他能瞭解百里之外的情況，他帶領方圓百里的國家，就能瞭解千里之外的情況，帶領方圓千里的國家，就能瞭解整個天下的情況。這樣就能使他處於耳聰目明和保持警戒的狀態，君與將領和民眾，全都處於同心同德，團結如一人的狀態。

所以，仁人之兵，無論是集合還是散開，都能保持嚴整的佇列，陣勢延長，就像莫邪寶劍的長刃，踫到什麼都能馬上斬斷，集中攻擊，就像莫邪寶劍的銳利刀鋒，敢於抵擋者，全都馬上擊潰。軍隊紮營時構成圓形，停止行軍就構成方陣，堅如磐石，敢來攻擊者，全都讓它敗退。

況且國君要用兵，又將依靠什麼呢？他所依靠的，只能是他的國民。其國民對國君如果感到親切和喜愛，就像對待父母和喜愛香花一樣。反過來，其國民對國君如果覺得如同被火烤，就會像是仇人。作為人的感情，就是那種極為兇惡殘暴的人，如夏桀、盜蹠（春秋時的大盜），也不會替他所厭惡和仇恨的人去殺自己喜愛的人。這就好比讓人家的子孫去殺害自己的父母，他們一定會把情況告訴父母，又怎能被人欺詐而去殺害自己的父母呢？

所以，國君重用仁愛之人，國家就會日益強盛，諸侯順服者就會平定無事，不順服的就會遇到危險，敵對的國家就會日益削弱，反抗的國家就會最終滅亡。《詩經》中說：周武王乘著戰車，打著大旗，虔誠地拿著大斧，將要征伐邪惡之人，他的氣勢如同烈火熊熊，誰也不敢阻擋他。這就是形容仁人之兵的詩句。

趙孝成王、臨武君說：

你說得好。那麼，再請問：作為國王，想要有這種仁人之兵，又要用什麼方法、怎樣行動才能做到呢？

荀卿說：

凡是國君賢明，他的國家就會得到治理，國君如果不能賢明，他的國家就會大亂。國君按照禮義來治國，國家就會得到治理，不按照禮義來治國，國家就會大亂。

國家得到治理，就會成為強國，國家大亂，就會成為弱國。這是決定一個國家是強還是弱的關鍵。

國君值得民眾尊敬，他的國民就可用來作戰，國君不受國民的尊敬，他的國民就不能用來作戰。民眾可用來作戰，就是強國，民眾不能用來作戰，就是弱國。這是決定國家是強還是弱的關鍵。

國君能尊重有才能的人，國家就強，不尊重有才能的人，國家就弱。國君能愛民，國家就強。不愛民，國家就弱。

國君的政令能做到言必行，行必果，國家就強，政令毫無權威，國家就弱。

國君重視用兵作戰的事情，國家就強。忽視用兵作戰的事情，國家就弱。

號令統一，國家就強。號令不統一，國家就弱。這是國家強弱的關鍵。

他又分析了當時各國士兵的特點：

齊國人重視技擊術，利用技擊在作戰時能殺死一個敵兵，就會賞賜黃金。這種士兵與賞賜制度，如果是小型戰鬥而且敵人脆弱，就能僥倖取得勝利。但若是大型戰役而且敵軍強大，只靠士兵會技擊的齊軍就會渙散而失敗。這就像天上的飛鳥，它們的飛翔沒有一定規律，所以這樣的軍隊作戰能否取勝，是很難預料的。這就是亡國之兵，是最弱的軍隊。與到市場上僱人去打仗一樣，是完全靠不住的。

魏國的武裝士兵，他們的武器裝備和行軍作戰，都按一定的度來安排：他們都穿著三層的護甲，能拉數百斤的強弩，隨身攜帶五十枝箭，還有一支長戈，全身的盔甲，還帶一把劍，又帶三天的糧食，每天可以強行軍一百里。這是魏國士兵必須做到的基本要求，透過測試達到要求的，他家的賦稅就可免除，還由國家發給他家好的田地。

所以，魏國計程車兵不過數年，他們的氣力就衰竭了，而國家給的好處卻不收回，要想改變這種制度，又不容易做到，所以魏國土地雖廣，但國家收到的賦稅卻很少，這是使國家處於危險境地的軍隊。

秦國人，由於環境不如中原，民眾的生計不易，而秦國讓民眾為國家服勞役和出兵作戰又很繁重嚴酷，國家利用權勢，逼著秦國民眾為國家效力，如果不為國家效力，民眾的生計就會更為困難，為此秦國用重賞來吸引民眾為國效力，不聽從的則用嚴刑進行懲罰。這就使秦國民眾只能透過為國家效力而獲得好處，因此就只能透過自己奮不顧身的苦鬥來實現。

秦國用戰功和賞賜來刺激民眾為國效力，作戰中能殺敵斬首五個，就能當上五戶人家的甲長。所以，秦國的辦法能使軍隊長久保持強盛，因此，他們的四代國君都能對外作戰取勝，這不是靠僥倖，而是環境與制度所決定的。

分析了各國士兵的特點，荀子又分析各國軍隊作戰時的優劣，他說：

齊國的技擊之兵，不能與魏國的武裝士兵打，魏國的武裝士兵又不能抵擋秦國的銳卒，而秦國的銳卒又抵擋不了齊桓公、晉文公以禮為重的軍隊，齊桓公、晉文公的軍隊又打不過商湯、周武王的仁義之軍，如果他們遇上商湯、周武王的軍隊，就像烤乾了的東西去踫石頭，一踫就碎。

以上這幾個國家的軍隊，都是為了獲得賞賜金錢田宅計程車兵，實際上就是用金錢來僱傭他們去作戰，完全不懂得用兵作戰的仁義之道。哪個國家能懂得用仁義來練兵作戰，就能讓其他國家都處於危險境地。

所以，一個國家招募選擇士兵，只知道用權勢、計謀和功利的方法，那就是用利益引誘民眾，如果國家用禮義教化來教育民眾，那就能統一民眾的意志，使他們的行動整齊，從而具有最強的戰鬥力。

因此，用詐謀對付詐謀，雙方可能會有巧拙的差別。但要是用詐謀之兵來對付意志統一而行動整齊的軍隊，那就如同用錐子和小刀來挖泰山，根本沒有成功的可能。

所以，商湯、周武王誅殺夏桀、殷紂，只需穩坐中軍帳，指揮畫定，各個諸侯國都會順命服從，戰勝夏桀、殷紂就像殺死一個獨夫那樣容易。《尚書》中的《泰誓》篇把殷紂稱為“獨夫”，就是說的這個道理。

因此，一國的軍隊能夠徹底做到士兵意志統一，全軍行動整齊，就能制服全天下。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這一點，就能戰勝鄰國的敵軍。

至於招募選拔士兵，崇尚權勢與詐謀，用功利引誘民眾為國作戰，這種軍隊的取勝或戰敗，就沒有一定了，一時可勝，一時又敗，國家或存或亡，都是無法保證的。這樣的軍隊，就如同盜匪的兵一樣，君子是不用這種辦法建設他的軍隊的。

戰國士兵示意圖

秦為士兵示意圖

戰國士兵作戰的主要武器：戈

戰國銅器上的水陸攻戰圖

第1部分完，待續第2部分：荀子論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