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金融是現代數字技術與傳統金融服務深度融合的金融業新模式，但由於起步較晚，中國數字金融發展存在立法、監管、糾紛解決機制不完善的問題，這使得在面對數字金融所帶來的技術風險和金融風險時準備不足，是數字金融消費糾紛的誘因之一。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髮展，群眾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投資理財的需求越來越大，數字技術與金融業的深度融合迎合了這一趨勢，金融消費糾紛隨之而來，因此完善數字金融消費糾紛解決機制是目前理論界和實務界都普遍關注的問題。

數字金融消費糾紛指金融消費者利用數字技術，在其進行金融消費或投資過程中所產生的民商事糾紛。

其中數字金融消費者和數字金融服務提供者為糾紛的主體。數字金融消費糾紛兼具消費糾紛和傳統民商事糾紛的特點：首先，雙方法律地位不平等。

數字金融服務提供者擁有更強大的資金實力，更專業的金融知識以及在數字金融技術方面擁有絕對的強勢地位，這些都導致了雙方地位上的不平等較之傳統金融業更加嚴重。其次，主體覆蓋面更廣。

從數字金融服務提供者角度來看，數字金融涵蓋了數字貨幣、數字理財、數字支付等各領域，從數字金融消費者角度來看，數字科技的賦能使傳統金融業與普通消費者的距離不再遙遠。

這兩方面都決定了數字金融消費糾紛的涉及範圍較之普通的民商事糾紛及消費者糾紛更大，更易在糾紛解決不公的前提下發生群體性事件。

再次，數字金融消費糾紛擁有更強的專業性。這一特徵是由數字科技及金融業的屬性決定的，它對裁判者的金融素質及數字技術的知識儲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最後，個案標的小，總量較大。數字金融消費者多為具有一定投資需求但資金實力有限的自然人，使得數字金融消費糾紛呈現出數量大、標的小的特點。

按照傳統金融學的劃分標準，銀行、證券、保險、基金等屬於傳統金融行業，若根據發生糾紛的業務類型對數字金融消費糾紛進行分類，則應包括上述行業在數字領域的業務類型。

具體存在以下幾種糾紛模式：

第一、傳統金融業數字化業務糾紛。

即傳統金融行業藉助數字技術在線上提供服務所引發的糾紛。在數字技術不斷應用於市場經濟的背景下，為便捷消費活動，搶佔更多市場，傳統金融行業也加快業務與技術融合的進程。

如今，傳統金融行業都通過開通線上平臺，手機APP的方式提供在線服務，並已形成成熟的運行模式。若消費者在進行線上金融消費過程中發生糾紛，與線下發生糾紛的法律後果相同。

此類糾紛可以根據不同的傳統金融服務類型進一步細分。

第二、數字支付業務糾紛。

央行在其發佈的《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中明確界定了第三方支付機構的業務範圍，即介於收付款人之間提供網絡支付等資金轉移業務。

第三、數字信用業務糾紛。

數字信用業務的特點表現為去擔保化。實質是運用大數據技術對用戶償還能力進行評估，目前應用較為廣泛的是花唄、借唄、京東白條。

第四、數字貨幣糾紛。

數字貨幣為中央銀行數字貨幣即CBDC，中國、美國、新加坡、瑞典已經開始研發這一新型貨幣形式。中國數字貨幣目前已進入試點階段。

未來，數字貨幣在起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反洗錢、反偷稅漏稅的作用時不可避免的會引發新型數字金融消費糾紛。

第五、數字理財類業務糾紛。

由數字金融平臺作為服務提供者，以基金為對象，滿足消費者投資理財需要。此類業務目前在年輕消費者群體中被廣泛接受，在這種糾紛類型中，金融機構即平臺方是金融服務提供者，與數字金融消費者共同構成法律關係的主體。

傳統金融業本身即具有風險性，當數字科技與傳統金融業融合後，其不確定性增加，風險性提高，數字科技與金融業風險的疊加進而引發了一系列糾紛類型，其中的典型代表有：

第一、因信用風險引發的糾紛。

信用風險是指在交易活動中雙方履約的風險，形成信用風險糾紛頻發現象的因素主要有兩點：一方面，中國還未建立完善的數字金融監管制度，這使得部分不法數字金融產品提供者有了規避法律監管的機會，繼而引發與消費者之間的糾紛。

另一方面，我們目前尚未將數字金融納入到徵信體系，這為實現公平交易、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增加了新的不確定因素。

第二、因技術風險引發的糾紛。

其二為是因數字平臺建設缺乏安全性，存在技術漏洞導致消費者個人信息洩露、資金流失。數字支付為這一糾紛的高發領域，在依法打擊相關詐騙犯罪同時，消費者與平臺之間也會因這類違法犯罪活動增加民事糾紛。

依據行為性質劃分數字金融消費糾紛的類型與雙方主體及金融服務的種類相關。雖然數字金融產品類型龐雜，但是根據其法律屬性來看，數字金融消費糾紛主要分為兩類：其一是違約糾紛，產生這一糾紛的基礎在於雙方之間存在合同關係，這一類型與傳統消費者糾紛並無明顯區別。

另一方面，由於金融交易藉助數字技術進行導致在糾紛解決過程中存在取證和事實認定的困難。數字金融消費糾紛的兩種類型對於解紛機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完善數字金融消費糾紛解決機制時需要綜合考慮這種糾紛的兩種類型。